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曾經試圖在矽谷塑造製造文化，但最終失敗。近日，《紐約時報》撰文講述了喬布斯夢想破滅背後的故事。以下為文章全文：1988年，一位法國辦公室自動化專家讓-路易·加西（Jean-Louis Gassée）來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弗利蒙特（Fremont），近距離參觀了蘋果“高度自動化”的麥金塔電腦（Macintosh）生產工廠。然而，他看到的是一片狼藉。

在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邀請下，加西先後出任蘋果公司的產品部門總監和公司總裁，負責蘋果的工程和製造業務。剛上任之際，加西決定在公司工廠的生產線上工作兩天，親自考察蘋果生產製造其產品的方式。

眾所周知，如今iPhone手機包裝盒上有一段意味深長的文字“由加利福尼亞州蘋果公司設計，於中國組裝。”（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這段文字背後，離不開加西當年的體驗：他在工廠參與了麥金塔電腦顯示器的組裝，然後把芯片插入計算機主板。

在蘋果宣布擬在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新建一個大型園區（該新園區可新增15000個就業機會，但預期無一崗位與生產製造有關）之後，回顧一番上世紀八十年代蘋果曾經打算在矽谷塑造高級製造產業的野心，很有必要。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始終對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傳統與底特律的原始大規模汽車製造，以及諸如索尼等日本企業的高品質國內製造能力無比著迷。儘管喬布斯成就累累，但試圖在加州複製這兩種模式中的任意一種，卻是他為數不多的失敗之一。

1983年，喬布斯下令建造了一座當時最先進的工廠，以生產新款麥金塔電腦。這座工廠位於舊金山灣區蘋果總部的對面。早期參觀過工廠的記者們被告知，工廠十分先進，其工廠勞動力占到生產麥金塔電腦成本的2%。

“史蒂夫對日本的製造流程崇拜至極，”蘭迪·貝特（Randy Battat）回憶道，“日本人被稱為製造業的巫師。我們的計劃是打造一個能夠及時交付零缺陷部件的工廠。但是這並不十分商業理念。”貝特年輕時加入蘋果擔任電氣工程師，隨後負責推出了公司部分初代便攜式電腦。

等加西來到蘋果的製造工廠時，喬布斯已經被迫離開公司多年。這時候加西發現，製造業的實際情況與喬布斯最初的夢想大相徑庭。

“我很尷尬地拿著螺絲刀將顯示器安裝到電腦面板上，”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加西回憶說。在輪班結束後，加西拿起一把掃帚把從生產線上掉落的零件打掃乾淨。談及那一特別敷衍的流程時，加西表示：“實在丟臉。”

最終，這座麥金塔工廠在1992年關閉，部分原因在於它從未能實現喬布斯曾將設想的產量——他所預期的蘋果電腦銷售量飛躍時代還未到來。

因此，矽谷的成功標準忽而變成了像蘋果這樣的公司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遍布全球的供應鏈，並充分利用低成本勞動力和寬鬆的環境監管規定。

針對該國的高科技核心地帶，加西指出：“我們缺乏製造文化，也就是我們缺乏製造業的基礎、學校教育、學徒和分包商等等。”

但是，當時的喬布斯還沒有想那麼多。

1990年，在距離建造了最初的蘋果電腦工廠的1.5英里外，他又斥資1000萬美元建造了另一個工廠來生產新公司NeXT Inc.推出的個人工作站。與早期的麥金塔多舛命運相似，NeXT機器的產量也沒能支撐起矽谷工廠的運作。

這一次的失敗終於讓喬布斯吸取了教訓。1997年他回到蘋果。第二年，他聘請蒂姆·庫克（Tim Cook）擔任蘋果的全球運營高級副總裁。庫克深諳全球製造供應鏈之道，先後就職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部門和康柏的計算機部門。

和矽谷的許多公司一樣，蘋果很早就開始外包製造業。上世紀七十年代，矽谷形成後不久，諸如半導體芯片封裝工藝等勞動密集型組裝產業便已移到亞洲各國，從而逐步降低勞動力成本。隨著公司的發展壯大，這一外包趨勢愈加明顯。

“我剛入行那會，經常去日本出差，”蘋果的iPod和iPhone硬件設計師之一托尼·法德爾（Tony Fadell）說，“接著，我開始去韓國出差，然後去中國台灣，再是去中國大陸。”

今天，隨著電子製造業在全球遍地開花創造無數就業機會，矽谷的製造勞動力仍舊相對較少。而這少部分仍舊在矽谷完成的製造業務，大部分也是由側重快速周轉的原型系統的專業合同公司完成。

現如今的挑戰是，為大眾市場生產大量產品需要龐大的製造生態系統，而這一生態系統早已大量轉移至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單就一家iPhone設備生產工廠內，就有45萬工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安德魯·哈格頓（Andrew Hargadon）還是蘋果的“Macintosh Powerbook Duo”便捷式計算機的產品設計師時，這一製造生態系統已經轉移至亞洲。他的工作包括與復雜的供應商網絡打交道。

“因為這些複雜的網絡，你很難把製造業轉回國內。如果一定要這麼做，你只能把整個社區搬回來，”如今已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管理研究生院的技術管理教授的哈格頓說道。

2009年，喬布斯健康惡化不得不離開公司一陣時，他任命庫克擔任公司未來的首席執行官。這個任命是對矽谷本質以及矽谷的成熟計算機行業圖景的最好聲明。在加利福尼亞州大規模生產製造計算機的夢想基本宣告破滅。

在整個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間，不少人認為製造業轉移意味著對矽谷宣判死刑。

“當我開始做研究時，我先從觀察那些搬到美國其他低成本製造地區的芯片公司著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學院主任、兼矽谷成功早期分析書籍《區域優勢》的作者安娜麗·薩克森寧（AnnaLee Saxenian）說，“這些公司的高管告訴我，矽谷沒有未來，因為那裡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寫了這本書，因為我想向大家解釋’為什麼矽谷與眾不同’。 ”

事實上，製造業的轉移並沒有扼殺矽谷；相反，這裡成為了全球領先的行業與軟件設計中心。並且，與底特律在上世紀中期流行的汽車製造模式不同，在矽谷，中產階級就業機會相對較少，但卻聚集了大量上層白領唾手可得的財富。小時工時常通勤100多英里來到矽谷完成他們的後勤工作，10萬美元一輛的特斯拉在這裡隨處可見。在喬布斯那兩座時運不濟的工廠所在地弗利蒙特，住房中間價格如今高達11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