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新的研究提出了迄今為止最確鑿的證據，表明科學家在其職業生涯的早期最具創造性和創新性。根據研究結果，生物醫學科學家發表的工作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的影響力下降了一半到三分之二。該研究的共同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布魯斯-溫伯格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我們發現，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生物醫學科學家的工作就沒有那麼多的創新和影響。”

然而，溫伯格指出，這種創新下降模式的原因使研究結果更加細微，並強調需要繼續支持科學家進入其職業生涯的後期階段。

這項研究最近發表在《人力資源雜誌》上。

近150年來，研究人員一直在研究年齡或經驗與創造力之間的聯繫，但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事實上，根據溫伯格的說法，研究結果一直是”五花八門”。

“對於一個這麼多人用這麼多方法研究了這麼久的話題，我們仍然沒有一個結論性的答案，這是相當了不起的。”

這項研究的一個優勢是，作者可以獲得一個龐大的數據集–1980年至2009年期間發表的560萬份生物醫學科學出版物，並由MEDLINE編纂。這些數據包括關於作者的詳細信息。

這項新的研究用一種標準方法衡量了生物醫學科學家的文章的創新性–其他科學家在自己的工作中提到（或”引用”）一項研究的次數。一項研究被引用的次數越多，它就被認為越重要。

有了每篇論文作者的詳細信息，這項研究的研究人員就能夠比較科學家的工作在其職業生涯早期和後期被引用的頻率。

在分析數據時，溫伯格和他的同事們有一個發現，這是理解創新在職業生涯中如何變化的關鍵。

他們發現，在職業生涯早期創新能力最差的科學家往往會退出這個領域並放棄發表新的研究。正是那些最富有成效、最重要的年輕學者在20或30年後繼續進行研究。

“在職業生涯的早期，科學家表現出廣泛的創新能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那些創新能力較差的人有選擇地流失，”溫伯格說。

“因此，當你把所有生物醫學科學家作為一個群體來看時，看起來創新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但是創新能力最差的研究人員在相對年輕時退出的事實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創新能力往往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下降。”

結果顯示，對於普通研究人員來說，他們在職業生涯後期發表的科學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比他們職業生涯早期發表的文章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但是，不僅僅是引用次數表明研究人員在其職業生涯後期的創新能力較差。

“我們構建了額外的衡量標準，根據引用文章的領域範圍，文章是否採用了最好的和最新的想法，引用了最好的和最新的研究，以及文章是否從多個學科中汲取了營養，”共同作者余惠峰說，他作為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博士生參與了這項研究。

“這些其他指標也導致了關於創新能力下降的相同結論。”溫伯格說，顯示創新能力較差的科學家的選擇性減員的研究結果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以前的研究會有如此矛盾的結果。

使用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其他知名研究人員的研究，對他們來說減員相對較小，往往發現創新的峰值年齡較早。相反，使用更廣泛的科學家的研究通常不會發現創造力的早期高峰，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減員的問題。

溫伯格指出，科學界的減員可能不僅僅與創新能力有關。女性或來自代表性不足的少數民族的科學家可能沒有獲得他們需要的成功機會，儘管這項研究無法量化這種影響。

他說：”那些成功的科學家可能是通過天賦、運氣、個人背景和先前的培訓等因素的組合。”

研究結果表明，資助科學家的組織必須在支持青年和經驗之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

“年輕的科學家往往處於他們的創造力的頂峰，但也有一個很大的混合，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創新性。你可能沒有支持最優秀的研究人員，”該研究的共同作者、奧爾巴尼大學經濟學副教授Gerald Marschke說，”對於年長的、更有經驗的科學家，你得到的是那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人，但他們平均來說已經不在最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