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富士康的母公司鴻海集團發布聲明，宣布已退出與印度韋丹塔集團（Vedanta）價值195億美元的半導體合資公司。鴻海聲明表示，後續將不再參與雙方的合資公司運作。這條新聞一經發布，立即引起了廣泛關注。據報導，富士康的這個項目曾被視為印度吸引更多製造業投資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富士康的撤出，無疑對印度政府打造科技製造強國的計劃造成了嚴重衝擊。

曾是印度芯片製造雄心的“重要一步”

去年2月，富士康宣布，將與韋丹塔合作，在印度建立一家芯片工廠。

韋丹塔是印度最大的鋁生產商，領先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商。富士康當時稱，兩家公司已同意成立一家芯片合資企業，富士康將持有該合資公司40%的股份。該合資公司旨在滿足印度當地電子行業的巨大需求。

該合資工廠設在印度總理莫迪的家鄉Gujarat。這一規模高達195億美元的項目，原本是富士康在海外的最大項目之一。

莫迪曾稱這家芯片製造廠的計劃，是推動印度芯片製造雄心的“重要一步”。

媒體援引知情人士消息，上述合資工廠的計劃進展緩慢。一方面，引入歐洲芯片製造商作為技術合作夥伴的談判陷入僵局，難以推進；另一方面，出於對印度政府延遲批准激勵措施、無法取得高達數十億美元補助的擔憂，富士康決定退出該合資企業。印度政府還對提供給政府以獲得激勵措施的成本估計提出了一些問題。

作為“外企墳場”的印度如此操作，並不讓人意外。除了未能引進歐洲技術合作夥伴的因素，富士康退出印度芯片合資計劃還有許多細節值得玩味，尤其是印度一直以來的財閥政商關係的深度綁定和愈演愈烈的經濟民族主義。

六大財閥掌握印度經濟“命脈”

“選擇合作夥伴就是選擇風險。”作為在商界縱橫捭闔多年的富士康，對於芯片製造這一項目需要什麼樣的合作夥伴應當是心知肚明。但如果仔細打量一下這家印度合作夥伴，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都會發問，為何富士康會選擇一家這樣的企業？

韋丹塔公司是一家礦業財團，在芯片領域並沒有什麼積澱，長期以來，它主要從事鋅、鉛、銀、鋁、銅、鐵礦石、石油和天然氣的開采和生產。然而，這家印度財團債務纏身，至少有幾十億美元的未償債務，去年十月，全球評級機構穆迪將韋丹塔公司的評級從B2降低到B3，反映出高信貸風險。

對此，韋丹塔的解決方案就是取消了穆迪的服務，並表示評級機構表達的擔憂過於牽強。今年韋丹塔的股價更是由於市場上瀰漫著對其償債能力的擔憂而大幅度跳水。

在印度，財閥和豪門企業通常在各自的行業中佔據主導地位，它們有足夠的資源和影響力來影響政策制定和市場規則。這種市場控制力量使得外國企業在印度市場上面臨更大的挑戰和競爭壓力。並且，這些財閥和豪門企業通常與印度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前者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政策制定，以保護自己的利益。這種政策影響力可能會導致印度政府在製定政策時偏向於保護本國企業，而不是公平對待所有的市場參與者。

此外，印度的財閥和豪門企業通常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包括土地、資金、人才等。這種資源獨占使得外國企業在印度市場上的運營成本更高，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經營難度。

再者，印度的財閥和豪門企業在印度社會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其行為和態度往往會影響到公眾的觀念和態度，如果它們對外國企業持有負面的態度，那麼這種態度可能會影響到公眾。

最新的一則報導揭示，包括韋丹塔在內的印度六大財閥，如今控制著印度25%的港口、45%的水泥生產、1/3的鋼鐵產業、近60%的電信用戶和45%以上的煤炭進口。自2014年以來，印度私營公司的所有新投資提案，有四分之一來自六大財閥。這些財閥包括塔塔集團、阿達尼集團、金德爾集團、韋丹塔集團、比爾拉集團和巴傑蘭格集團。

在2015年，MK Venu，一位著名的印度裔記者、《連線》雜誌創始人，曾經提出過一種觀點。他指出，大約六到八位緊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企業家，他們共同欠下銀行35萬億盧比的債務，而那時，印度銀行業的總資本僅為50萬億盧比。他進一步指出，如果這些企業無法償還債務而倒閉，那麼印度銀行業的資本將可能損失高達70%。這些企業已經大到了“不能倒”地步。在他看來，印度的政治經濟體系實際上是在維持這些財閥的穩定。

如此種種，都進一步加劇了印度的經濟民族主義，印度上至政策制定者，下至普通老百姓，都認為“給錢的手要始終高於拿錢的手”，外國投資者想要進入印度這麼一個“前景無限”的經濟體來賺印度的錢，就必須要按照印度的規則和潛規則行事。

由於外企在印度處境不利，甚至頻頻遭遇打壓，印度由此被稱作“外企墳場”。

據印度《商業標準報》報導，過去七年時間裡就有2783家跨國公司關閉其在印度的子公司或辦事處，佔其跨國企業六分之一左右；而在印度大型註冊的跨國公司中共有1700多家“跑路”，佔現存公司高達三分之一。

富士康很可能被“隊友”坑了

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曾宣布批准一項價值100億美元的激勵計劃，向符合條件的顯示器和半導體製造商提供高達項目成本50%的財政支持，以吸引半導體和顯示器製造商，將印度建成全球電子產品生產中心。然而，想要入選這種項目，離不開強硬的政府關係，而政府關係的打通往往需要與當地的財團進行合作。

富士康的選擇可能是在權衡之後的結果。也許其他財團對印度生產芯片的能力持懷疑態度，抑或是他們的要價過高，使得富士康不得不選擇韋丹塔。然而，這個選擇可能也暴露了富士康在評估風險時的不足。

一方面，印度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生產激勵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富士康發現印度政府無法或不願提供相應的補貼，那麼這個項目的經濟效益就會大打折扣。這也是媒體報導的內部知情人士給出的原因，即印度政府拿不出許諾的補貼，或許印度政府根本上就沒打算給補貼。

另一方面，富士康對於其印度合作夥伴韋丹塔，也可能從一開始認為的“手眼通天”，到後來發現其實它是一個不靠譜的“隊友”。這家印度公司債務纏身，股價低迷，如果能和世界知名企業達成合作，在莫迪總理的老家建設全球市場都緊俏的高端芯片生產線，並且跟隨富士康一起搭上蘋果等公司的供應鏈企業行列，無疑對這家公司十分有利。因此，人們有理由懷疑它在和富士康接洽的時候，可能為富士康開出了空頭支票。

在回顧這一系列事件時，可以看到，富士康在印度的芯片合資計劃的終止，如同一面鏡子，反映出印度營商環境的複雜性和挑戰性。印度深度的政商關係和日益高漲的經濟民族主義，為外國企業在印度的商業冒險投下了陰影。富士康的經歷，更是強調了選擇合作夥伴的重要性，以及對潛在風險進行全面評估的必要性。

這個案例也為全球的企業敲響了警鐘：在全球化的商業舞台上，了解並適應目標市場的特定環境和規則是至關重要的。

同時，它也向印度政府提出了挑戰，那就是如何改善其營商環境，以便提供一個更公平、透明和可預測的市場環境，從而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外國投資。這是一個需要印度政府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