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企業，然而，受困於當前和過去一段時間的國際經貿形勢，三星在中國大陸漸漸難以為繼，目前，最後一家工廠也開始裁員。那麼，在中國之外的亞洲其他地區，三星的狀態又如何呢？本文於2019年6月20日發表在《韓民族日報》網站，作者為記者金完（印度）、玉基元（印度尼西亞）和李在妍（越南） ，觀察者網全文轉載如下：

崛起為全球超一流企業的三星電子已經不僅僅是韓國的企業。超國籍企業三星電子會給世人留下怎樣的印象呢？在三星電子工作的勞動者們對三星有什麼看法呢？特別是，在成為三星電子主要生產基地的亞洲地區勞動者的生活和勞動現狀如何呢？

為了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韓民族日報》訪問了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亞等亞洲3個國家的9個城市。穿梭了2萬多公里，約地球半圈的距離，親自與129名三星電子勞動者見面，進行了問卷調查。

雖然國際勞動團體曾發行過有關三星電子勞動條件的報告書，但這是國內外媒體中的首次嘗試。《韓民族日報》對10名工人進行了深入採訪，並會見了20多名國際經營、勞動專家。歷時70天的全球三星追踪讓我們看到了我們模糊猜測但三星卻一直試圖迴避的事實。雖然面對真相可能會很痛苦，但作為全球性企業，這是三星提高品牌價值的必然過程。分5次詢問了全球超一流企業三星電子的持續可能性。

5月22日《韓民族日報》在印度三星諾依達工廠前進行問卷調查（圖自《韓民族日報》）

罵聲與呼喊

印度尼西亞芝卡朗（Cikarang）三星電子工廠合同工Mohammadi（化名，22歲）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他稱當地的管理者都很遊手好閒，每天喊著“蠢貨，沒有用的東西”訓斥他們。今年5月15日，Mohammadi在工廠附近與《韓民族日報》見面時，連回想起這些罵聲來都感到很痛苦。“這是每天都會經歷的事情，每天都備受侮辱”。昨天這邊線上的30個人，今天那邊線上的22個人被侮辱稱“要是這樣工作的話能做的人很多，趁早辭職吧都”。

雖然管理員稱：“接電話或者休息絕對不行，但可以上廁所”，但只是說說而已。在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都難以完成分配額的情況下，不能放心上廁所。如果不能完成分配額，就只能推到第二天，結果只能工作到週末。這種惡性循環一直在重複。

三星電子的工人們將工廠視為“分貝恐怖”。普拉卡西（化名，22歲）是印度諾依達工廠的學徒，當記者問起他有沒有回憶起的韓語時，提問還沒結束他就大喊“快點快點！”。普拉卡西表示，只要他想暫時退出生產線或坐下，管理人員就會提高嗓門催促他快點幹活。普拉卡西還表示：“入社前公司曾表示每兩小時就休息一次。但實際上，上午10點10分喝chai（印度式奶茶）就只休息了一次。下午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對於印度青年奇特萬（化名，21歲）來說，三星是個夢想。但是真正在三星工廠工作的時候，連做夢的時間都沒有。奇特萬辭去了三星的工作，住在距印度首都新德里9小時火車車程的鄉村—阿努菲德拉（音）。他千里迢迢趕到新德里，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他表示：“對於三星我有一些非常想說的話”。

2018年8月至11月，奇特萬在印度諾伊達三星電子工廠做生產普及型galaxy 手機的主線工作。有一天他發燒，嗓子沙啞。早上一上班，他就找管理員表示從昨天開始，嗓子說不了話，今天只想工作8個小時。當地管理人員立即用髒話催促道：“必須完成目標量後下班，如果不願意的話可以馬上辭職”。轉過不能迴轉的頭看看大屏幕，就看見了每人生產目標量為1600台的通知。代號為“1200”的galaxy手機每13秒組裝一台，在12個小時內組裝完才能關閉。由於是學徒，即使他努力工作，他的工資也達不到最低工資水平。他所面對的三星工廠，是一個累死累活的工作，要么是因病離開、要么是因解除合同而被裁掉的地方。三星並不是一家可以長期工作的公司。

