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已經結束了該國女性原本擁有的墮胎權利。這項裁決在紅州掀起了一股限制性法律的浪潮，這些法律將取締墮胎並懲罰尋求墮胎的人和提供這種基本形式的醫療保健的人。

這次的結果迫使科技公司選擇他們對墮胎權的立場。他們的反應說明了一切。在推翻Roe v. Wade案的決定草案洩露後，一波科技公司為尋求州外墮胎的工人設立了報銷計劃，這表明它們對員工福利和保留的關心程度。但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們對用戶的數據保持沉默。這是一種默許，即數據是如此有價值，科技公司寧願繼續收集–即使人們被投入監獄、被罰款或被殺害。

後Roe時代的世界是數據的清算。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分析，有13個州已經出台了觸發禁令進而將墮胎列為非法，而且至少還有7個州可能會效仿。此外，在這些州和附近的州，不乏將數據作為武器來查找和懲罰尋求墮胎的人和提供者的方式。如德克薩斯州的墮胎法允許任何人起訴任何人協助和教唆墮胎。在那裡，數據可以被用來追踪提供者、將人送到墮胎診所的Uber司機或在Facebook上或通過Venmo籌款的墮胎權利倡導者。在其他地方，還可以看到警察要求並使用位置數據從而以類似的方式追踪參與提供或接受墮胎的人或將生育數據作為某人尋求墮胎的證據。

科技公司有一個奇怪的技巧來幫助保護墮胎權利。為不得不去墮胎的員工報銷是幫助一小部分人應對嚴厲法律的一種方式。

但為了幫助所有人，科技公司可以停止收集這麼多數據。廣告經紀人可以停止出售這些數據。他們都可以對抗警察的傳票。然而，科技公司至今對他們的方式給出評論從而解決他們擁有這種巨大權力的現實。

這些公司甚至不願意承認數據問題，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它反映了一些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

人們生活在一個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監控時代，但很難理解這個監控網絡有多麼廣泛和多麼深入；如果各公司加緊努力，減少數據收集，那麼可能會讓大部分公眾大開眼界；

這些數據對公司來說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去年，用戶數據交易是一個290億美元的市場；

從本質上講，企業的沉默說明他們認為數據收集和銷售過程是不透明的，用戶不會對此大驚小怪。而數據本身對公司來說比幫助人們獲得拯救生命的醫療服務更有價值；

這也告訴用戶，如果他們想安全地尋求墮胎而不被起訴，那麼他們只能靠自己。對這些人來說，這樣做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當然，科技公司一直將數據看得高於一切。雖然這給數據被收集的個人帶來了風險，但數據的深度和廣度為這些公司賺取了大量的現金。公司曾因位置和關鍵詞數據被移交給警察或被右翼活動家購買而面臨反彈。換言之，人們已經提前了解了數據如何被用來定位用戶。並且它將變得更加極端–和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