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網紅定義的人生:意見領袖博主們並不靠譜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消費正在被網紅經濟支配。 吃美食先看美食博主有哪些推薦;出去玩先看社交平臺上有人打卡了哪處美景。 連看書都要去搜讀書博主,看看哪本書”讀了一口氣停不下來””讀完令你思考人生”。 作為消費者,我們無非是希望能用最短時間,找到令人滿意的產品。 但很多時候,充當了意見領袖的博主們並不靠譜。
前不久,網友整理了”小紅書濾鏡害人”的案例,吐槽P圖前後呈現的兩個世界:經過粉飾的”少女心粉紅色沙灘”實際是一片荒涼的灘塗。 懸掛著白色吊燈、光影交錯的藝術走廊只是牆上一幅畫。 “國貿最洋氣Cafe”原來是路上一家逼仄狹小的店鋪,旁邊排列著吃小籠包、板麵、醬骨頭的飯館。
對此,小紅書回應,將嘗試推出景區評分榜、踩坑榜之類的產品,幫助使用者避坑。 然而,只要我們還在網路上消費,這個坑躲過了,還有下一個坑等著你。
幾個月前,我在抖音刷到一家東北菜館,博主介紹”魚燉粉條”時眼睛都在發光,說是北京東北菜第一名,但我吃后感覺在喉嚨和肚子里刷了一層油。
吃的能躲過一劫,用的也不一定靠譜。 前不久,上海一位女士用了明星同款洗眼液后,眼睛乾澀、酸脹,出現灼痛感,后被診斷為黏蛋白缺乏性乾眼。 醫生解釋,網上大熱的洗眼法如果操作不規範,容易造成眼睛感染,眼睛本就有清潔功能,沒必要用洗眼液。
有媒體總結,除了旅遊景點,美妝、護膚、小家電等”種草筆記”已成為消費者的重災區。 一家測評優質產品的自媒體經過檢測,發現網紅潔面儀不能改善痘痘肌,百元一塊的網紅肥皂連普通的肥皂都算不上,而酵素、生髮液、脫糖電飯煲、兒童醬油等產品都是智商稅。 為了避坑,有人在社交平台發起掃雷小組,專門吐槽踩雷產品。
網紅橫掃一切,有時候被傷害的不只是消費者,還有賣家。 成都一位火鍋店店主對媒體說,店裡只有13張桌子,自從一位美食博主推薦他的店后,店內平均每天有70桌客人,4個服務員忙不過來,影響了顧客用餐體驗感,導致線上引流的爆發點過去后,線上顧客大量流失,線下顧客也不來了。
網紅這麼拼,說到底還是為了流量。 由艾瑞與微博聯合發佈的《2018年中國網紅經濟發展洞察報告》顯示,2018年,粉絲規模在10萬人以上的網路紅人數量較去年增長51%,其中粉絲規模超過100萬人的頭部網紅增長23%。 網紅涉及的領域在擴大,變現方式也擴展到電商、廣告、直播打賞、付費服務等多種手段。
據AdMaster調研數據,2019年,60%的廣告主有意願將網紅KOL推廣作為首選的社會化行銷投放選項,”人找貨”的商業模式轉向”貨找人”的模式。
網紅經濟勢頭正猛,市場免不了泥沙俱下,對層出不窮的劣質產品,平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作為消費者的我們是不是也該想想,怎麼就落入了消費主義的圈套?
一定程度上而言,網紅經濟的蓬勃正是迎合了消費者的社會心理。 小紅書式濾鏡迎合的是消費者對精緻的想像,鋪天蓋地的網紅產品給人一種追逐流行的錯覺,而帶貨博主都販賣著一樣的人生勵志故事:創業失敗,重新再來。 走上人生巔峰,她們告訴你,女人,對自己好一點,你的衣著能證明你的人生態度和品位。
這真能證明什麼嗎? 不,這無法幫你對抗真實的生活,更彰顯不出任何個體精神,只是讓你通過消費,獲得剎那間的快感和可憐的自我想像。
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在《第四消費時代》中,將日本產業革命後的消費趨勢劃分為四個消費時代:第一消費時代(1912-1941)呈現出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富裕階層西方化的消費傾向;第二消費時代(1945-1974年)表現為戰後人口向東京都市圈遷移,”安家落戶”帶來的家庭消費的崛起。 等到第三消費時代(1975-2004年),在電商加持下,消費從家庭消費轉向個人消費,個人化、品牌化、高端化、體驗式消費快速增長。
而到了2005年至今的第四消費時代,消費者不願為過高的品牌溢價埋單,社會從以商品為中心的消費轉向以服務為中心的消費,人們對商品需要回歸樸素,重新關注起個體間的連接,回歸內心的滿足感。
這或許對理解我們社會消費的變遷也有參考價值。 在我們父母的成長年代,追求的都是家庭消費,誰家要有手錶、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四大件”,就是踏上了”小康生活”,到了我們小時候,”四大件”又成了手機、電腦、汽車和房子。
如今,家庭消費變成個體消費。 前不久回家,我發現家裡院子被快遞箱堆滿了,我爸在直播間買了空調、茶水桌、空氣加濕器,我媽跟我抱怨,說你爸囤積的酒水堆滿了儲藏室,而她本人沉迷於在直播間買零食和首飾。
也不知道是該為爸媽又學會了一項網路技能而開心,還是告訴他們直播間賣貨更多是行銷套路。 可見,網紅經濟正侵入生活各個角落,瓦解不同年齡層,市場向三四線城市甚至農村下沉。
身在這個時代,想抽離出來不為其誘惑太難,只能盡力保持內心的自由,意識到真正的需求是什麼,什麼能證明你的價值。 如果人生的價值是由消費定義的,那只能說,我們的人生太廉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