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勒大學比較生理學家斯蒂芬·特朗布爾(Stephen Trumble)和他的同事們本月在《自然通訊》雜誌上發表了這一發現。

事實證明，從捕鯨到戰爭再到氣候變化，人類活動都是巨大的壓力誘發因素，對鯨魚行為產生了巨大影響，即使我們沒有直接與它們互動。

耳垢線索

鯨魚的每塊耳垢可以超過50厘米長，重約1公斤，裡麵包含了大量關於鯨魚生存環境的信息，以及鯨健康狀況的線索。而且，由於耳垢是分層累積的，類似於樹木的年輪，研究人員可以獲得從農藥污染到生殖週期等各類數據

但是，特朗布爾和他的同事們特別熱衷於研究鯨魚對人類活動的反應。最好的方法之一是測量動物在壓力下釋放的激素水平，比如皮質醇。

獲取鯨魚激素水平的長期數據是非常困難的。在鯨魚的整個生命中追踪和取樣基本上不可能的。鯨魚用來過濾食物的鯨須包含大約10年的信息，但是這些動物通常可以活50到100年，所以這只能幫助我們了解鯨魚的有限信息。

另一方面，鯨魚的耳垢提供了數十年的數據。然而，特朗布爾說，提取這些信息並非易事。分離用於分析的耳垢層，每一層都包含了大約6個月有關鯨魚生活的信息，這可能需要數日的仔細工作。

但結果是值得的。特朗布爾說:“能夠將壓力因素與鯨魚的反應結合起來，尤其是在整個生命週期中，這是前所未有的。”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的鯨類生物學家尼克·凱拉（Nick Kellar）對此表示贊同，他說:“這代表了關於捕鯨非致命影響的最佳可用科學，是這一領域的重大進展。”

戰爭與全球變暖

在這項新研究中，來自20條長鬚鯨、座頭鯨和藍鯨的激素資料顯示，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70年代，捕鯨活動與鯨魚壓力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當時的立法大大減少了捕鯨活動。特朗布爾說：“讓我們驚訝的結果是相關性本身。”

雖然研究人員預計捕鯨會增加鯨魚承受的壓力，但他們沒有預料到激素水平會隨著捕獵量的減少而下降。特朗布爾補充說：“這些鯨魚真實地反映了它們所處的環境，它們類似於危險預警。”

研究人員還發現，狩獵並不是唯一的壓力來源。從1939年到1945年，皮質醇水平升高表明鯨魚的壓力水平很高，儘管被魚叉刺穿的鯨魚數量減少。

但當時還有另一個壓力因素——全球戰爭。特朗布爾說:“我們懷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鯨魚皮質醇的增加可能是飛機、炸彈、船隻等噪音引發的結果。”

大約1970年之後，尤其是1990年之後，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皮質醇水平也隨著水溫的升高而迅速上升。這表明氣候變化也對鯨魚造成了壓力。

溫度升高會通過多種方式影響動物，從改變獵物的位置和數量，到直接影響水溫升高對它們生理機能的影響等。特朗布爾說，他和他的同事仍在努力縮小造成鯨魚壓力增加的氣候變化因素。這需要更多的研究，因為與溫度的聯繫是基於6頭鯨魚的耳垢發現的。

此外，凱拉說，他希望考慮到動物死亡原因等其他變量，因為自然衰老過程也會影響激素水平。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之間沒有氣候聯繫。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研究更多的鯨魚耳垢。幸運的是，這正是特朗布爾計劃要做的。他說，他們需要分析幾十個耳垢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