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在外送平台開啟極速擴張時，中國社科院新聞傳播研究所的孫萍將她的研究方向轉向外送騎士。此後7年時間，她帶領研究小組橫跨19省調查了近萬名外帶騎手，並深入訪談了其中300餘位騎手。在2020年《人物》雜誌發表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一文中，作為受訪專家她因對外賣平台演算法的闡釋而引發廣泛關注。今年8月初，她將自己歷時七年的研究和研究匯集在《過渡勞動：平台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一書中。

在她訪談的外賣騎士中，有每天跑單15小時以上的中年男子、因丈夫賭博而傾家蕩產的美髮店老闆娘、陪白血病兒童赴京看病的父親等。

她說，數百萬外送騎士大部分來自農村，很多人希望透過跑外賣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們總會出現「將來」「等到有一天」「未來的時候」等話語。但是他們並不知曉自己會工作到何時，沒有明確的規劃是他們的常態。可以說他們是資本產業催生的新一代「朝不保夕」者。尤其在疫情期間，「手停」「腳停」意味著「嘴停」。

在書中，孫萍將外送這種工作定義為一種「過渡勞動」。許多被研究者也認為自己參與這項工作只是人生的一種“過渡”，但現實是：越來越多的外賣員發現，他們不得不和平台、和這份工作捆綁得越來越緊密，最終緊緊依附在這份工作上。於是，「過渡勞動」也變成了一種「永久零工」。

過去7年，在平台、演算法和供需關係的變化的推動下，外賣員人數、人均工作時長均呈現逐漸上升的態勢，以眾包方式參與其中的外賣員不得不進入一種近似於專職的狀態；但另一方面，外送員的單位時間收入卻在不斷下降，「月薪萬元」需要付出的勞動不斷增加。圍繞著這種改變，外送員的社會生活和自我認同也正在被不斷塑造。

孫萍說，平台化的零工經濟包裝了一種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可以在工作上擁有自主選擇權的假象，很少有人看到這樣的「美好平台話語」背後，其實是日益固化的階層流動以及被限制的職業發展。

搞清楚外送這項工作不僅具有極強的當下性－北京商務局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餐飲配送及外送送餐服務從業人員年增49.7%；同時也具有更強的未來性：這種“過渡工作”，這種在平台組織、演算法主導，以勞動本身而非勞動者作為管理對象的工作，是否會成為未來人們的常態？外送員的現在，會否是人們工作的未來？

孫萍說，外送騎手的經歷總是能引起大量人群的共鳴，是因為騎手當下所面臨的困境幾乎是每個人都可能需要面對的。騎士的經驗投射出個體的疑惑、迷茫與困境——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以及宏觀經濟起伏的當下，大量人群被困在演算法中；大廠裁員、35歲中年危機以及年輕人就業難等社會議題讓個人對工作預期有了更多不確定性。

（以下內容根據《過渡勞動：平台經濟下的外送騎手》一書和專訪內容整理）

七年改變：靈活與捆綁

在孫萍的七年研究中，外送員依然是一個不斷成長的龐大群體。

美團發布的《騎手權益保障社會責任報告》顯示，2023年，共有745萬外送騎士在美團平台上獲得收入。孫萍在書中的估計是，從事外送工作的群體可能已經超過一千萬人。

2021年，孫萍的調查顯示，外送騎士多背負債務，負債人數佔調查總數的62.94%。其中84.91%的負債騎士負債金額在1萬元以上，12.47%的負債騎士負債金額在30萬元以上。在背負債務的騎士群中，近一半（48.16%）騎士因買房/買車而負債，有些因養育小孩/贍養老人（37.40%）和創業失敗（36.61%）而負債。

一開始，很多人都是懷抱著希望，從農村來到城市成為外帶騎手的。

彼時，「月入過萬」是站點招工的主打宣傳語，某地外賣站點招工手冊直接寫到「外地本地月亮一樣圓，臉面與金錢你自己選」。大部分外送騎士對於留在城市不抱希望，賺了錢回老家是他們樸素的願望。老家是騎士在重複又忙碌的送單勞動下為數不多的慰藉。