2017年之前都在諾依達工廠做學徒，後來辭職的阿努比（化名，21歲）表示：“我辭掉了三星的工作，在其他電子公司上班。不像三星那樣工作很多，也不會挨罵”，“向在索尼和塔塔汽車上班的朋友講述三星工廠的勞動環境和強度,他們紛紛表示太不像話了”說著擺了擺手。

在越南博林工廠停車場，工人們搭乘的數十輛通勤巴士排起了長隊。（圖自《韓民族日報》）

三星電子通過《可持續經營報告2018》主張“嚴格禁止職員之間的欺凌”。關於人權政策和管理體制，該報告補充稱：“我們作為’負責任的企業聯盟（RBA）’成員單位，遵守《RBA行動規範》”。《RBA行動規範規定》中規定“不得對勞動者進行性騷擾、虐待、體罰、精神或肉體壓迫，包括暴言在內的一切殘酷和不人道的待遇，也不得對這種待遇構成任何威脅”。在亞洲地區，隨處可見三星的官方主張與現實不符的證言。

《韓民族日報》見到的所有三星工廠工人，不是以各國勞動法規定的標準（8小時）在工作，而是以每個工廠設定的“tact time”（tact time：生產一個產品所需的時間）為準。“tate time”是三星每天充斥著分貝恐怖的原因。在印度諾伊達工廠生產舊款galaxy的工人每天要組裝1600台。

專家指出，這種tact time管理是三星在半導體和手機領域保持世界最高水平的秘訣。半導體和手機製造業主要是由一名工人排列小型零件、在沒有移動的情況下生產商品的勞動密集型簡單組裝工程。tact time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發揮了戲劇性效應。前面放有電子屏幕用數字和視覺實時壓迫，站在後面的管理者大聲喊叫，讓聽覺緊張的神經繃得緊緊的。三星在半導體和手機領域能夠成為一流企業的背景，僅靠技術力量是無法解釋的。專家分析稱：“因為具備了將勞動者榨取到手後以低廉的價格大量生產的量產體制，所以才能稱霸”。

阿努比（化名，21歲）表示：“每天向大聲喊叫的管理人員分配1600~1700個手機組裝，除了按照電子大屏幕上數字減少的節拍工作之外，什麼都想不起來”。他一年期間一天假都沒有休過。因為他被管理者看中，想成為正式員工。學徒中約有5%將轉為正式工。如果轉為正式員工，加班也會減少，還會提供各種津貼和福利優惠。實收金額將提高近3倍。管理人員的口頭禪是“只要每天努力工作，就能成為正式員工”。辭職後他才明白，自己對頂著藍色領繩上下班的“三星人”的渴望，已經在能夠承受無法持續的極限勞動的青春歲月的時光中發生了改變。當記者問他能否再次回到三星時，他猛地搖頭表示：“沒有，不會那樣的”。

2013年在巴西，由於三星有通過過度的tact time管理強制要求加班的嫌疑，被巴西勞動檢察院提起了2.5億雷亞爾（約1200億韓元）的損害賠償訴訟。此後，三星承諾“不會做出超時工作等違背勞動者意願的行為”，並與巴西政府達成協議，將支付13億韓元的罰款。巴西三星工廠的tact time規定一般手機和智能手機分別只給32.7秒和2分鐘的時間，但在越南和印度則分別縮短到了13~14秒和1分鐘左右。在勞動權利微弱的亞洲，三星的面孔變得更加殘酷。

巴士和宿舍

三星對員工的工作時間管理並不局限在工廠範圍之內，被包裝成員工福利的“班車”和“員工宿舍”成了三星管理員工的核心手段。

三星電子越南北寧工廠的工人迪安（化名，21歲）和印度諾伊達工廠的工人莫迪（化名，21歲）每天早晨6點30分從家出發，乘坐7點出發的班車前往工廠。北寧工廠和諾伊達工廠都位於距離當地首都40-50分車程的地方，三星的班車是唯一的上下班交通工具。三星班車每天早晨和夜晚在固定時間從固定點發車，必須乘坐三星班車的工人只能根據班車時間來製定自己的生活計劃，即便已經完成規定的工作量，工人也只能等到班車發車時間，才能離開工廠，遲到和早退的問題更是不可能出現。迪安說，“我們像一個隊伍一樣活動，無法一個人做出行動，如果時間有剩餘，就只能加班”。

