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走出迪拜國際機場T3航站樓的大門，Juno瞬間被悶熱潮濕的水汽所包裹——室內冷氣冰凍過的眼鏡片蒙上一層霧氣。透過朦朧的鏡片，Juno迫不及待地打量著這個光怪陸離的中東大都會。這是2018年的9月，Juno剛結束了在英國四年的留學生涯。彼時國內就業狀況嚴峻，Juno陰差陽錯地獲得了一個在迪拜工作的機會，於是從英國來到迪拜。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迪拜機場的指示牌有三種語言，一種是阿拉伯語，一種是英語，還有一種就是中文。

“對中國人的這種待遇，我想除了泰國，在其他國家可能都非常罕見了。”Juno回憶說。

2018年，也是中國與阿聯酋雙邊合作突飛猛進的一年：中國成為阿聯酋最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達到409.8億美元；阿聯酋與中國簽署政府間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許多中阿合作重點項目落地生根；2018年底，中遠海運港口阿布扎比碼頭正式開港，逐步成為海灣地區極具競爭力的重要航運樞紐……

迪拜城市景觀

在中東的五年，Juno見證了中東各國的經濟開放與社會巨變，“現在是中東發展的上升期，各個國家推出很多政策來吸引企業和人才，外籍職場人可以在這裡享受到一些時代紅利。”

例如，2021年4月，阿聯酋內閣通過了《阿聯酋人才吸引和保留戰略（UAE Strategy for Talent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旨在讓阿聯酋成為外籍人士生活、工作和投資的首選目的地；推動沙特阿拉伯國家戰略規劃的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也在2021年2月宣布，要在2030年將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人口提升一倍，同時吸引更多外資企業將總部遷至沙特；而2022年因舉辦世界杯被全球矚目的卡塔爾，在其主權財富基金(QF)官網上強調，卡塔爾的願望之一是成為科技創業和創新中心，為此，卡塔爾將吸引全球人才來此創業與投資。

根據美國職業資源平台Resume.io的一項報告顯示，2023年2月，卡塔爾首都多哈、阿聯酋的迪拜和矽谷所坐落的美國舊金山並駕齊驅，成為LinkedIn發布的職位候選人數量最多的地方。

全球打工人，正在湧向中東。

今年7月初，Bushra時隔三年後再次來到沙特首都利雅得。她驚訝地發現，街頭有很多年輕女孩敞懷穿著ABAYA（阿拉伯罩袍），長髮披肩，煙熏妝容搭配烈焰紅唇，一邊走還一邊吸著電子煙。

放在幾年前，外籍女性來到沙特，是會被要求從頭到腳裹上全黑罩袍的。隨處可見的Mutawas（沙特監督人們遵守宗教法規的宗教警察）會以女性不戴面紗、化妝或者做美甲為由，將她們驅逐出公共場所。

身著黑色罩袍的中東女性

除了女性賦權外，沙特更具象的變化體現在城市風貌上。如今，利雅得的中心購物場所——利雅得公園購物中心（Riyadh Park shopping mall），凌晨兩點依然燈火通明、流光溢彩，本地導購會熱情地招徠外籍遊客；而在此前的許多年來，這個購物中心的大部分區域不被允許向外籍人士開放。

這些場景向全世界昭示著，一場史無前例的變革正在中東進行著。

沙特是其中變化最明顯的地方。幾十年來，這個國家一直在嚴苛禁慾的伊斯蘭教氛圍下進行統治。國民讓渡政治參與權，換取由王室掌控的石油資源所帶來的豐厚福利。這一“食利經濟”模式讓國民普遍缺乏生產力和創造力，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形態發展滯後。

而從2014年起，全球石油需求持續下滑給沙特帶來深層焦慮；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對沙特發出一份警告——五年內其國庫將要被消耗殆盡。

因此，在2016年，沙特的實際統治者薩勒曼王儲推出激進的國家轉型計劃：“沙特2030願景”。這項改革計劃為沙特確立三大願景目標：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心臟、全球性投資強國、亞歐非樞紐。

為此，沙特接連推出措施，致力於讓本國擺脫對石油的過分依賴、實現經濟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從採礦業、製造業、房地產、旅遊業，到面向未來的數字經濟、新能源產業、體育賽事與遊戲競技，沙特政府多面下注、尋求轉型。