2023年，孫萍在北京地區做的一次包含1264份樣本的調查顯示，僅有12.9%的外賣員表示願意一直送外賣，超八成的人表示自己會在兩年之內換工作。在針對站點騎手的調查中，一年內站點騎手的流動率達到七成以上，「乾幾個月就走人」成為外賣行業的常態。

蓋伊·史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這個概念，來闡釋千禧年之後藉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生成的一個龐大群體。它指的是無保障的，具有依附性的、靈活的勞動人民。外送騎士就是典型的朝不保夕者。

孫萍說：“外賣員有點像漂浮在海上沒有歸宿的船隻，也像一直在扇動翅膀努力掙扎，卻找不到落腳之地的候鳥。”

但這些懷抱著靈活進入的人們，卻逐漸發現外送這項工作的「密不透風」。

一方面，平台將送單勞動設計成了一場「真人遊戲」。騎士送餐的場景，與一些網路遊戲中的打怪升級幾乎一模一樣。騎手一旦加入外賣騎手的“升級打怪”，就會不自覺地響應、默認現有的遊戲規則，並積極參與送單。

另一方面，外送平台透過自身在訂單價格和訂單數量上的話語權，逐漸變相地減少騎士收入，增加騎士等待時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維持足夠體面的薪資水平，外送騎手唯一能做的就是自願延長自己的勞動時間，靠等和耗時來完成更多的訂單。 2018—2021年，孫萍的調查顯示，全職騎士的平均勞動時長明顯增加。 2018年勞動時間超過10小時的騎士為36.5%，2021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了62.6%。

隱匿的管理：演算法與組織

在平台經濟的語境下，被管理的對象從“勞動者”本身變成了“勞動”，這是外賣員這項工作不同於製造業等工作的關鍵。孫萍在書中稱：“平台資本對於’勞動者’是誰變得毫不在乎。”

2018年之前，外送平台均有直營騎士團隊。平台與直營騎士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保。但2018年後，外送平台開啟了一輪大規模直營轉外包——外賣平台以外包的形式將外帶騎手的招募和管理委託給第三方勞務公司，例如在北京，美團和餓了麼同時擁有數十個勞務公司分散在各個區域。

研究中，孫萍發現，目前絕大多數外送員搞不懂平台和第三方勞務公司的關係，有些外送員甚至不太在意與誰簽訂了勞動協議。也因此，在遭遇勞務糾紛時，騎手即使感到不解、憤怒或不平，這樣的情緒發洩在遇到一層又一層的隱匿管理時，就好比“一拳打在棉花上”，無可奈何又無濟於事。

很多時候，勞務公司也會避免直接與騎士聯繫，而是依賴外送站站長上傳下達，尤其在推行對騎士不利的規則時，勞務公司都會選擇默默躲在後台，透過不發言、不表態的戰術平息騎士的不滿。

從勞動關係上，平台方逐漸剝離了對外賣者的義務，形成了一種極為鬆散的管理關係，但鑑於對效率的渴求，這種鬆散的另一面則是更進一步的「捆綁」。

以眾包為例，外送平台存在著大量眾包騎士（透過平台自動進行零散送單的兼職外賣員）。但在遇到大雨、大雪、冰雹等惡劣天氣時，許多眾包騎士往往會選擇在家休息，運力的短缺會使商區的配送效率直線下滑，出現爆單情況，影響消費者的使用體驗。

為了確保7×24小時的配送運力，2019年外送平台就在眾包的名類下發展出了樂跑/優享騎士。即使仍是兼職，樂跑騎士需要放棄許多眾包騎士既有的權益，如拒單權和配送高峰期不跑單的權利。

最初，大量眾包騎士選擇拒絕轉變成樂跑騎士。而外帶平台對此的做法是，把配送訂單更多轉給樂跑騎手，眾包騎手的訂單量被嚴重削減。這樣的措施使平台和勞務公司進一步強化了對自由散漫的眾包騎士的管理，外送平台也獲得了更穩定的送餐勞動力。

此外，平台還會透過演算法獎勵機制來讓騎士長時間「黏」在平台上。例如在閃送平台，平台會根據騎士的送單數量和工作時間將閃送員分為派單、搶單兩類。前者單量較多、訂單價格較高。如果騎士想要維持「派單」的級別，就需要持續的、不間斷的定額勞動。

