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氣候變化，你需要知道兩個數字：第一個是510億，第二個是0。510億是全球每年向大氣中排放的溫室氣體的大致噸數。觀察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或略高或略低，但總體呈上升趨勢。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境況。“0” 是我們需要達成的目標。要想阻止全球變暖，要想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這些影響將是非常糟糕的，我們人類需要停止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氣體。

這聽起來很難，實施起來也確實不容易。我們從未開展過如此大規模的全球行動，每個國家都需要改變自己的方式。事實上，現代生活中的每一項活動（種植、製造和出行）都涉及溫室氣體排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將會轉向這種現代生活方式。當然，這是好事，因為它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正變得越來越好。然而，如果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沒有改變，那麼這個世界將會繼續產生溫室氣體，氣候必將持續惡化，它對人類造成的影響極有可能是災難性的。

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一個大的假設，我相信事情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已經有了一些我們需要的工具，至於那些現在還沒有的，以我個人對氣候和技術的了解，我很樂觀地認為我們可以發明它們，並對它們加以部署。如果我們的行動足夠迅速，那麼氣候災難是可以避免的。

本書講的就是如何避免這一災難，以及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20年前，我從未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公開談論氣候變化問題，更別提寫這麼一本書了。我學的專業是軟件工程，而不是氣候科學。我現在的專職工作是和梅琳達一起經營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簡稱“蓋茨基金會”）。在這個高度聚焦的機構，我們重點關注全球健康及發展和美國教育問題。

我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也就是通過能源貧困問題，開始關注氣候變化的。

21 世紀初，在蓋茨基金會剛剛起步時，我開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地區的低收入國家旅行，以便更好地了解當地的兒童死亡率、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及其他一些我們正致力於解決的重大問題。我的心思也並不總是放在疾病上，我常飛去大城市，佇立窗前，眺望窗外，我就會想：“為什麼那裡一片漆黑？我在紐約、巴黎或北京看到的燈光都去了哪裡？”

我了解到，全球約有10億人無法獲得可靠的電力供應，而這其中有一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現在的情況較彼時已略有改善。今天，全球約有8.6億人還沒有用上電。）我想到了蓋茨基金會的核心理念——“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然而如果你所在地區的診所因冰箱不能運轉而無法做到疫苗的冷儲存，那麼要過上健康的生活又談何容易。如果你所在的辦公室、工廠和呼叫中心沒有規模龐大的、可靠的、可負擔得起的電力供應，那麼那裡就絕無可能構建一個人人都擁有就業機會的社會。

大約在同一時間，已故科學家、劍橋大學教授戴維·麥凱（David MacKay） 給我看了一張圖，它展示了居民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一國人均收入與該國國民能源消耗之間的關係。這張圖的橫軸標示著各國的人均收入狀況，縱軸標示著各國的能源消耗情況，兩者之間的關聯關係一目了然。

隨著所有這些信息的積聚和沈淀，我開始思考這個世界怎樣才能讓貧窮國家的民眾用上可靠的、可負擔得起的能源。讓蓋茨基金會去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並沒有意義——我們需要它專注於自身的核心使命，但這時我開始同一些發明家朋友討論我的想法，並進一步閱讀了與該問題相關的資料，其中就包括科學家、歷史學家瓦科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 撰寫的多部令人大開眼界的作品，我從中了解到能源對現代文明的極端重要性。

我知道溫室氣體正導致全球氣候變暖，但我以為周期性變動或其他因素會以一種自然的方式阻止真正的氣候災難發生。另外還有一點是我難以接受的，那就是只要人類繼續排放溫室氣體，全球溫度就會持續不斷地上升。

我開始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現有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風能和太陽能）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上可以發揮重大作用，但我們在部署這些能源方面所做的努力還不夠。

另外還有一點也越來越清晰，那就是僅靠可再生能源，我們並不能實現零排放的目標。風不會一直吹拂，太陽不會一直照耀，而我們也沒有可負擔得起的、可長時間存儲大量能源（比如足夠供一個城市使用的能源）的電池。再者，發電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只佔全球總排放量的27%。即便我們在電池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們仍需要減掉另外的73%。

幾年下來，我確認了這樣三件事情。

1. 要避免氣候災難，我們必須實現零排放的目標。

2. 我們需要以更便捷、更聰明的方式部署已有的工具，比如太陽能和風能發電設備。

3. 我們需要開發和推廣突破性技術，並藉此走完剩餘的路。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零排放都具備堅實的邏輯基礎。除非我們不再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氣體，否則全球溫度會一直上升。這裡有一個特別有用的類比：氣候就好比一個正在被緩緩注水的浴缸，即便我們把水調到涓涓細流的程度，浴缸早晚也會被注滿，而浴缸水滿之後，水自然會流到地面上。這就是我們必須阻止的災難。設定一個僅僅減少而不是消除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是不夠的，唯一合理的目標就是“0”。

儘管我欣賞抗議者的熱情，但我不認為撤資行動能阻止氣候變化，也不認為這樣做可以幫到貧困國家的人。通過公司撤資行為來對抗種族隔離制度是可行的，因為政治制度的確會對經濟壓力做出反應，但僅僅靠拋售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就想改變世界能源體係是不現實的，要知道能源行業每年的市場規模高達5 萬億美元，而且這個行業是現代經濟的基礎。

時至今日，我依然這樣認為。不過，我已經找到其他理由，這使我不再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換句話說，我不想看到這些公司的股價因我們沒有開發“零碳”替代能源而上漲，我也不想因此獲利。如果利益的獲取是以延遲實現零排放為代價的，那我會覺得這很糟糕。所以，2019 年，就像管理蓋茨基金會捐助款項的信託基金一樣，我也撤出了我在油氣公司的所有直接投資。（我已經多年沒有投資煤炭公司了。）