“歡迎更多有才華和技術的外籍人士加入沙特勞動力隊伍”被寫入如同國策般存在的“沙特2030願景”。

2022年10月，沙特宣佈為全球160個國家的外國學生提供長期和短期教育簽證。這兩類簽證針對的，是出於教育目的而希望前往沙特學習或訪問的國際學生和學者，持有者均可免除提供擔保人的法定要求。

畢業於北京某大學的Eva通過外國求職網站，得到了在沙特斥資五千億美金所打造的跨國商業特區NEOM工作的機會。

Eva告訴霞光社，為NEOM工作的員工來自全球各地，他們是業務發展總監、數字化轉型專家、高級律師、城市規劃師等，他們和家屬生活在一個近似烏托邦的生活社區內，可以免費享受五星級自助餐、醫療教育、健身和清潔服務。

NEOM的免費自助餐飲。圖源：採訪對象

為了讓員工可以安心工作，沙特政府還特意為他們的孩子修建了一所國際學校。

而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NEOM最高級別高管的平均工資為110萬美元（這個薪資數額還不包括獎金），是美國高級管理人員平均收入的兩倍多。

配套完善，福利優厚，收入倍增，你還有什麼理由不來沙特呢？

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這裡的社會風氣與城市風貌也逐步得到改觀。利雅得開始變得生機勃勃：2018年，女性被允許開車；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被禁止的電影院也得以重新開放，音樂盛會和狂歡派對接踵而至；2019年9月28日，沙特開始對包括中國、美國、日本等49個國家/地區公民發放旅遊簽證，而在此之前，只有商務旅客、外籍僱員、學生和朝聖客才可以進入這個神秘國度。

2023年1月20日的晚上，炙手可熱的韓國女團BLACKPINK在利雅得登台表演。華燈初上的利雅得，全城閃爍著粉色的光芒，黑色夜幕中綻放出一朵朵粉色煙花。身著罩袍的沙特女孩子舉著粉絲熒光棒，和她們的愛豆一起嗨唱熱舞。

沙特所有這些變化，都對鄰國阿聯酋構成了挑戰。

長期以來，阿聯酋一直是海灣地區首選的商業中心。和沙特約2670億桶石油儲量相比，阿聯酋大約1110億桶的儲量數字讓它更有竭澤而漁的危機感。於是，在通過石油出口獲得豐厚資本後，作為阿聯酋七大酋長國之一的迪拜，在上世紀70年代率先開始轉型——房地產、轉口貿易、金融服務和旅遊觀光取代石油，成為其支柱型產業。

不過，去年6月來到迪拜工作的某科技公司外派員工Jenni發現，現在很多中國出海企業都把中東業務中心往沙特遷移，“但目前利雅得的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水平仍和迪拜相距甚遠，可能之後會有大的改善吧。”

在中東工作的外籍顧問們，已習慣了在工作日飛往利雅得參加會議，然後在周五返回迪拜享受週末的歡愉。

由於擔心失去競爭優勢，阿聯酋也加快了變革的步伐。

首先是入境政策放寬。2018年5月，阿聯酋內閣會議決定將向外籍投資人和工程師、醫生等專業人才及優秀留學生髮放10年長居簽證。在此之前，簽證時長上限為3年，這意味著在阿聯酋的外籍人士每3年就要續簽一次；2020年底，阿聯酋擴大了黃金簽證可申請人士的範圍，並為達到一定收入水平、55歲以上的退休人士推出了五年退休簽證；在此基礎上，阿聯酋推出遠程工作簽證，允許在海外工作、月薪5000美元以上的職場人在阿聯酋居留一年。

在簽證政策之外，這裡的社會習俗也發生著巨變。過去的三年裡，阿聯酋徹底修改了長期受伊斯蘭教法管轄的家庭法，飲酒法也變得更為寬鬆；自2020年起，未婚夫婦被允許同居，而在之前的阿聯酋，這是一種犯罪行為；2021年開始，首都阿布扎比放開為非穆斯林舉行民事婚姻的約束；去年，阿聯酋甚至改變了日曆，放棄了周五和周六的周末，轉而採用周六和周日的周末，這樣可以更好地與世界其他地區保持一致。

這些變化，隨後蔓延到周邊其他國家。今年2月，其他六個酋長國也紛紛效仿上述做法，在各自國家展開一場變革。

整個中東大地，正在改天換地。

阿聯酋政治學家Abdulkhaleq Abdulla將這些海灣國家的變革稱為“海灣時刻”：以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為代表的六個海灣國家正在作為新的經濟中心和創造力中心逐漸崛起，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發揮著愈來愈舉足輕重的作用。