印度諾伊達工廠周圍張貼的三星電子招聘廣告（圖自《韓民族日報》）

撰寫2017年越南三星電子工廠勞動環境報告書的越南勞動組織研究院特別談到班車製度，表示“另外幾家跨國企業也開始效仿三星引進班車系統，使勞動者在工作任務完成後也無法離開，只能做更多工作，等待班車發車。在工廠沒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就只能通過多加一些班賺錢。這是一種強制使勞動者接受加班系統的惡劣方法，嚴重剝奪了勞動者的想像力”。

在宿舍，員工更是24小時接受著公司的嚴密監視。三星越南北寧工廠的一個工人說，“一間宿舍裡往往住著很多工作時間不同的工人，下班回到宿舍，總有人在休息，只能安安靜靜地”。而且在宿舍的公共空間，監控攝像頭24小時處於開啟狀態。越南勞動組織研究院表示，“三星為什麼優先錄用需要住在職工宿舍的外來工人，這一點非常重要。三星的職工宿舍也是公司為了最大限度提高員工生產效率而完全控制員工時間的一個機制，這樣做使員工在住宿上也完全依靠公司，從而無從產生反抗公司的念頭”。

三星的工人和工廠周圍的居民普遍表示，三星在錄用工人時，優先考慮需要搭乘三星班車或者需要住在員工宿舍外地務工人員。在三星工廠門口面向工廠工人經營露天攤的一位北寧居民說，“三星不錄用生活在工廠附近的北寧本地人，北寧人進不去”。

“最好企業”的最低工資

亞洲三國三星電子工廠的工人普遍拿著比本國最低工資還低，或者略高於最低水平的工資，卻要把所有生命和時間奉獻給三星。三星喜歡僱傭不易生病、身體不易出問題的20歲前後年輕人，然後無情把他們拋棄。印度實習工的平均月薪只有14.1912萬韓元，遠遠比不上準熟練工1.54萬盧比（合26.2萬韓元）的最低工資。

在距離數百公里的地方同時為三星工廠工作的越南人迪安和印度人莫迪都與不同的同事住在一起生活。身為實習工的莫迪加上加班補貼，一個月的收入一共只有9000盧比（約合15萬韓元），就連一個沒有床舖的房間租金，他一個人也無力承擔。因此，他只能和兩個同事一起分攤5000盧比的月租。每次在他上班後，就會有剛交班回來的同事躺在他剛剛睡過的地方休息。每當拖著疲憊的軀體去工作時，莫迪都會想起三星面試官當初問他的問題：“你父親是做什麼的？家庭情況怎麼樣”？莫迪認為，就是因為自己家庭貧窮，除了拼命工作別無依靠，三星才選擇了自己。

勞動的三星化

記者在越南河內遇到的一位國際勞動組織相關人士說，“三星的經營風格是跨國企業之間追求’最底線競爭’的方式”，“三星進入的地區都有一個共同點—— 只要三星工廠進駐，就會在該地區形成國際最低標準，根據相關國家法律規定的最底線對勞動者進行馴服和管理，這就是三星經營的核心 ”。他說，“從國際觀點來看，這一過程被稱為’勞動的三星化’，三星只會進駐到能夠使用這種經營方式的國家”。“勞動的三星化”是一種無視勞動者人權，而僅僅把勞動者視為一種“廉價人”的舊時代經營方式。也就是說，三星不斷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韓國社會使用過的方式照搬到發展中國家。

三星電子一年銷售額高達243.77萬億韓元，營業利潤達到58.89萬億韓元（2018年為準）。其中手機銷售額達到100.68萬億韓元、半導體銷售額達到86.29萬億韓元。但迄今為止，三星工廠的一些工人依然過著“因為沒錢而不吃晚飯”的生活。記者在印尼見到的一位工人運動家表示，“我們甚至需要創造一個持久的概念來解釋三星製造的這種榨取和巨大差距”。三星在全球所擁有的“金錢權力”都來自亞洲青年勞動者的淚水、汗水和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