這是我個人的選擇，也恰好是我能自己做主的選擇。但我很清楚，這並不會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產生任何實際的影響。實現零排放需要一個更大規模的策略：利用我們掌握的所有工具推動徹底的變革，包括政府政策、現有技術、新發明、私人市場向廣大民眾交付產品的能力等。

……

這個故事的下一個轉折點，對本書的每位讀者來說都非常熟悉。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災難隨之發生。對任何了解流行病史的人來說，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壞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基於我對全球衛生問題的興趣，我對疫情暴發進行了多年的研究。這些研究讓我深深意識到，我們這個世界還沒有做好應對大規模流行病的準備，比如1918 年那場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2015 年，我在TED 大會發表演講時，以及在此後多次採訪中表示，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用於監測和應對大規模疾病暴發的體系，包括美國前總統喬治·W. 布什在內的很多人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世界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我們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也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是自“大蕭條”以來從未有過的。這期間，雖然我沒有放下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大量工作，但梅琳達和我已經把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列為蓋茨基金會的優先事項，同時把它列為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每天，我都會跟高等院校和初創公司的科學家、製藥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或政府首腦交談，看看蓋茨基金會在病毒檢測、疾病治療和疫苗研發方面能提供哪些幫助。到2020 年11 月，我們對這場疫情的相關承諾捐助已經超過4.45 億美元，我們還開展了數億美元的財務投資，確保疫苗、檢測試劑和其他關鍵產品能以更快的速度進入低收入國家。

因為經濟活動大幅放緩， 202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少於2019 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降幅可能在5% 左右。按實際值計算，這意味著全球將排放480 億或490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而不是510 億噸。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降幅。如果我們每年都能以這樣的幅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那麼這個世界將變得非常美好。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做不到。

不妨想一想，這5% 的降幅是怎樣取得的？100 萬人死亡，數千萬人失去工作。這是任何人都不想繼續或重複的境況。再者，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降幅可能只能達到5%， 甚至可能低於這個數字。對我來說，值得注意的並不是此次降幅有多大，而是它有多小。

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小幅降低表明，只靠少坐飛機和少開車，無法實現零排放的目標，甚至都無法實現大規模減排。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我們需要新的測試手段、新的治療方法和新的疫苗。同樣，在同氣候變化做鬥爭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新的工具：在全球範圍內，以“零碳”的方式發電、製造產品、種植糧食，以“零碳”的方式為建築物保溫降熱，以及以“零碳”的方式轉移人員、運送物品，等等。我們需要培育新的種子，需要開展多種創新活動，幫助這個世界上的極端貧困人口（其中很多都是小戶農民）適應不斷變暖的氣候。

我知道，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我並不是一個完美的信使。這個世界上從來都不缺既有錢又有想法的人。對於其他人該怎麼做，他們有很好的想法，或者他們認為技術可以解決任何問題。而我自己住著大房子，乘坐私人飛機出行——其實我就是坐私人飛機去巴黎參加氣候變化大會的，我有什麼資格在環境問題上對他人說教呢？

我承認這三宗罪。

首先，我不否認我是一個有錢、有自己想法的人，同時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有見地的，而且我一直在學習。

其次，我是一個技術愛好者。別人給我一個問題，我會尋找技術手段來解決它。就氣候變化而言，我知道創新並不是我們唯一需要的東西，但若沒有創新，我們就無法繼續維持地球的宜居環境。技術解決方案雖然不是萬能的，沒有技術解決方案卻是萬萬不能的。

最後，我個人的碳足跡出奇的高。這是事實。長久以來，我對此深感內疚和不安。我已經意識到我個人的碳排放量有多高，撰寫本書也讓我更清楚地認識到我有責任減少碳排放量。對像我這樣擔心氣候變化並公開呼籲人們採取行動的人來說，減少碳足跡是最起碼要做到的。

我從2020 年開始購買可持續航空燃油，到2021 年，這將完全抵消我和我的家人的航空碳排放量。在非航空碳排放方面，我正通過一家公司購買這方面的抵消量。該公司目前在運營一種消除空氣中二氧化碳的設施（關於直接空氣捕獲技術的更多信息，參見第四章）。我還資助了一家非營利機構，它在為芝加哥地區的經濟適用房安裝清潔能源升級設備。另外，我也在尋找各種方法，力求減少個人的碳足跡。

我還投資了“零碳”技術。在某種意義上，我把這種投資當作另外一種補償措施，用以抵消我個人的碳排放量。在該領域，我的投入超過10 億美元，我希望幫助這個世界實現零排放，我的投資覆蓋可負擔的、可靠的清潔能源以及低排放的水泥、鋼、肉類食品，等等。在直接空氣捕獲技術方面，我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投資最多的人。

當然，這些企業投資並沒有減少我的碳足跡，但我的任何一項減排投資的成功，其所帶來的減排效果都將遠超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減排努力。再者，我們的目標並不是簡單地讓一個人補償他的碳排放量，而是為了避免氣候災難。所以，我支持清潔能源早期階段的研究，投資富有前景的清潔能源公司，倡導在世界範圍內實施有助於實現相關技術突破的政策，並鼓勵其他擁有資源的人做同樣的事情。

下面是要點：雖然像我這樣的重度排放者應該減少能源消耗，但從整體上來講，我們這個世界應該更多地使用基於能源的產品和服務。使用更多的能源並沒有錯，前提是不產生碳排放。解決氣候問題的關鍵在於，讓清潔能源變得跟化石燃料一樣廉價和可靠。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藉此實現這一目標，也希望做出有意義的改變，將每年510 億噸的碳排放量逐步減少至0。

本書給出了一條前行的道路，以及一系列我們可以採取的措施，便於人類最大限度地避開氣候災難。（來源：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