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週三發文稱，為了避免遭遇反壟斷訴訟，Google公司係統性地要求員工銷毀資訊、避免使用特定詞彙，並儘可能地將內容抄送給律師以進行保護，在15年時間裡打造了一種「隱瞞文化」。

隱瞞文化指的是一種公司內部文化氛圍。在這種氛圍中，資訊、行為或決策常常被故意隱藏、隱藏或保持不透明。企業透過隱瞞真相、避免公開討論或防止資訊外洩來保護免受外部的審查或法律風險。

2008年底，Google因為與其競爭對手雅虎達成的一項廣告交易而面臨反壟斷審查，並捲入了涉及專利、商標和版權指控的訴訟。當時，Google高層向員工發送了一份機密備忘錄。

「我們認為資訊交流是有益的。」Google高層在備忘錄中告訴員工。但是，他們也補充說，政府監管機構或競爭對手可能會抓住Google員工不經意地寫給彼此的文字，作為把柄。

Google稱，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員工內部交流成為訴訟證據的可能性，員工應避免猜測和諷刺，在討論「敏感話題」時「三思而後行」。Google高層指示員工：“在掌握所有事實之前，不要發表評論。”

Google還在技術方面做出了調整。該公司的即時通訊工具設定被更改為“不記錄聊天內容”，不謹慎的措辭將在第二天被刪除。

一場15年行動

這份備忘錄拉開了Google一場長達15年行動的序幕，該行動的目的是將「刪除訊息」設為公司內部通訊的預設設定。儘管這家網路巨頭儲存著全球訊息，但它卻創造了一種試圖將自身資訊儲存降到最低的辦公室文化。在這過程中，Google採取了一些手段：例如將法律特權作為萬能的擋箭牌，對自己的技術施加限制，不斷提醒員工嘴巴不嚴可能會最成功的公司陷入困境。

那麼，Google是如何形成這種不信任文化的呢？ 《紐約時報》借助過去一年針對Google的三起反壟斷訴訟中的數百份文件、證據以及證人證詞還原了這種文化的形成過程。這些訴訟的原告包括Epic Games(一起訴訟)、美國司法部(兩起訴訟)，他們都試圖證明Google存在壟斷行為，這使得他們可以要求查看Google數百名工程師和高管的電子郵件、備忘錄和即時通訊。

這些證據和證詞顯示，Google採取了許多措施來隱藏內部溝通。該公司鼓勵員工在文件上標註「律師-客戶特權」(客戶與律師的溝通可保密)，並始終將Google律師加入收件人名單，即使文件中沒有涉及法律問題，律師也從未做出回复。

企業在預期到自己會遭到訴訟時通常需要保留相關文件，但是Google將即時訊息排除在這種自動保留機制之外。如果員工捲入訴訟，他們需要自行開啟聊天記錄保存功能。根據訴訟審判中的證據來看，很少員工會這樣做。

法官批判

雖然其他公司也存在刪除即時通訊保護自身的做法，但是Google因此受到的批評最多。在上述三起反壟斷案件中，法官都對Google隱瞞內部通訊的做法進行了嚴厲批評。

在Epic起訴Google壟斷的案件中，美國加州北部地區法院法官詹姆斯·多納托(James Donato)表示，“Google內部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壓制相關證據的系統性文化”，該公司的行為是“對司法公正的正面攻擊」。他補充說，審判結束後，他將「徹查」到底誰該對Google的這種行為負責。多納託法官拒絕就此置評。

美國維吉尼亞州東區地方法院法官萊昂尼·布林克馬(Leonie Brinkema)負責審理美國司法部起訴Google壟斷廣告技術的案件。她在今年8月份的一次聽證會上表示，Google的文件保留政策「不是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實體應該採取的方式」。她補充說，「大量證據可能已經被銷毀」。

Google CEO皮查伊去年到舊金山法院作證

美國司法部已請求布林克馬法官處罰Google。在美國司法部看來，缺少的資料對Google目前的審判不利，尤其是在涉及Google壟斷力量、其行為是否反競爭的問題上。該案的結案陳詞定於下週一進行。

Google在聲明中表示，公司「認真對待我們保存和提供相關文件的義務。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回應詢問和訴訟，並對員工進行法律特權教育」。該公司表示，僅在美國司法部的案件中，它就提供了「數百萬份文件」。

《紐約時報》稱，從Google的角度來看，它就像企業界的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日本知名收納師)，只是在整理公司的記錄和文件。但是，美國貢薩加大學法學院的教授阿涅日卡·麥克皮克(Agnieszka McPeak)認為，Google對於整理工作如此徹底和痴迷，以至於讓人感覺它在欺騙。麥克皮克曾撰寫過關於證據銷毀的文章。

「Google制定了一項自上而下的公司政策：不要保存任何可能讓我們看起來不好的東西。這讓Google看起來鬼鬼祟祟的。人們會想，如果他們沒有什麼可隱瞞的，為什麼他們表現得好像有事要隱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