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5點半，手機鬧鈴響起。劉濤揉著眼睛劃開手機屏幕，打開叮咚買菜App，選好蔬菜、肉類、豆製品和乳品，點擊“結算”，進入到“立即支付”頁面，然後開始等待。5點59分，劉濤開始快速點擊“立即支付”，中間不斷跳出“前方擁堵，請稍後再試”或者某個商品已被搶光的提示。

劉濤迅速的點擊“返回上一步”或“重新載入”，再繼續前面的動作。6點零7分，劉濤終於成功完成支付，搶到了一周以來唯一一次菜。他原本勾選了200多元的商品，最後只成功支付了40.9元。此後一直到晚上，當他再次進入叮咚平台的時候，系統提示持續為“當日運力已約滿”，各個分類裡面的商品也幾乎全部顯示為“售罄”或“補貨中”。

在本輪疫情發生後較長一段時間裡，這樣的循環是很多上海居民的日常。大家在業主群裡討論叮咚、盒馬等平台搶菜的秘訣，但成功的人並不多。4月10日左右，劉濤加了差不多上10個微信團購群，蔬菜、牛奶、豬肉、鯽魚、海鮮等應有盡有。一般50份到100份成團，快的當天下午就能送達。

封控之下，社區團購的出現，解決了很多上海居民買菜難的問題。第一財經記者近期多方調研了解到，由於物流運力緊張，零售商只能減少配送次數，增加每單貨物的商品量，且渠道對接、熟人經濟和統一採購模式等都促使社區團購成為近期上海消費者購物的主流。值得關注的是，一旦未來封控結束，“團長”會持續存在還是消失？社區商業又會何去何從？

社區團購火爆的緣由

團購併不是新鮮詞，但自上海封控以來，社區團購可謂火爆。

“以前團購僅是購物方式之一，我可以到店購買、可以點外賣、可以單品網購送貨。但是封控之下，大家不可以出小區，無法到店購物。物流配送運力緊張，你買一單貨品，根本找不到人來運送，這時候小區的群裡就開始討論拼單，大家一起買。最根本的邏輯就是抱團取暖，大家基本的米麵油等需求都是一樣的，拼一個大單一起買比較方便，送貨也就有指望了。”消費者吳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上海市靜安某小區的“團長”蔣婷也是同樣的想法。“一些年輕人日常以點外賣為主，封控期間不僅點不到外賣，家裡也沒有多少囤貨，平常依賴的餓了麼、美團、京東、天貓這些電商一時間很難送貨。社區團購彌補了封控初期運力緊張的問題。”

封控之下，社區團購幾乎成為解決消費端的需求的唯一方法。而對於商家而言，社區團購也幾乎是唯一的銷售模式。

“平時顧客可以到店購買，但現在只能在線上。且我們一家300個員工的門店，如今只有幾十人留守在門店，卻需要每天接2000多單甚至3000單，相當於以往十倍的在線訂單。光靠我們這十分之一的人力一單一單去配送是不現實的。所以我們只能調整貨品，有些東西不做單賣，而是整箱出售，消費者團購了整箱貨品後，我們一次性送過去，一趟物流其實滿足了整個小區的購物需求。”上海家樂福萬里店的店長季林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他的朋友圈裡面，現在都是整箱或大禮包商品展示，都是便於團購的商品。

“很多供應商沒有能力對每個訂單進行單獨的配送，但同時不少供應商有銷售的需求。我所在的小區中70%的居民是中老年人，這類居民日常生活物資的購買渠道不是電商，而是小區周圍的菜場小店，這些商超小店幾乎佔了小區80%購買商品來源。但在封控期，大家都開始湧向電商，電商無力承接這麼多需求。而原有的線下超市供應商卻找不到銷售渠道，另外，居民也沒有購買渠道，在這背景下兩方的需求產生了對接，用社區團購的形式消化供應商的商品，即把過去菜場、超市的售賣途徑轉到了’團長’處。”在蔣婷看來，社區團購火爆一是居民確實有需求，二是原來的供應商需要一個分銷渠道，兩者結合推動了封控期間社區團購的發展。

上海嘉定南翔某小區志願者告訴記者，據他觀察，在疫情發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一個單元樓每天要運送的叮咚貨物大概10~20份左右，而一個單元樓的住戶將近100戶。家住上海楊浦的吳嘉斌與幾位小伙伴組建了團購項目組，作為“團長”，他通過制定策略和細分流程，在4天內給居民們完成了2000份訂單。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

“團長”為何比“正規軍”強？

雖說理解了封控之下社區團購對於上海消費者的必要性，但為何“團長”的重要性會超過一些專業的電商平台管理者？

這就要從此次社區團購的商業模式說起了。

第一財經記者採訪了解到，一般的團購是大家拼單購買，但不一定保證購買規模有多大，也未必集中在一些基本品類。但封控之下的社區團購可以保證足夠大的量，且大部分居民的購物需求基本一致。這就有了很大的統一性，且需要一個團購的領導者來對接所有事宜，那就是“團長”。

