2019年5月20日任正非接受德國電視一台紀錄片採訪，採訪中記者提及任正非被外界視為中國的喬布斯，對此，認證回應稱，“我不是喬布斯，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他創造了移動互聯網，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

同時，任正非表示，“我在哲學上信奉灰度，信奉妥協，“白”與“黑”之間有一個妥協是灰度。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我們兩個性格上很多不一樣。我沒有他那麼偉大，所以不能叫喬布斯，這不是謙虛，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

採訪實錄精選：

1、記者：任先生，您被視為中國的喬布斯，華為在中國被視為一個偉大的企業，怎麼做到的？

任正非：第一，我不是喬布斯，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他創造了移動互聯網，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我沒有特別精湛的技術，只是提了一桶“漿糊”把十八萬員工粘起來一起奮鬥，他們奮鬥出來的成績就扣在了我頭上。我在哲學上信奉灰度，信奉妥協，“白”與“黑”之間有一個妥協是灰度。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我們兩個性格上很多不一樣。我沒有他那麼偉大，所以不能叫喬布斯，這不是謙虛，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

記者：我們還是可以得出結論，華為是一個全球性的巨人，華為生產設備成為互聯網的骨幹？

任總：是的。

2、記者：您大學時候學的建築工程，怎麼參軍了呢？

任正非：因為周恩來總理引進了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的化纖設備，要調很多地方隊伍建設這個工廠，但是地方隊伍因為文化革命完全混亂了，建設化纖廠的地方生活又非常艱苦，都不願意去。周恩來只好調軍隊去建這個廠，但軍隊沒技術力量，地方上也沒有哪個單位願意出工程師給軍隊，軍隊就把我們這些懂一點技術的“半壇子水”學生重用了。

就這樣，我有幸走入了現代化工程，有幸走入了軍隊。

3、記者：在創業初期，有什麼樣的突破，認為華為的生意是能做成的?

任正非：公司成立初期，我們主要是做代理，幫別的公司賣機器，中間賺一點佣金，慢慢積累到有一、二十個人。經常是汽車到了，我們每個人都像搬運工一樣，扛木箱卸貨到倉庫，客人要貨時，我們再去裝貨。在三十年前，我們是以代理為中心的。

後來，香港鴻年公司跟我們接觸以後，考察了我的個人歷史，找很多人調查我的歷史。當時我還很生氣，他們把過去的一些事講給他們聽後，考察完的結論，認為我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他們就給我授權：“廣州倉庫裡有價值一億的貨物，你可以去提貨。貨物賣了以後，錢可以先周轉一段時間，再還給他們。”他們給我的底價也比較合適，我們通過賣貨物回款，中國當時正在快速發展，很需要這些物品。香港鴻年公司對我們很信任，公司老闆原來是一位很優秀的學者，叫梁琨吾，由於他們的信任和支持，我們開始得到了逐步發展，積累了一部分資金。

4、記者：那時美國應該是您所進入通信行業中蒸蒸日上的國家，您第一次去美國是什麼時候？

任正非：1992年。

記者：我看了您寫的《赴美考察散記》這篇文章，2019年讀這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您對於美國當時有非常多的敬佩之情，而且把自己放在比較弱勢的地位，包括華為的管理。當時您看來，美國是充滿希望、充滿前途的國家，是嗎？

任正非：是的。對於美國的了解，我在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閱讀。當時，解放軍有一個代表團考察了西點軍校，《解放軍報》有對西點軍校的連載描寫，對西點軍校的作風，我的印像比較深刻。所以，我們在早期建設公司時，是學習西點的風格來管理的。當然，我們是一個生產企業，不可能像軍隊那麼不講成本。

我到美國以後，親眼看到了美國是什麼樣了，以前我們沒有出過國門。開放改革以前，我們還以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受難，就我們吃飽肚子，別人沒有吃飽肚子，需要我們去解救，這是當時我們對世界還是這樣的理解。當我們走出國門一看，才發現只有我們才是貧窮的，別人都不貧窮，才知道社會是什麼樣子，思想上有了一個開闊。

第二，我對美國的創新精神、創新機制的推動有很深的感慨。有一篇文章叫《不眠的矽谷》，矽谷人為了奮鬥，在車庫……通宵不眠，當然矽谷今天還是這種精神。我們吸取了一些精神力量，我們也要艱苦奮鬥，也要努力，從簡單開始逐漸走向中高端。

從年輕時候直到今天，我對美國都是很崇拜的。儘管今天美國打壓我們，將來我們重新在“喜馬拉雅山頂”再次相遇時——我把科技高峰形容為喜馬拉雅山頂，美國帶著咖啡、罐頭……在爬南坡，我們帶著乾糧爬北坡——我們在山頂相遇時，我決不會與美國“拼刺刀”，會相互擁抱，終於為人類數字化、信息化的服務勝利大會師了。我們應該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不要這麼狹隘。我們就是因為沒有這種狹隘，才有這麼多客戶信任我們，我們今天是打不死的。希望你過幾年再來參加我們的會議，那時我們再喝一杯慶功酒。

