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三位學者研究發現，此前的教育減負政策未能顯著減少學生學習負擔，也未能顯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帶來了教育投入和教育產出的分化。從投入上看，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學生學習時間雙升，而低收入家庭則雙降；從結果上看，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獲得優質教育的門檻更高，加劇了“寒門更難出貴子”的問題。

這篇文章發表在《經濟學》（季刊）2023年第23卷第3期，題為：教育減負、家庭教育支出與教育公平，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周子焜、北大國發院雷曉燕教授和北大匯豐商學院沈艷教授。通信作者為沈艷。

文章的理論模型從是否存在競爭性升學機制、是否存在校外教育市場等不同場景展開，通過對不同經濟禀賦的家庭和不同閒暇偏好的學生針對升學機會的競爭均衡作比較靜態分析，來預測減負政策的效果。減負政策縮減了公共教育投資，均衡中該政策既影響總體的升學競爭烈度，也影響個體的升學競爭結果，但個體在升學競爭中的相對位置可以通過私人教育投資彌補。因此，減負政策發生後，經濟實力強的家庭會加大私人教育投入來爭取更多的升學機會，經濟實力弱的家庭則被迫從升學競爭中退出。

文章另一個貢獻是構建了教育減負政策指數。在對2005—2018年各省和中央教育主管部門關於教育減負政策的所有公開文件進行整理的基礎上，作者歸納出教育減負政策的17個細項並分別對其進行打分，構建了各省逐年的教育減負政策指數。

在實證分析方面，文章匹配政策指數和中國家庭追踪調查（CFPS）的個人微觀數據，並在三重差分法的框架下評估教育減負政策對不同人群的影響。

結果發現，減負政策在總體上對家庭教育開支和學生學習時間的總體水平都沒有產生顯著影響，但造成了不同背景家庭的教育投入和產出的分化。

根據該文的估計，在2008年到2018年間，教育減負加大推行力度後，導致“寒門學子”（收入分佈處於最底層10%的家庭的學生）升高中的概率下降了9.3個百分點，而“富二代”（收入分佈處於最上層10%的家庭的學生）升高中的概率上升了5.3個百分點。

投入角度看到的分化觸目驚心：寒門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降21%，而富裕家庭上升66%；寒門學子的學習時間每週下降9.19小時，而富二代每週卻上升10.37小時。

總的來看，一方面，既往的減負政策沒有使高收入家庭和學生“減負”，他們反而增加了各項教育投入，參與到基礎教育的“內捲”當中；另一方面，減負政策卻使得低收入家庭減少各項教育投入，導致這些家庭的學生在升學競爭中獲取的機會越來越渺茫，被動從升學競爭中退出，不得不“躺平”。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不依賴家庭教育和經濟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賴天賦和勤奮從而經濟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減負”後不得不加大經濟投入。

基於上述發現，作者建議，當下推行的“雙減”政策如果要發揮作用，需要從加大優質教育供給和減少升學競爭壓力兩方面著手。要加大義務教育階段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一方面是要“增量”，也就是調動社會各方面資源，改善學校的軟硬件設施；另一方面是要“提質”，也就是加大師資人才的培養，提高教學效率，使家庭和學生可以用更少的教育投入達到學習目標。而要減少升學競爭壓力，就需要提供更多的優質高中教育資源供給。同時加大優質教育供給和減少義務教育階段的升學競爭壓力，將有助於在實現減負目標的同時，滿足人民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和國家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