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40多年裡，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美國公民之間的工資差距急劇上升，麻省理工學院的新研究發現，這種差距的一半以上可歸因於一個單一因素：自動化。這預示著情況不妙。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從1980年的6.82萬億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20萬億美元以上。但是，做大了近三倍的蛋糕，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他們的盤子裡得到更多。

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大衛-奧托爾（David Autor）的說法，過去40年的情況與1963年至1972年期間的情況截然不同，當時”工資強勁增長，而且在所有教育的性別群體中均勻增長。”

雖然自1980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的實際工資有了很好的增長，但沒有高中學歷的美國男性在2016年的工資比1980年的工資少了15%，這是按通貨膨脹調整的。英國和德國的情況也類似。

美國人的工資一起上漲，直到1980年左右，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人之間的工資增長差距開始分化。

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和Pascual Restrepo進行了一項新的研究，使用一個新的框架來審視這一相對近期的不平等加劇的轉變，並將其分配給不同類型的勞動和資本。簡單地說，這個新的模型使得相對容易地將特定群體的工資變化與任務轉移聯繫起來，也就是說，當機器開始做某人的工作時。

長期以來，簡單、重複的工作顯然沒有很大的前景，事實上，正是這種非技術性工作最容易被自動化取代。但麻省理工學院的團隊認為，即使你控制了其他因素，如工會參與度的下降，自動化對受影響群體的工資的影響也比人們想像的要糟糕得多。

“這個單一的變量……解釋了從1980年到2016年左右群體間不平等的50%到70%的變化或變化，”Acemoglu在一份新聞稿中說。”這些是有爭議的發現，因為它們意味著自動化的影響比其他人想像的要大得多，而且它們也意味著對其他[因素]的解釋力較小。”

該研究還指出了實際提高整體生產力的自動化–例如，轉移到機器人工廠生產線，比人類工人更快、更少地製造東西與消除工作崗位、為企業主省錢而不提高生產力的自動化之間的區別。最完美的例子是超市收銀員工作的流失，轉而使用自動結賬機，而這些機器根本沒有更好或更快地完成工作。

這種”一般的自動化”，正如作者所描述的，是一種自動化的例子，它所達到的目的只是把錢從非技術工人手中向社會階層輸送而已。它有利於一個群體而不是另一個群體，對社會沒有更廣泛的好處來抵消這種不平等的增加。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當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應該關心這個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同情我們的身邊人？過去的40年，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連接性、能源儲存和其他一系列因素的技術融合中，有望使更多工作實現自動化。資本通常將工人視為黑匣子算法：給定輸入A，它期望輸出B。但數字算法正在迅速變得更聰明，而人類的大腦可以說在過去幾十萬年裡除了萎縮之外沒有什麼作為。今天，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發現他們的收入能力被自動化拖垮了，他們的生活被通貨膨脹消滅了。明天，這將是高中畢業生，然後是大學畢業生，而且速度越來越快。

Acemoglu說：”自動化的速度往往受到各種制度因素的影響，包括勞工的討價還價能力。”但問題就在這裡；當資本不想要它的時候，勞動力的議價能力是什麼？在這方面，人類正走向未知的水域。縱觀歷史，富人和窮人達成的是不穩定的交易，每個人看上去都在同一條船上，因為富人總是需要窮人來做工作。勞工通過偶爾拉動它的槓桿，使資本對其最嚴重的過度行為負責：團結起來，停止工作。有些人甚至認為，正是人類勞動的價值，而不是任何更深奧和更感人的東西在支撐著現代西方的人權概念。”

因此，我們向一個越來越多的人類勞動類別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的未來邁進。如果沒有一些史無前例的結構性變化，看起來影響肯定是殘酷的。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帕特里克-克萊恩說：”阿西莫格魯和雷斯特雷波的論文提出了一個優雅的新理論框架，用於理解技術變革對工資總結構的潛在復雜影響。他們的實證研究發現，自1980年以來，自動化一直是驅動美國工資分散的主要因素，這很耐人尋味，似乎肯定會重新引發關於技術變革和勞動力市場製度在產生工資不平等中的相對作用的辯論。”

這項研究刊載在《計量經濟學》雜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