“現在社區團購的基本模型就是’團長’來統計大家的需求，且集中在一些品類，然後由’團長’和相關工作人員一起來進行比價，得到大家的認可後進行統一採購和配送至小區，’團長’來進行點貨、分揀和分發，最後還有貨款的結算，如果想要做得更專業的話還可以設立信息反饋機制。我們的社區團購就成立了一個項目組，分為渠道組、樓棟志願者組、統計和財務組、物資分發組，統籌管理組以及數據分析組。大家各司其職，相當於一個企業的項目管理模式。”吳嘉斌對第一財經記者描述道。

而在這樣一套採購流程中，“團長”至關重要，封控之下，“團長”能做到的事是一些電商“正規軍”難以做到的。

“在物流緊張的情況下，商家不得不節省物流成本，所以從原先的一位一位送變成一個個小區送，可以理解成’to C’銷售轉向了’to B’。而在這個過程中，就需要一位組織者，將每位消費者的需求統一起來。到了小區內部，物流的’最後一公里’甚至’最後一百米’必須打通，’團長’就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且生鮮商品的線上化是各個消費品中比例最低的。疫情期間，原先線下的供應商、線下的消費者需要被對接起來，消費場景從菜市場、超市等轉化到了線上，而其中的對接人就是’團長’，他們替代了之前線下經銷商的工作。”一位生鮮電商平台從業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可見在封控之下，誰能解決“最後一公里”的問題，誰就掌握了一定的主動權。這一點，“團長”可以做到，而一些電商卻未必能做到。

“叮咚、盒馬卡在騎手資源上。”一名“團長”表示，電商平台依靠騎手完成物資從配送站到小區的派送，疫情期間只有部分騎手有通行證，許多騎手在小區裡面難以出行。

公開信息顯示，叮咚買菜在寶山片區原本有29個站點，覆蓋約1000個小區，正常情況下，每個站點30～40人，日均單量不低於2000單。4月1日浦西封控後，寶山區15個站點關閉，每個站點出勤人數僅20個人，每天接1500單就已經滿負荷了。以此簡單計算，封控前叮咚買菜寶山區日均配送量大約為5.8萬單，封控後日均配送量為2.1萬單，運送量降低了50%以上。加上不同片區資源分佈不均，寶山很多區域都覆蓋不了，明顯滿足不了用戶需求。

“團長”們則通過社會資源找到有保供文件和通行證的供貨商，憑藉組團形成的大額交易量與供貨商直接交易，省去中間商環節。在接到同一個片區多個小區的團購需求後，供貨商開著自己的貨車把物資挨個運送到各小區門口，小區物業和志願者再分發到各個單元樓和住戶門口。簡單來說，叮咚等電商平台往往是卡在了”最後一公里”的運輸能力，反過來也制約了他們拿物資的能力。社區團購回到一種較為傳統的模式，沒有電商平台那麼精細高效的分工，但因為物流通暢，反而能夠保障物資送到居民手中。

此外，封控之下的社區團購還具有“熟人經濟”和以需定供的特點，相比較其他電商平台，“團長”更具有這方面優勢。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鄉村振興建設委員會副秘書長袁帥認為，“團長”有些是社區小店店主、寶媽等自由職業者，“團長”的優勢，一則在於熟人社交，降低獲客成本，二則以需定供，減少庫存積壓。社區團購中“團長”在尋找供應商或者開團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找到可控的、優質穩定的、靠譜的供應鏈。團購的集單模式，決定了不需要配置大量的終端配送資源，但自主可控的物流系統，仍然是必需品。

“良心團長”大戰“黑心團長”

在社區團購火爆，“團長”掌握了流量密碼後，又出現了新問題——“團長”的素質良莠不齊，有“良心團長”也有“黑心團長”。

蔣婷所在的小區，由於老年人較多，即使在4月中下旬運力逐步恢復後，不少居民因為不擅長使用電商平台下單也依賴社區團購。於是，”良心團“逐步淡化後，小區裡也出現了”黑心團“。

蔣婷表示，小區年輕人組織的團購在前期已經跑通了整個流程。為提高效率，她所在的小區在4月初用一周時間劃分了組織架構。決策群負責與居委會對接，同時由10位居民負責團購商品的審批，審批內容包括供貨渠道（只選擇有資質的供貨商）、團購品類（易變質的商品不團購）、團購價格（部分供應商會根據預訂數量有讓價空間）等。

審批通過後將商品先轉發到樓代群，然後由樓代表轉發到各自的居民群中，樓代群指每幢樓的樓代表（居民群的負責人）所在的群。蔣婷表示，由於這一架構，小區的成團率很高，團購商品基本都能達到300份以上的數量，沒有成團的困擾。此外，決策群會不斷拉入有貨源的居民，在通過後由該居民成為“團長”負責與供應商對接。

