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滿足生物多樣性、氣候和水目標的綜合戰略可最大限度獲得協同效應
我們在保護世界生物多樣性和動員自然解決方案以説明遏制全球變暖方面集體失敗了。 自然地圖聯盟進行的一項新研究表明,對30%的土地進行戰略性的保護管理,可以保護70%的陸地植物和脊椎動物物種,同時保護世界上62%以上的地上和地下的脆弱碳,以及68%的清潔水。
11月,各國政府將在格拉斯哥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會議。 最近的七國集團自然契約和由88位政府首腦簽署的領導人對自然的承諾表明,緩解和適應自然氣候的解決方案將在議程上佔據重要位置。 2022年,中國將主辦《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以商定一個新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包括到2030年至少保護30%的土地和海洋的擬議目標,以及應用包含生物多樣性的綜合空間規劃來解決土地和海洋使用的變化。
為了阻止自然界的衰退並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需要設計和實施戰略,以更好地管理土地使用,用於農業、基礎設施、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變化緩解和適應、水供應和其他需求。 正如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草案以及哥斯大黎加、中國和其他國家目前的努力所強調的那樣,這需要進行空間規劃,以評估生物多樣性保護將為其他政策目標帶來最大利益的地方。
為了支持這樣的綜合戰略,《自然生態學與進化》雜誌剛剛發表了一篇自然地圖聯盟的論文,提出了一種空間規劃的方法。 該論文著手確定全球重要的保護管理區域,以同時保護最大數量的物種免遭滅絕,保護脆弱的陸地碳儲量,並保護淡水資源。 這項工作是第一次將生物多樣性、碳和水的保護真正納入一個共同的方法和一個單一的全球優先地圖中。 這項工作的另一個明顯的創新之處在於,在分析中考慮了一套全面的植物分佈數據(約佔所有植物物種的41%),併為滅絕風險設定了物種目標。
“為了實施2020年後的生物多樣性戰略,如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政策制定者和政府需要明確資源和保護管理可以為生物多樣性帶來最大的潛在利益。 同時,不應孤立地看待生物多樣性。 其他方面,如保護自然生態系統內的碳儲量,應與生物多樣性一起考慮,以便在追求多個目標時可以評估協同作用和權衡,”主要作者、IIASA生物多樣性、生態學和保護研究小組的研究員Martin Jung解釋道。
“作為研究的一部分而開發的新的全球優先地圖表明,當涉及到確定新的保護管理區域,如保護區或社區管理的森林時,品質(位置和管理的有效性)比數量(全球範圍)更重要。 為了追求保護的品質,實現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目標,政府和非政府機構應該為他們想要的東西設定目標和指標:保護物種、健康的生態系統及其對人類的服務,並據此確定保護的區域。 我們的研究為如何做到這一點提供了指導,”研究的共同作者Piero Visconti補充說,他在IIASA領導生物多樣性、生態學和保護研究小組。
研究人員指出,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30%的土地可以為保護、氣候和水供應帶來重大收益。 具體來說,它將保護世界上62%以上的地上和地下脆弱的碳和68%的所有淡水,同時確保70%以上的陸地脊椎動物和植物物種不受滅絕的威脅。 正如這項工作所顯示的那樣,要實現這些目標,就需要利用自然地圖等空間規劃工具對保護干預措施進行戰略佈局,關鍵是需要使其管理人能夠有效地管理這些地區。
“這種類型的方法可以支持決策者確定保護工作的優先次序,並顯示出人類和自然可以獲得多大的收益。 為了長期成功,這些地區必須得到有效和公平的管理。 這包括尊重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權利,並賦予他們權力,”共同作者、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護監測中心(UNEP-WCMC)地方規劃首席技術專家Lera Miles說。
正如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草案所呼籲的那樣,綜合空間規劃圖對於實現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目標是必要的。 它們對於資助自然氣候解決方案、改善碳市場和綠化供應鏈也是至關重要的,”該論文的作者Guido Schmidt-Traub說,他還在同一期《自然-生態與進化》雜誌上撰寫了相關評論。
該研究表明,與單獨強調任何一項資產相比,共同優化生物多樣性、碳和水可以最大限度地從保護中獲得協同效應。 通過在選定的地點採取戰略行動,可以在所有三個方面取得重大效益。 然而,為了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和氣候目標,社會上的所有參與者都需要大大增加保護工作的規模。
Jung指出,該分析確定了在全球範圍內管理保護的任何特定區域的最高潛在價值。 該團隊絕不建議或暗示所有具有高價值的地區都被置於嚴格的保護之下,他們認識到這些管理選擇是由國家和地方利益相關者決定的。
該小組的分析還從數量上證實了許多早先被描述為生物多樣性熱點的地區,這些地區以前只基於專家意見。 通過包括迄今為止在全球優先排序中被忽視的全球生命樹的選定數據–如爬行動物和植物–該小組確定了在全球範圍內被視為對生物多樣性重要的新區域。 這些地區包括,例如,美國東南部和巴爾幹地區。 這項研究還有助於更新和改進所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地區的資訊。
“我們的方法、數據和全球優先地圖是為了作為主要保護措施的決策支援工具。 此外,這項研究為新一代的綜合優先權和規劃工作奠定了基礎,所有的參與者都可以用它來為區域、國家和次國家層面的保護選擇提供資訊,”Jung總結道。
全球優先權地圖可以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實驗室中進行互動探索,以支持決策者,併為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產生洞察力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