平台透過演算法系統和一套複雜的組織，實現了這種「鬆散」和「捆綁」結合，實現了對如此眾多「勞動」不斷迭代地管理。

演算法系統是先前討論較多的領域，外送員活動的本身給演算法提供了不斷優化的數據，並讓這種管理逐漸變得「密不透風」。但另一方面，孫萍也在書中描述了外送員的“反作用力”，透過對演算法系統漏洞的把握，外送員有時也能實現一些小小的“反抗”。

在演算法外，從加盟商、代理商到站點的線下組織，則構成了平台管理勞動的另一條線。這些線下組織輔助演算法實現對眾多勞動的管理——例如高峰期，站點調度員會透過人工調度，彌補演算法的疏漏。

追逐自由是許多人選擇入行外送騎士的重要原因。但平台演算法與勞務仲介的聯合管控，讓外送勞動看似靈活，實則十分受限。

孫萍和她的研究

毫無疑問，如此龐大的外送群體面臨著種種挑戰和困境：大到社會保障、交通安全，小到和小區保全的衝突。

孫萍在書中也描述了一些外賣員的困境故事，但她並沒有陷於“悲情敘事”，在對平台的評價上也極為克制，她並不想塑造一個“對立面”。

在書中的許多處，她強調了外送這份工作對不少人依然是一份可選空間中的最優工作：門檻低、沒帳期、收入高、時間相對靈活。她也特別關注到，對於許多女性外賣員，這份工作恰恰提供了一個躍出家庭藩籬、身份規訓和艱難生活的可能。

或許是同為女性身份，孫萍敏感地察覺到了女騎士面臨的不同挑戰，並在書中專門用一章講述女騎士的故事。

孫萍是一位年輕的研究者。 2017年畢業，剛加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的孫萍正陷入自己職業方向的迷惘中。她的研究方向是平台經濟和數位勞動等，「中國網路變化太快，有各種五花八門的新事物」。她望著街上來來回回跑來跑去的騎手，他們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每個人都騎著一輛電動車，最重要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死死盯著手機，無時無刻在騎車趕路。

孫萍說：「我認為這個挺有意思的，預示著一種新的勞動狀態，跟工廠的感覺不一樣。」於是她開啟了這場7年的研究。

她在書中寫到，外賣者並非只是一個被動的群體，恰恰相反，他們才是「真正的主體行動者」。

寫這本書的時候，她常常在想一個問題：什麼是外送騎士所創造的意義？

孫萍在書中寫到，「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如果非要有一個答案，我想那應該是他們在不確定中、在過渡中如何抓住機會、塑造生活的經驗與勇氣」。

|對話|

經濟觀察：一種觀點是，如果外帶平台為騎士繳納社保，將面臨巨大的社保負擔，且社保繳納會因騎士流動性高變得十分複雜，應該如何看待外賣騎手的社會保障問題？

孫萍：解決騎手的社會安全問題，沒辦法在政策層面進行一刀切。社會向前發展是螺旋式上升或迂迴曲折的協商過程，因此在考慮外送騎手的社會保障時，需要重新思考傳統的社會保障體係是否完全適用於新業態。

首先，要求外送平台完全兜底勞動保障要求過高，且不符合現實，沒有任何一個工種能夠實現這一點。大量已經老去的第一代農民工，也沒有獲得社會保障。這與國內的經濟發展水準密切相關。我們要客觀冷靜地看待歷史歷程，必然會經歷許多人缺乏社會保障的痛苦時期。

其次，在調查中可以看到，很多騎士也不願意繳社保。 2021年，我們在北京的問卷顯示，超過一半的騎士表示自己不繳社保。他們是短視的，但這也緣於他們更需要短期收入。大部分農民工群體來到大城市工作的首要目的是追求經濟利益，長遠的保障是次要選擇，以及並不是所有人都對未來的社會保障體係有充足的信心。

目前看來，新職業傷害險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可以繞過勞動關係談論社會保障，這既符合騎士自身利益，也能保證網路平台經濟向前發展。

