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與量子“糾纏”的青年科學家
據新華社合肥5月3日電1900年,德國。42歲的普朗克首次提出“量子論”,曾經堅不可摧的牛頓力學大廈,被一束來自微觀世界的光探出罅隙。100多年後,中國。“墨子號”“九章”“祖沖之號”……站在“第二次量子革命”的新起點,我國量子科技捷報頻傳,已成為國際量子科研版圖上的重要力量。
這些成績背後,是一群心懷“國之大者”的青年科學家,他們用青春砥礪報國之志、勇攀科技高峰,成為我國量子研究領域的“天團”。
“搞科研,失敗是家常便飯”
“教科書上看到的成功只是偶發事件,失敗才是常態。”39歲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榮星說,如何面對失敗,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樣子。“要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嘛。”他笑道。
22歲前,榮星的人生字典裡似乎找不到“失敗”二字。2001年,18歲的他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學院,後又被保送本校碩博連讀。
2005年,讀研一的榮星選擇科學儀器作為研究方向,開始了和量子的無限“糾纏”。他滿懷憧憬地跨入這條賽道,然而,等待他的卻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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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星在實驗室工作。(受訪者供圖)
“儀器功能受限、方案被反复推翻、實驗結果不及預期……”榮星說,當時,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遠遠落後於國際水平,因為缺少實驗儀器和實驗樣品,連做實驗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十年一瞬,榮星熬過了一個個不眠夜和一次次失敗。經過努力,他和同事們利用自主研製的磁共振裝備,實現了目前國際最高精度的自旋操控。“科學研究可以取得階段性成果,但永遠沒有盡頭。”榮星說,作為青年科學家,要繼續弘揚科學家精神,努力書寫科技自立自強的時代答卷。
“讓科技成果服務更多人”
2009年,剛邁入而立之年的青年科學家孫方穩做了一個可能改變一生的選擇。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後出站後,他放棄國外優渥的待遇,回到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當時沒想那麼多,因為郭老師希望我回來。”孫方穩說。他口中的“郭老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量子信息學家郭光燦。
選擇,從1997年開始。
那一年,孫方穩高考。“除了物理髮揮正常,數學和化學的成績都不理想。”他說。即使這樣,他仍以高分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選擇專業時,他不假思索地選了“發揮正常”的物理專業。
4年本科求索,6年研究生生涯,博士畢業那年,他又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郭老師的支持和對科研的熱愛,讓他真正投身量子傳感領域,不斷學習、研究、深造。
回國那年,他許了個願:再過10年,我們的科研成果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10年後,願望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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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方穩(左二)在檢查儀器。(受訪者供圖)
孫方穩參與研究的量子傳感技術在近幾年基本實現了自主可控,並且已經看到成果轉化的可能性。
“研究成果不能’躺在紙上’,要讓它服務於人。”孫方穩說,從理論突破到轉化成技術應用,有的可能要數十年。
“但有朝一日,可以看到研究成果走進你我生活,我覺得值。”孫方穩說。
“我這一生,只想做成這一件事”
2021年10月26日,朱曉波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宣布,我國成功構建66比特可編程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祖沖之二號”,求解“量子隨機線路取樣”任務的速度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快1000萬倍以上,這使得中國成為目前唯一在兩條技術路線上達到“量子優越性”里程碑的國家。
朱曉波,就是“祖沖之二號”項目的具體負責人。
關山難越從頭越。2008年,已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教授的朱曉波放棄教職,前往日本深造。那一年,他32歲。
5年後,他婉拒導師的挽留,回到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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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曉波在工作中。(受訪者供圖)
回國3年後,朱曉波加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開始研製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
接下來幾年,數十名科研人員陸續加入。他們用一個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為我國量子計算領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在這條關乎人類未來的賽道上,中國不能落後,我們不敢停下來。”朱曉波說。
“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未來。希望我們這代人的努力,可以為建成科技強國貢獻力量。”朱曉波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在有限的人生里,做著值得奮鬥終生的事情。“我的一生,只想做成這一件事。”他說。(新華社記者戴威、曹嘉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