在“團長”佣金問題上，蔣婷表示，回扣問題是因為供應商的不正規所導致。“正規的供應商，包括山姆、光明、金龍魚這些，它不會有這種’潛規則’。大品牌是不會允許這種事情出現的。就像光明在全市都是統一價，消費者知道它的底價在哪裡，團購的價格在哪裡。”

正規供應商也在管控“團長”回扣問題。“山姆很明確要求居委會給團購發起人蓋一個證明，團購發起人要提供身份證和名字，承諾給小區所有的團購不會賺任何1分差價，一定是原價團進來原價賣給居民。越小的公司或者越小的渠道，差價就會越大，就越有貓膩，大公司都會很透明，因為其自己也會擔心有風險。如果’團長’進行倒賣對於品牌也是有損害的。”蔣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隨著4月中下旬電商運力的恢復，小區的社區團購意願有所淡化，此時一些“黑心團長”開始出現。

“到4月下旬的時候，那些小商販已經回過味了，店裡可能會有些庫存，或是小商戶有一些進貨渠道。小區有人曾在4月下旬推出了小養麵包的團購，官方團購價為72元，小區’團長’售價為99元，一單淨賺27元。這一價差在小區引發了爭議，有小伙伴在大群裡揭穿他，他說進貨商就是99元，他沒有賺差價。小伙伴就說’你敢開99元我就開72元’，然後就把72元的鏈接開出去了。結果開72元的小伙伴聯繫的供應商就給他發微信，說你這個團不能給你開了，因為你的價格影響了其他’團長’的價格。”

蔣婷算了一筆賬，“我記得小養麵包賣掉130多份，粽子賣掉一兩百份，如果每個差價都算25元，日入萬元不是夢。”

為了回擊“黑心團長”，小區的年輕人近期再次開團，和“黑心團長”發起同品類但價格更低的團購。

在此前舉行的上海市第152場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副局長彭文皓表示，上海市市場監管局根據市民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制定發布了《關於規範疫情防控期間“社區團購”價格行為的提示函》，或將進一步遏制高價團購現象。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為了讓社區團購更規範化，目前不少小區對於“團長”和供貨商都採取了較為嚴格的管理，比如需要雙方提供相關資質、企業證照等，“團長”甚至還需要簽訂承諾書等，以防止加價或不規範的二次倒賣等行為出現。

“團長”會繼續火爆嗎？

隨著上海復工復產的展開，過去1個多月以來保證人們生活的社區團購能繼續熱鬧嗎？

不少“團長”表示，目前是因為封控之下購物的需要，一旦未來解封，那麼居民們可以自己到店購物或通過正常的網購來單買，並不一定需要社區團購。隨著大家對商品的需求不再是簡單的米麵油，而是升級到甜品、火鍋和其他日用品後，一部分“團長”也很是疲憊，因為眾口難調。

張甜每天就睡4~5個小時，白天在全天回信息或者語音通話中度過。“有一次訂單沒能按時到貨，這時群里分成了兩派，一派人要求退款，一派人又願意等，把我夾在了中間，有些人的態度也明顯不好。’團長’和店主之間的一個很大的區別是，店主面對的是個體，我定向解決一個人的售後就好了，’團長’是面對整個群，大家的想法不一樣，就比較難去解決和處理。”

商務部研究院電子商務研究所副研究員洪勇認為，封控解除之後，“團長”還是會存在，但作用會大大降低。“團長”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封控時期人員不能自由流動，一些對於互聯網技術較為了解並且熱心的人投入到社區團購中。封控解除後，相當一部分“團長”將重新返回自己的工作崗位中。社區裡僅有的專職“團長”數量將會減少，專業程度也會降低。

“疫情退卻之後，很大一部分團會解散，會逐漸失去活力。因為臨時’團長’是要回歸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福建福牛供應鏈有限公司負責人林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基數幾何倍的擴大，大浪淘沙後優質“團長”會留下一部分。與一般電商平台相比，社區團購一方面可以聚集到大量訂單，利用薄利多銷效應，商家願意降低商品價格；另一方面可以節約“最後一公里”的配送成本。

對於社區團購在疫情之後的發展趨勢，林聰認為一定會經歷一波洗牌，規模較小、品質較差、售後問題多的團購會逐漸退出，精品團會迅速嶄露；品牌方會更加重視團購市場的建設，知乎、抖音、小紅書等“種草地”應該會引入“團長”模式；相關監管會日趨完善,各個“團長”將針對商品做好審核，提高服務質量。

“社區團購未來怎麼走，和其做什麼以及怎麼做有很大的關係，如果還是把它當成是資本的遊戲，通過流量玩法去壟斷之後再賺錢，這種模式肯定是走不下去的。能否抓住此次’意外走紅’的契機和社區團購消費習慣養成的節點，延續和留存用戶習慣，設計出可以長續的服務，才是社區團購企業應該當下要考慮和深化琢磨的。”袁帥認為。

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