“現在的中東就像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處於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Juno說。

“阿聯酋的治安非常好，即便在深夜，女生獨自外出也覺得很安心。”很多生活在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女性職場人告訴霞光社，這是她們選擇繼續留在這里工作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蓋普洛發布的《2021年全球法律與秩序》報告中，阿聯酋在“法律與秩序安全性”排名中僅次於挪威，位居全球第二；而在“人們獨自行走感覺最安全的國家”排名中，阿聯酋在全球名列榜首。

在2022年，有1436萬名國際遊客前往阿聯酋。但其實阿聯酋並不是一個自然景觀豐富多元的國家，它更多吸引了商旅與休閒遊客。而在阿聯酋去年發布的2031旅遊戰略中，明確提出“到2031年每年入境游客達到4000萬人次”的目標。

在今年通過高中同學內推從台北來到阿布扎比做程序員的Yammy說，初到阿聯酋，會被這里美輪美奐的建築震撼到失語：城市空間中遍布直插雲霄的摩天大廈，白天就像湛藍天幕下的玻璃森林，落日餘暉時被鍍上一層金黃，華燈初上時會有霓虹閃爍；而到了沙漠地帶，則是無邊無垠的廣闊荒漠。城市景觀與自然地貌交融糅雜在一起，有一種離奇的混雜感。

中東城市的混雜景觀

混雜感，是理解迪拜、阿布扎比這樣中東城市的關鍵詞。

這種混雜感體現在女性的就業和生存狀況上。政府自上而下推出平權舉措，新的性別觀念與女性主義思潮洶湧而至，但現實桎梏與人們頭腦中的陳舊觀念依然積重難返。

例如，2016年，沙特在“2030願景”中將“女性就業率提升到30%”定為國策；2018年，阿聯酋內閣批准了《男女同工同酬法》；2021年，阿聯酋成為中東北非地區第一個為私營企業的女性和男性僱員推出全薪育兒假的中東國家。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2年中東女性的職場參與率僅為19.8%，仍遠低於男性（同年為75%）。

今年被外派來到阿布扎比從事石油行業的lily說，她感覺中東女性處於被現代和保守兩種思維裹挾的矛盾狀態。她和本地的女性同事一起逛街購物時，這些經濟獨立的中東女性會被琳瑯滿目的彩色罩袍所吸引，“但她們從來不穿這些彩色罩袍來上班。我問她們為什麼，她們會說，每次鼓起勇氣想穿上彩色罩袍時，又會不由自主地拿起那件黑色罩袍。”

身著罩袍開心購物的中東女性

lily也有一次因為穿著問題而被阿布扎比街頭的警察問詢。“我那天只是穿著一條比較短的牛仔熱褲，搭配一件比較寬大的T卹，有個警察就叫住了我，讓我以後出門穿一條更長的褲子。”

在澳洲獲得碩士學位的lily覺得，可能只有在中東，女性才會因為日常穿著問題而驚動警察。

混雜感還體現在君主專制、政教合一與現代經濟形態的奇異共存。在Juno看來，中東各國受伊斯蘭教影響的司法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不像現代司法一樣客觀嚴謹。它有很多主觀層面的解釋，會帶來一些麻煩。

就像中東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某位中國籍高管告訴霞光社的例子：“遊戲行業現在在中東大火，但在不遠的過去，遊戲還因為宗教原因被中東人視為賭博，目前才被慢慢放開管制。因此在實際支付過程中，還是會出現被卡組拒付的情況，需要不斷地磨合風控。”

混雜感也體現在商業倫理所要求的契約精神與部落社會人情往來的對撞衝突中。事實上，為了應對巨大的市場和文化差異，有很多中企在進入沙特時會選擇和本地企業合資經營的模式。比如出海沙特的中國物流公司順豐，就選擇和沙特本土的阿吉蘭兄弟控股集團合作，在利雅得合資創辦了AJEX埃捷國際物流，並於2022年1月正式投入運營。

合資運營，能夠更快地取得當地政府信任、借助本地力量拓展人脈關係。“他們尤其在意你是某某推薦來的朋友，你和某某有著怎樣的交情。”上述中國籍高管說，中東仍然是一個熟人社會。

