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認為自控能力來自於內心，但我們的許多行為同樣依賴於朋友和家人。我們身邊的人不僅能讓我們變得更胖，喝更多的酒，甚至還會讓我們更少地關心環保，更危險地駕駛，等等。這不是簡單的同輩壓力——在同輩壓力下，我們會故意以某種方式來使自己變得合群。相反，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在你的意識之下，大腦會不斷地從你周圍的人那裡獲取線索，以此來指導你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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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們普遍認為，我們個人的自我意識來自於他人。你從某個群體中獲得的身份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堅持這些價值觀，即使你已經離開了這個群體。如果你的身份認同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某所大學的學生，或者是學者，那這些身份就是你在與他人的大多數互動中所代入的東西。

舉例來說，與其他人群相比，學生對毒品合法化或支持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的態度往往更為強烈。

這些都被稱為社會規範。雖然這些規範通常是穩定的，但如果相關群體中有一個人的行為與其角色不符，就會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面對陌生人的批評，我們可能會選擇幫助自己的同輩。但如果讓我們形成自己的觀點，我們會把這種偽善的行為解釋為一個可以放鬆自己觀點的信號。這種現像被稱為“替代性失調”。

替代性失調是指當你發現某人的行為與你的態度不一致時，你改變了你的態度，當我看到你以一種非環保的方式行事時，我應該感到尷尬，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我不一定會開始模仿你，但我會改變我的態度，從而反映你的行為，因為我覺得自己和你很相似，我把你看作是我自己的延伸。

這項研究的靈感來自於澳大利亞的幾項關於防曬霜使用中替代性失調的研究。與此類似，有些人的虛偽行為會放鬆人們對防曬的態度，而防曬的關鍵就在於高度警惕曬傷風險。

與朋友談論健康選擇的過程也會對我們的決定產生重大影響，包括積極的和消極的影響。與朋友談論反吸煙運動會減少人們的香煙攝入量，可能是因為這些談話讓吸煙者有機會找出哪些信息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最為相關，然後付諸行動。研究者通過對28項研究（總共13.9萬名參與者）的薈萃分析得出了這一結論。

人類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可預防的不健康行為，比如吸煙和肥​​胖，我們可以在網上獲得大量信息，但人們仍然吸煙，仍然不鍛煉，我們的朋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會以我們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的方式影響我們。他們的存在可以決定我們是對這些健康信息採取行動，還是忽視它們。

一項研究對美國的大學生進行了調查，詢問他們是否與其他人談論過最近的飲酒經歷，以及這些談話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如果是積極地談論飲酒，那他們第二天更有可能喝得更多，反之亦然。不過，這些模式也受到我們所處社會環境的高度影響。

當我們做決定時，我們會不斷重新評估從每一個選擇中可能獲得的價值——這一過程被稱為“價值最大化”。我們決定走樓梯而不是乘電梯，可能取決於我們午飯吃了多少，也可能取決於我們是否正準備開始跑步，甚至可能取決於我們是否和玩鐵人三項的同事一起走進大樓。與朋友交談的任何影響都不能孤立地看待。這也正是我們的意志力波動的原因。

比如說，我前一天和一個朋友就酒精的一些負面影響進行了交談，但第二天我和其他人在酒吧里——我仍然會認為前一天的交談對我有某種形式的影響，然而，這只代表了一個相當簡單的人類決策。我們並不總是（非常）理性的——我們能很快做出諸如此類的決定。某些信息類型的重要性會在一天中不斷變化。

當遇到問題時，我們的選擇通常會受到身邊人的影響，包括這些人的反應，之前可能進行過的任何對話，以及我們對朋友們正常行為的基本理解，等等。但是，如果我們仍然有疑問，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看別人在做什麼，然後模仿他們。我們一直在這麼做，而且可能不會意識到這種影響。

當我們與他人一起吃飯時，我們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傾向，即用他們的行為來引導自己，很多研究表明，當我們和吃得很多的人一起吃飯時，我們會吃得更多。人們通常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受到這種影響。他們可能會說這是因為口味、價格或飢餓程度，而不是周圍的人。

20世紀80年代，約翰·德·卡斯特羅根據對食物日記的分析首次描述了這種現象。這些詳細的日記不僅列出了人們吃了什麼，還包括在哪裡吃、什麼時候吃、和誰一起吃。然後，他還排除了慶祝餐、飲酒、在周末用餐，以及其他可能影響食物攝入量的因素的影響。

這種現像後來在實驗室中得到了重複。老師要求學生們要么和朋友一起吃午飯，要么在實驗室裡單獨吃午飯。結果顯示，即使你和另一個朋友在一個非常受控的環境中吃飯，這種情況也會發生。不過，這種效果只發生在你熟悉的人身上。

另一個人的存在會影響我們從身體中獲得滿足感的能力，正常的飽腹感會被朋友的刺激感打斷，其他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比如看電視等，已經被證明會讓我們吃掉更多的食物。

接下來，研究人員試圖了解飲食行為是否會受到其他社交誘因的影響，通過海報來顯示其他食客的選擇，從而鼓勵人們選擇蔬菜配菜。當然，我們知道直白地說’蔬菜對你有好處’是行不通的。與此相反，海報上顯示的是關於大多數顧客購買哪些配菜的虛假數據，其中蔬菜配菜的份額最高。

這些海報只是描述了其他人的行為——這對一些人來說已經足夠了，當我們進入一個新環境時，我們會尋找行為舉止的線索。所以，看到某一種選擇是最受歡迎的，對我們真的會有幫助。

甚至在海報被撤下之後，這種效果依然可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當我們使用規範行為時，它會讓我們感覺良好，因為我們與一個社會群體建立了聯繫，如果你和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在一起，你就更有可能模仿他們的行為。

我們的決定並不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過，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影響力做一些好事。就像消極行為會通過人際網絡傳播一樣，積極行為也會通過人際網絡傳播，我們已經適應了在一個群體中生活，既可以傳播積極的行動，也能因此尋求他人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