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家推行生育的社會計劃以來，全國人口出生率”跌跌不休”，如今再創新低。 根據國家統計局日前發佈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

數據顯示，2020年的自然增長率不足10年前的25%，特別是自2016年實施二孩政策以來，自然增長率由6.53‰降至1.45‰，2017年以後自然增長率下降速度加快。 人口出生率從2016年的13.57‰降至2020年的8.52‰，用”斷崖式下降”形容其速度之快亦不為過。 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2021年出生率仍將繼續下降。

出生率跌破1%意味著什麼？ 這一數據意味著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來、近在咫尺（原來估計在2027年以後），人口萎縮大勢所趨，低生育—少子化—老齡化—人口結構失衡的風險加劇。

近幾年出生人口下降，與育齡女性人數減少是分不開的。 與2010年相比，2020年我國15~49歲育齡女性人數減少了5749萬人，平均每年減少575萬人。 與此同時，這10年間20~29歲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數減少了3463萬人，平均每年減少346萬人。 低生育—少子化背後不僅有生育意願低下的驅動，也有年輕育齡女性減少的原因。

出生率首次跌破1%是人口轉折的一個重大信號，它表明低生育和少子化驅動下的年輕人口儲備不足已然成為常態，可能加劇經濟下行。

人口發展規律表明，一旦人口年齡結構失衡，即便是人口大國也會遭遇”工作力短缺”困境，甚至人力短缺從製造業開始波及服務業等各行各業，人力資源依託型的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

2012年以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幾百萬，已累計減少4000萬以上。 2017年，中國人口增加了737萬人;2018年，增加了530萬人;2019年，增加了467萬人;2020年，只增加了204萬人，人口萎縮態勢嚴峻。 應該承認，2017年後人口增加是因為二胎放開的政策效能得到了釋放。

在過去幾十年中，由於人口總量控制理念長期佔據了絕對話語權，人口少子化態勢沒有引起我們應有的警覺，以至於演化成嚴重的問題。

回望過去，可以說有3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一是1991年總和生育率（TFR）首次低於更替水準，次年即低於1.6，屬於”未富先少”的人口轉變類型;二是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五普”）數據顯示TFR為1.22，低於1.5甚至1.3，已屬於早熟的低生育人口;三是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六普”）大數據顯示， 其時TFR僅為1.18，低於”五普”，是適時調整人口生育政策的最好時機。 說白了，人口少子化不是從屬於人口老齡化的次要問題，而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重大問題。

1962年至1975年這14年，我國新增新生人口36776萬，平均每年新出生人口2600萬。 從1962年一直延續到1997年，出生人口在多數年份都超過2000萬人，其中1963年出生人口接近3000萬;但從1998年開始，我國每年出生人口一直低於2000萬人，尤其是2020年出生人口僅1200萬，不及1963年的一半。 1963年人口出生率達到了43.6‰，2020年出生率不到1963年的1/5。

嚴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造成人口兩極分化，像蹺蹺板一樣，一頭沉一頭起，人口年齡結構嚴重失衡有悖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理想和目標。 所以說，從一個歷史時期看，低於1%這一數據包含著人口結構失衡的風險含義和預警含義。 事實上，2020年人口增量僅有區區204萬，相對於14億總量而言可謂杯水車薪，無足輕重，中國已經接近人口零增長的門檻了。

關注人口安全是國家總體安全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口安全是非傳統安全譜系中的重要一維，在國家總體安全中佔據基礎性地位，舉足輕重。 人口風險與人口安全是一體兩面。 社會學之父、法國思想家孔德說過：人口即命運。

總結歷史經驗，或許可以說，人口、土地與文化構成了人類文明的三要素。 沒有人就沒有人口，沒有人口也就談不上文明的演化。 人口安全是人口均衡、可持續、高品質發展的底線、紅線和防線，中國要不斷提高人口發展的安全意識或者說安全係數，牢固樹立人口發展的安全觀、平衡觀和優化觀。

築牢人口安全意識，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是民族復興和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中國要以近更替水準生育率（即1.8≦TFR≦2.5）為人口復興的基本目標，這是人口自身持續發展的需要。

毋庸諱言，現在我們觀察到的是內生性、意願性的超低生育率。 國際經驗表明，想提振和改變低生育意願難度極大。 中國已經錯過了生育率調整的機遇期，在迅疾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中，年輕一代的生育觀念和生活方式已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現在的年輕人一孩都不想要，更不必說兩孩甚至三孩——那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罷了。

應該承認，中國人口生育率存在著一定的城鄉、地區、階層和民族差別，所以要把目光集中到有較強生育意願的人群，給予全方位的生育支援，降低三育（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減少假性低生育（即成本約束性低生育）現象，甄別出有著較大生育潛力的人口。 少數的潛在生育人群可能隱沒在社會底層的中國人口，如生養成本較低的邊遠地區或者民族地區，部分在小城市、小城鎮。

人口問題面貌萬端，核心就是生育率低迷問題。 在低生育時代，中國需要通過生育友好的非常政策和重量級制度來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一個國家、政府與社會的生育友好必須體現在尊崇生育的人生意義和社會價值，尊重生育權利（即尊重生育的自主性和多樣性）。 人口—生育政策和制度同樣要彰顯和捍衛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權利至上的理念。

與此同時，還要著力改善生育的社會福利和服務保障，讓生育正義與生育福利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民生福祉，如發放生育獎勵金和健全托幼服務體系，保護女性權益使其不至於因為生兒育女而遭遇任何意義的就業歧視，等等。

（作者穆光宗系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