中東無疑是一個生存空間被階級秩序清晰劃分的地方。

這裡的數百萬印度、孟加拉、尼泊爾和巴基斯坦人處於生態鏈的兩極：一極在烈日灼心下叫賣一塊錢一杯的karek tea（一種印式奶茶），或者是在驕陽似火中修建大廈樓宇——根據人權組織的統計，在卡塔爾多哈世界杯場館建設中，不幸去世的尼泊爾建築工人多達上千人，許多農民工的月收入不300 美元，工資經常被拖欠或未全額支付；而另一極，則是跨國企業中隨處可見的印巴籍高管。

卡塔爾首都多哈景觀

Juno介紹說，在她所從事的新能源行業，實際控股人多以中東本地人為主，在管理層多為歐美人。而隨著中東各國與中國政商往來的加強，很多外資企業的中高層職位，也傾向於聘請有海外背景的中國人或是新加坡人。

“迪拜有一些規模頗大的中資企業，比如中建中東、上海振華、中國中鐵、中港集團，還有華為，如果你是在這些企業裡面工作的話，這裡的人自動就會對你的身價有一個判斷。”

lily則說起在阿布扎比職場廣為流傳的一個故事：某位來自敘利亞的打工人來中東求職，以敘利亞國民身份面試則屢屢受挫；後來，他動用自己的人脈關係，拿到了一本澳洲護照，發現情況開始變得絲滑無阻、一路綠燈。

在這裡，你能找到什麼樣子的工作，和你來自哪個國家有很大關係。

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的統計，中東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2019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擁有總收入的23%，幾乎是位於中下層共計50%人群所得份額的兩倍。

在迪拜工作生活五年多的Juno反而覺得，在職場上，迪拜不同階層之間的區隔沒有那麼難以逾越。“我之前在會計事務所和銀行都工作過，接觸到的客戶基本都是頭部跨國公司的大佬。我覺得如果在國內，很難在這個年紀接觸到這個圈層的人。可能因為迪拜是一個高度壓縮的社會，就像中國香港一樣，本身就這麼小，所以不會有不同階層生活在不同時空次元的折疊感。”

但來到中東的中國職場人，都愛上了這裡work-life balance的節奏。

阿聯酋的聯邦法律規定，用人單位可以要求勞動者加班，但一天加班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如果工作性質要求勞動者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工作，那麼他將有權獲得正常工作時間報酬125%的薪酬；而如果是晚上10點到凌晨4點之間加班，這一比例可能會提升到150%。

沙特勞工法規定，服務滿五年的員工有權享受30天的年假，並且僱員的僱傭期將持續到定期僱傭合同結束。在到期之前的任何終止都可能被視為無效，除非員工出現嚴重不當行為。

Jenni發現，在迪拜工作，周圍的同事會到點就走；休閒時間幾乎從不加班，因為需要對接的合作夥伴不會在這個時間工作。“有時和國內的同事聊，發現他們晚上開會到八點，每個季度都會裁員，對比之下，迪拜的工作環境真的很棒。”

Yammy的高中同學已經在阿布扎比工作四年，每年會有25天的假期，她能夠去歐洲旅行五六次。Juno在迪拜感受到了“認真生活”是一種什麼體驗：週末約上三五好友去自駕；不熱的時候會去沖沙，或者在沙漠騎馬，晚上烤全羊、露營、看星星；也經常會有朋友組織出海釣魚、徒步或者打網球。

1996年出生的她決定定居迪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自己年齡大了，回國的話實在卷不動了。”

衝沙是中東職場人周末經常參加的活動

來自各個國家的打工人有勇氣定居迪拜的底氣，是這里相對友好的房價。在迪拜市中心地段的房產，平均房價在4-5萬元人民幣/平米左右，而非核心地段房價則在2-3萬元人民幣/平米左右，遠遠低於國內一線城市市中心動輒每平米10萬元以上的房價。

Jenni作為科技企業外派員工，算上公司補貼，月薪比在國內漲了30%-50%；Jenni的老公也作為國企員工在迪拜工作。他們把女兒和Jenni的母親一起接到迪拜，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剛來沒多久，他們就在這裡買了一套房子。

“四五百萬元人民幣，在北京可能只能買到五環邊上的小兩居；而在迪拜，可以買一棟別墅，而且裝修精良、家電齊全，可以拎包入住或者直接出租，居住環境比國內一線城市好太多。另外，迪拜房子的出租回報比非常高。我買的房子人民幣大概480萬元左右，現在年租金有40多萬元。”Jenni介紹說，迪拜的房市現在非常火爆，她所在公司的某個以色列產品代理，來到迪拜對接工作，“順便”就購置了兩套房產。