5、記者：你們所處行業第一次的危機在2001年前後，很多西方公司面臨著重大危機，華為當時怎麼挺過來的？

任正非：IT泡沫危機發生時，我們同樣發生了巨大的危機，公司基本瀕臨崩潰了，內外交困。外部來說，我們對客戶負責任的能力低，在IT泡沫時期，大公司把所有好零部件買光了，我們只能買一些差的零部件做了產品賣給客戶。公司內部也出現很大危機，2002年時，內部很多人偷走知識產權、挖走公司的人，去創辦其他的公司。

我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召開了400人的高級幹部大會，學習了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戰爭論》裡面有一句話：“什麼叫領袖？要在茫茫的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來燃燒，發出生命的微光，帶領隊伍走向勝利。戰爭打到一塌糊塗的時候，將領的作用是什麼？就是用自己發出的微光，帶領隊伍前進。”好，現在該我們把心拿出來，照亮隊伍前進，鞏固隊伍信心。

第一件做出的結論，就是把客戶所有的爛設備換回來，要十幾億人民幣，那時我們已經窮的揭不開鍋了，還是要換回來，從此贏得了客戶的信任。第二件事，我們選取了一個很正確的戰略，叫“雞肋戰略”。泡沫經濟時，北電在光傳輸上投入過猛，設備跌價不值錢，如同沒有肉的雞肋。我們選擇了光傳輸這個不值錢的雞肋，別人不做我們來做。我們經過十幾二十年的努力終於做到了世界第一，現在我們在光傳輸和光交換上絕對領先，很難有人短時間再趕上我們。我們現在提出了將來要做光子計算機。所以，我們是及時開了乾部大會，整頓了思想，讓留下來人繼續好好乾，然後選擇了最不賺錢的事，渡過了巨大的危機。

6、記者：儘管您本人對美國充滿了敬佩，現在來看，華為和美國之間有一場持久戰。從2005年開始，美國的一些政客就視華為為危險，您能夠解釋一下嗎？

任正非：美國政客不代表美國，因此我將來對美國的情感還是一如既往。對美國的政客，我也不恨他們，為什麼？他們拿著“鞭子”抽著華為，提醒我們要努力奮鬥，我們只要不努力奮鬥，就會把我們打垮。這點對我們也是有好處的，沒有外部的壓力，內部就缺少動力。

7、記者：中國有多少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認為，其實中國在接受德國文化上還是非常好的，比如宗教改革也是從德國開始的，德國盛產哲學家、音樂家、藝術家……。按理說，一個工業型社會，怎麼能創造出這麼燦爛的人文文化呢？前幾天，國家信產部的部長參觀我們公司時，我專門帶他參觀生產線，講西門子軟件多麼好、BOSCH的軟件怎麼好、達索軟件怎麼好，為什麼？工業互聯網必須是從事工業幾十年的人，把他的經驗變成電子的時候才是工業互聯網，而不是我們搞互聯網的公司變成工業互聯網。我們幫助國家大規模推廣德國的控制軟件，提高生產、提高效率。我們認為，中國和德國之間經濟有極大互補性，中國要發展，德國很多優勢對中國非常好，德國需要中國13億人民的市場。

我去德國斯圖加特，工程院院長帶我參觀一個工學院一年級學生入學，給每個人發一塊鐵、發一個齒輪的圖紙，讓他們用銼刀銼出一個齒輪或者一個軸來，完全用手工做，做出來並不打分，必須裝到減速箱裡，讓汽車開，開完回來檢驗才給打分。所以德國機械工業將永遠無敵於天下，同樣的鋼鐵，德國車並沒有消耗更多，但是價格貴幾倍。

德國很多優質的東西需要一個市場空間去放大，要開展貿易的便利化、自由化。中國改革慢了一點，但是去年開始已經對機械製造產品、工業產品放開門限，降低關稅，有利於進一步發展。中德之間應該更加加強經濟的合作，而不是對抗。所以，我們非常贊成歐洲的觀點，歐洲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沒有那麼多政治目的。中國其實也不會想稱霸，中國還是主要生產中低端產品，中低端產品和中高端產品之間應該有相互的交流。

第二，中國的服務產業落後，我有位朋友生病了，我建議他去兩個地方動手術：德國和美國。德國的醫療這麼高級，這麼發達，德國如果在中國能建立一些醫院，不需要消耗多少人員，就可以把中國賺你的錢，從中國賺回去。

又比如教育，太難拿到德國博士學位了，德國博士是真博士。我們在英國和德國的工廠，大量招德國博士，太優秀了，因為德國教育很嚴格。德國中小學教育，為什麼不在中國發展呢？中國也在開放服務業，這是無菸工業，煙囪不冒煙，就可以把人民幣賺回去，這樣形成貿易對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