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節跳動終於雙休了。7月9日晚間，據新浪科技報導，字節跳動正式宣布“公司將於2021年8月1日起取消隔週週日工作的安排，請大家做好相應調整，8月開始有需求的團隊和個人，可以通過系統提交加班申請。”

大廠“慢”下來了

今年6月起，互聯網大廠突然默契的開始討論起取消大小周（上六天班為單休大周，上五天班為雙休小周）的問題——先是騰訊光子工作室提出取消大小週；接著，快手第一個跳出來宣布7月起正式取消大小周。

當時字節跳動因為一份調研左右為難——字節跳動CEO梁汝波公佈了關於“大小周取消”的調研結果，1/3的員工支持，1/3的員工反對，甚至有新員工表示，“取消小周，每年損失10萬。”

可能有人會問，既然有人願意、有人不願意，為什麼不把單雙休的選擇權交給員工？問題是大廠員工分工高度精細化，早被馴化成一顆顆螺絲釘，一旦某個項目有人加班必然會關聯到其他人正在推動的工作，所以只能一個部門加班或者不加班。

塔門在《誰動了年輕人的周末》中提到，“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今人們越來越能意識到自己正在被異化。一方面，人們能夠認識到個人對於龐大的資本主義機器而言僅僅是一個螺絲釘；另一方面，對工作系統的反抗是不現實的。”

否則，字節跳動CEO梁汝波也不會在是否取消大小周問題上搖擺，並在內部進行調研。因為即便取消大小周也不會讓工作總量減少，對很多人而言不過是換個地方加班。

另外，知乎答主@Kevin Zhang針對“互聯網加班文化”給出過一個十分有趣的視角，“一個女人生孩子需要懷胎十月，但是十個女人也不能一個月生出來”。

要知道，字節跳動自2012年成立起就一直保持著大小周的工作傳統，以此每年擠出近20個額外工作日——外界一度將其歸結為字節跳動得以快速擴張的核心原因。

說實話，字節跳動高歌猛進的這幾年，公司陷在一種快速生產——高速增長——快速生產的死循環中，這必然會給員工帶來高負荷、長時間的工作承壓，以確保高效的執行力。

而且，大小周能在大小互聯網公司沿用至今，其實是一種公司與員工“雙向選擇”的結果。

一位前字節跳動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告訴《財經》記者，有跳槽來字節意向的人員中，介意加班的只有不到10%，更多人忽略加班要求，更看重字節的工作經歷以及高於行業均值的薪酬。

毫不誇張的說，字節員工兩個大周趕上五一長假，一個月房租都掙回來了。畢竟，相比節假日，當代年輕人更缺錢。

比如，2020年3月，江西省、浙江省和甘肅省隴南市三地相繼發布通知，鼓勵推行2.5天假日制。結果再無下文，當地企業該加班照樣加班。

而且，很多大廠通過“圈養”，最大限度緩和著員工的抵觸。拿字節跳動舉例，一位此前曾在大廠任職的資深HR對虎嗅說道：

“營養豐富的三餐，下午茶、零食不限量供應，基礎娛樂設施配套齊全，10點後下班還報銷打車費，單身年輕人在這樣的職場環境只要安心加班掙錢就行了，換做其他公司這些破事兒誰給你兜啊？說句不好聽的，一群進不來大廠、渾渾噩噩混日子的人為目標清晰的大廠年輕人操心。”

況且，大多數求職者早在面試時，就已經在心底反復權衡過利弊。說的殘酷點——想要“活少”就不要貪戀高薪，選擇高薪就不要奢望不加班。

難怪有人在微博上嘲諷：

“經濟學家凱恩斯1930年大蕭條時曾預測，2030年每人每週只需工作15小時就能過上不錯的生活，然而2021年很多人每週加班的時間都不止15小時。”

取消大小周是一場雙贏嗎？

前些年，各大社交平台流傳最廣泛的其實是華為的狼性文化——早在十年前，華為就曾整出來《奮鬥者申請協議》，要求員工自願放棄帶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費。

華為以一己之力帶火了狼性管理和加班文化後，大廠加班制度逐漸成為諸多中小企業為員工畫餅的案例素材——隨手一搜，2020年7月就有諸如“北京一互聯網公司被曝工位旁支帳篷”、“某互聯網公司掛出’不畏加班、不念下班’標語”這樣的新聞。

很多企業的毛病在於，給不起加班費卻試圖通過“上價值、盯考勤”的強製手段脅迫員工加班，這類企業你和它談工資，它和你談加班；你和它談加班，它開始跟你談效率。

說實話，並非所有企業都適合推行加班文化。

在傳統行業，比如富士康，有訂單這種極大確定性的任務時才會要求工人加班，畢竟多組裝一台手機就有一份錢；反觀互聯網企業，很多社畜加班情況則完全不同——一些小公司左突右奔，不過是為了跑通業務的盈利模型，進而拴住更多投資人；而諸如BAT這樣的大廠，則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損耗在“部門牆”以及眼花繚亂的會議匯報上。

誠如某大廠員工對虎嗅吐槽的那樣，“當員工以搶到會議室作為一天工作的最高成就時，你很難不去思考組織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加班反而變成了互聯網企業做大之後的“副作用”。也就是說，此前互聯網企業確實在顛覆傳統企業模式，並培養出了更高效的組織，但是如今部分大廠組織架構複雜、人員冗餘，這幫人效率低不說，人力成本還“賊貴”。

這其實能理解，大廠快速擴張時會把任務分解到每個部門變成具體的KPI、OKR，不僅工作量，壓力也會從高往低層層累加，結果公司給員工說“我給你錢，你每天精神飽滿工作10小時”，先不說合不合理，問題是這現實嗎？

所以，形式主義加班成為每個大廠員工必須精進的一門課程（俗稱“摸魚”），並以此和公司鬥智斗勇，相愛相殺，達成某種平衡。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聯網企業逐漸滋生出一種非常冷血的“潛規則”，就是互聯網人的“35歲困境”，很多人就因為年齡這個坎被老東家無情淘汰— —反正對公司而言，既要“年輕”的頭腦，也要年輕的身體。

況且，大廠取消大小周，員工工作壓力就會減少嗎？

日本在上世紀60~80年代也是加班文化盛行，年輕人頻頻爆出過勞死事件。為此，日本政府專門出台《勞動方式改革關聯法》，試圖威懾企業主。

結果，計劃實施兩個月後，某家連鎖咖啡店統計數據顯示，下午6點以後光顧咖啡廳的人數明顯增多，就為在店內完成剩餘的工作。

或許，正如《相約星期二》裡老教授臨終前的感悟：

“他們生活得太匆忙了，他們沒有找到生活的意義所在，所以在忙著尋找，他們得到了新的車子、新的房子、新的工作。但過後他們發現這些東西同樣是空的，於是又重新奔忙起來。”

作者／黃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