從2021年開始，迪拜的房價持續飆升。從俄烏戰爭後尋找資金避風港的俄羅斯富商，到石油價格飆升後現金充裕的海灣鄰國的創業者和投資者，形形色色的高淨值人士湧入迪拜。

截至2022年9月，阿聯酋的優質房地產價格相較前一年飆升了70.3%，成為全球知名房地產諮詢公司萊坊全球指數中漲幅最大的城市。2023年第一季度，迪拜成為全球最繁忙的房地產市場，超過香港和紐約，交易額達3000億元人民幣。

房地產的熱度也讓很多和Jenni一樣的外籍上班族轉型成了當地房產中介，“不僅有中國人，還有很多歐美人，看來在迪拜賣房賺得實在不少。”

但這依舊是高淨值人士的資本遊戲。Jenni告訴霞光社，為這些來自全球各地的職場精英做家庭保姆的菲律賓人、非洲人，月薪僅為1400-2000迪拉姆，幾乎是迪拜平均月薪16,775迪拉姆的十分之一。

lily也觀察到，在阿聯酋，從事體力勞動的印巴人，居住空間是每月1000元人民幣的群租房床位，日常娛樂是在48度的天氣裡坐在路邊綠化帶上聊天。迪拜的高檔商場會有保安把守，他們通過膚色和衣著服飾判斷來客所處的階級，皮膚黝黑的印巴人無法入內。在中東，連公共空間裡的免費冷氣，都嚴格地按照階層分配。

Yammy來中東之前結了婚，現在和老公一起生活在阿布扎比；lily在考慮要不要在迪拜投資一套200萬迪拉姆（約391萬元人民幣）的房產，來獲得長達10年的黃金簽證；Jenni的女兒到了該上托兒所的年紀，為了接送方便，她選擇了家門口3個月10,000迪拉姆的國際學校，這個價格只相當於國內一線城市的一半，原本只會講中文的女兒和來自多個國家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漸漸也學會了一些英文單詞。

但她們都覺得，永遠生活在這裡似乎是難以想像的。“就算工作到40多歲，也要想其他的出路，回國，或者是再去別的國家。”

簽證是一個關鍵問題。對阿聯酋外籍人士而言，居留權取決於工作簽證。儘管近幾年來，阿聯酋政府為吸引全球專業人士不斷優化簽證政策，但入籍成為本國公民依舊不太可能。

阿聯酋護照被評為世界上流動性最好的護照之一。然而，外國人不能申請公民身份，他們必須由阿聯酋王室成員或官員提名，內閣擁有最終決定權。

Yammy之前曾在美國灣區工作，她覺得相較於美國的入籍政策，中東是一個讓外籍人士無法落地生根的地方。儘管在阿聯酋，90%以上的常居人口都是外國人。

事實上，中東各國也只為在本國工作、投資或創業的外籍人士敞開大門。簽證制度和幾乎無法入籍的約束，決定了這里基本沒有不工作的職場人。打工人在這裡賺取的薪資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但同樣也沒有養老、醫療等社會性保險。而這裡的本國公民，教育、醫療、買房都有政府給予的補貼與激勵方案，阿聯酋公民只要工作滿20年、年齡滿49歲就可以領取養老金和退休福利。

中東的職場女性

因為幾乎無法settle down，所以大家也都逐資本而居，來來去去。Juno在迪拜五年，生活圈裡的人換了不知多少波，很難真正地彼此熟悉、建立穩定持續的親密關係。尤其在盛夏時節，在室外永遠感覺到悶熱、黏膩、窒息，眼前的高樓林立看久了也覺得千篇一律，有時她也會考慮，要不要離開這裡。

Juno的家在北京，來迪拜之前在英國留學，在迪拜也接觸過幾乎來自各個國家的職場人，她發現全球性城市都有相似的共性：充斥著被工作倫理和消費美學規訓的理性經濟人，用工作來定義自身價值與尊嚴，在黃金時代裡滿足壯志雄心，但也在資本的驅動下漂流不定，社會聯絡日趨脆弱稀薄。

發展主義的神話曾經降臨在19世紀的倫敦，20世紀的紐約，21世紀初的北京、上海，如今，似乎又來到了中東地區。

“這樣想來，迪拜也沒什麼特殊之處吧。”Juno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