經濟觀察：第一代進工廠的移工已進入退休年齡段，第二代和第三代移工陸續進入就業市場，他們有何異同？

孫萍：近些年，中國產業結構出現了明顯變動，主要體現在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比重顯著增加，而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比重逐年下降。截至2020年，第三級產業佔GDP總量超過一半，而第二產業為37.8%。資訊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衝擊了傳統製造業，大量的工人開始尋求就業轉型，這為零工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

所以，騎手最多的一個身分依舊是移工。就像千禧年前後出來工作的大批移工一樣，騎士們多是透過老鄉、熟人、親戚關係等跑來特定的城市打工。他們流動的目的是為追求經濟利益。其中許多人缺乏對工作城市的歸屬感，也很難融入城市，甚至明確表示「不稀罕留在一線城市」。

但是，新一代移工又不想像父輩那樣在工廠或工地工作，乖乖服從工廠的管理支配。追逐自由正成為新一代移工的選擇。雖然，很多時候他們自己也無法解釋現在的生活是否是自由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一代和第二代農民在流動頻率上呈現明顯差異。第一代移工通常會在一家工廠或一個工程項目上工作五到六年，如「候鳥般」一年一次往返於家鄉和城市。但第二代移工更像“小蜜蜂”，他們的工作通常非常不穩定，少則三五天，多則半年就可能跳槽。

經濟觀察：你在書中提到許多外送騎士轉型開餐廳但創業結果不如人意，外送騎士能轉行做什麼？

孫萍：我們在2022年對外送騎手的調查顯示，43.77%表示不太確定還會乾多久外帶。只是，一些騎手抱著乾一段時間試試的想法投入其中，卻發現轉眼三四年過去了，自己依然沒想好幹什麼，似乎也找不到比跑外賣更合適的職業，索性就繼續跑外賣。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的暫時過渡就變成了永久過渡。

我的田野觀察告訴我，外送騎士對於是否創業應十分謹慎。雖然外送騎手每天都在接觸餐廳，但因為沒有前期的經驗積累，他們創業成功的幾率很低。有些外送騎手因為創業導致前期存下的辛苦錢全部打水漂，甚至背負債務，最後不得不又做回外賣騎手。未來，社會可以探索給予外送騎手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或創業課程培訓。

經濟觀察：為何外送平台無法從消費者端提高配送單價，改善外送騎士收入？

孫萍：這與外送平台的市場競爭密切相關。外送產業本質上是勞力密集產業，依然無法擺脫透過壓榨人力資本來獲得紅利的特徵。企業如果想獲利又不得罪消費者，只能下調外送騎士配送單價。

以外賣騎士為例，近幾年，大量針對一般消費者的小商品製造企業不斷壓低產品售價。這樣的價格「內捲」似乎只在國內存在，可能與國內企業的發展邏輯有關——為了在早期佔領市場，企業通常會通過風投進行猛烈的“價格戰”，而一旦佔領市場，企業就開始透過精打細算獲取利潤。因此，外送配送單價下跌也是金融資本惡性競爭促成的結果之一。

最後，中國企業尤其是服務業企業一直堅持消費者至上的原則，企業沒有勇氣和信心去「教育」消費者，這本身是企業在倫理道德層面協商的失敗，社會沒有建立起對勞動者最基本的尊重。

經濟觀察：如果能和美團創辦人王興開啟一場對話，你希望他回答什麼問題？

孫萍：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首先，我想詢問未來一段時間，他理想中的外送騎士應該處於怎樣的勞動狀態？因為問題的答案涉及企業的文化價值、未來奮鬥目標，以及對勞工的認知。

其次，我想問他如何看待機器換人的問題？如果未來外送騎士都更換成機器人，那麼百萬外送騎士為外送平台鋪設的演算法體系將無法適用於機器人，相當於外送平台最有價值的演算法體系將失靈。為此，外送平台可能需要重新鋪開演算法體系。

透過與平台公司打交道，我認為其係統內部非常複雜，不能簡單地認為其唯利是圖。公司裡有許多求真務實的年輕人，也有許多困在系統裡的人。我們身為學者，與外送平台並非完全對立，而是既合作又博弈的關係。我通常喜歡連接各方解決問題，最終促進外送騎手的權益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