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雙減”落地的時刻，6月28日，河南省多地教育局發布緊急通知，將暫時關停封存所有校外培訓機構。事件來源於6月25日凌晨，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一武術館發生火災事故，截至目前，已經造成了18人死亡，16人受傷（4人重傷，12人輕傷）。

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校外教育培訓行業正式告別野蠻生長

文/李程程

當日上午，河南省及各市相繼召開了安全生產電視電話緊急會議，要求所有校外培訓機構進行全面停業整頓，全部停止所有教學培訓活動。

停業期間，對複查審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或不具備辦學條件的，堅決予以取締。符合條件的，驗收批准後，解除關停狀態，可以恢復正常培訓和教學活動。

今年以來，政策和監管層面於校外教育培訓行業的重視，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

校外教育培訓雖然獨立於公立教育體系之外，但其發展勢頭越來越強勁，已經對國民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市場和商業上，全球絕大對數資本流向中國教培行業，各個細分賽道不斷湧現出明星創業項目，一部分成功登陸了公開資本市場，行業逐漸走向成熟。與此同時，由於對下一代培養重視的文化傳統，教育相關的支出佔家庭總開銷的比重也逐漸拉大，不少家長和學生陷入了所謂的“雞娃”和“內捲”的焦慮之中。

如何進一步管理校外培訓機構，提升校外培訓機構治理水平，不僅僅是當下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政府在治理教育培訓機構方面，有過很長時期的探索，其中有些國家和地區，甚至採取過措施全面禁止校外培訓行業的存在。

從政策落地、頂格處罰，到新司級部門的成立

自從2018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等四部門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發布起，一場關於教育培訓行業的整治的大幕已經徐徐拉起。

去年，受疫情的影響，校外培訓中的在線教育行業迎來了重大發展紅利，加劇了整體行業洗牌的同時，也催生了諸多亂象。自今年以來，教育培訓行業的監管風暴及其帶來的影響，超過了很多人的預期。

校外培訓市場的監管力度，正在不斷加大。除了加強治理之外，隨之而來，還有各種配套政策的落地。目前，關於各種舉措中，引起行業關注度最高的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提出，針對未成年人的在線教育產品和服務，不得包含任何網絡遊戲鏈接，或者推送任何與教學無關的廣告和其他信息。此外，學校不得在國家法定節假日、週末為中小學生組織集體輔導課，以及，課外培訓機構不得向未達到學齡的未成年人提供小學課程教育。

另一個是被熱議的“雙減”政策。這是指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該意見提出，義務教育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中小學生負擔太重，短視化、功利化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特別是校外培訓機構無序發展，“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現象突出。會議強調，要全面規範管理校外培訓機構，堅持從嚴治理。

伴隨著各項規範政策的出台，教育培訓行業的大小公司，接連吃下了史上最大的罰單。市場監管部門先後對多家校外培訓機構分別予以頂格罰款，其中不乏好未來、新東方等傳統教育巨頭，也有猿輔導、作業幫和高途等新興在線教育公司。

政策和監管措施落地之外，今年教育培訓行業還迎來了一件大事是，今年6月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

據教育部官方網站，該部門的主要職責是：

1、承擔面向中小學生（含幼兒園兒童）的校外教育培訓管理工作，指導校外教育培訓機構黨的建設，擬訂校外教育培訓規範管理政策；

2、會同有關方面擬訂校外教育培訓（含線上線下）機構設置、培訓內容、培訓時間、人員資質、收費監管等相關標準和製度並監督執行，組織實施校外教育培訓綜合治理，指導校外教育培訓綜合執法；

3、指導規範面向中小學生的社會競賽等活動；

4、及時反映和處理校外教育培訓重大問題。

此前，管理校外培訓行業的主管部門，是教育部基礎教育司設有的校外教育與培訓監管處。教育部新成立一個司局部門，專門用於監管校外教育培訓機構，意味著治理層級提高，責任更明確，也意味著在未來，教育培訓行業的執法可能會進一步常態化。

完全禁止校外培訓，被證明是無效的

教育培訓行業的存在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成為公立學校的一種補充，讓有需求的學員進行個性化學習，或“培優”或“補差”。另一方面，在一味追求提分的過程中，一些校外培訓機構違背教育教學的規律，甚至衝擊到了公立學校的基礎作用。

典型如當前家長們最為怨聲載道的現像是，在學校課堂內不充分教學，必須在課外輔導班才能學習到更多的知識點，甚至是知道本地升學考試重點。

事實上，如何管理校外培訓機構，提升校外培訓機構治理水平，不僅僅是中國當前需要面對的問題。許多國家的政府在培訓機構治理方面，也有過很長時間的探索。

有的國家和地區，官方認為校外培訓是市場化行為，因此可以受到市場調整本身的作用進行自我調節和約束，政府不應該介入其中。有的政府認為，校外培訓行業能夠提升人才水平，增加就業崗位，因此採取政府補貼和稅收減免等政策，支持其發展。

當然，也有更為激進地採取政策，全面禁止教育培訓行業存在的時候。鈦媒體了解到，同為亞洲地區的柬埔寨、韓國、緬甸等國，官方都發布過相關的禁令，不允許所有商業性的校外培訓形式或機構的存在。

以相對現代化的國家韓國為例，在那裡，往往是班級成績最好的10%學生家庭，在投資課外補習的支出最多。

1980年，為了消除應試教育消極影響和課外補習過熱問題，韓國政府頒布了《教育規範化及消除過熱的課外補習方案》。該方案禁止所有的教育補習行為。

但該禁令的結果帶來的結局是，課外培訓轉為“地下行為”。有錢家庭可以僱傭1對1家教上門服務，而其他家庭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社會上，反對該禁令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

針對這樣的反響，該禁令在頒布的第二年，政府就開啟了逐步放鬆的大門。1981，韓國政府開始允許藝體類、技能類以及活動課程的校外培訓。1984年，政府放開了最低分（排名後20%）和高中學生寒假的補習培訓。1996年，放開大學畢業生家教市場，1998年，校內免費補習得到允許。

直到2000年，該方案被徹底廢止。法院給出的理由是，該禁令違反憲法規定的人權。

不過，在2009年，韓國政府又加強了校外培訓機構的管控。韓國對最大的校外培訓機構Hagwon實施了“宵禁計劃”，要求培訓機構每天晚上10點必須關閉。隨之而來的是，韓國家庭家教支出，自2009年達到最高峰後逐漸下降。政府方面表示這意味著“宵禁計劃”已經生效。

但有研究者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家教費用減少完全歸因於宵禁是錯誤的，主要的原因是經濟不景氣。況且，雖然晚上10點以後不能補習，但是，中學生花費在課外補習上的時間沒有減少，所以該政策也是失敗的。

關於規範教育培訓行業的初衷，一個當前較為流行的說法，教育培訓行業一定程度影響了國家“二孩”、“三孩”政策的落地。治理教育培訓，可以降低育兒成本，拯救當前低迷的生育率。

為此，向來關心人口問題的企業家梁建章在6月25日撰文稱，教育的過度無效投入的確是非常巨大的社會浪費，但禁止補課只是治標不治本。

在他看來，“在現行的高考制度之下，無論對於高校、家長還是社會，唯分數倫才是最理性的選擇。如果不改革高考制度，只靠行政命令來禁止補課，其實是在跟各方理性作對，其代價和難度都是非常巨大的。”

從目前已有的實踐來看，全面禁止校外培訓，基本上是失敗的。雖然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頒布過相關禁令，但現實生活中，還是無法禁止市場供與求的存在，因此這些政策和措施的成果都不明顯。

尤其是在當下，隨著科技手段的進步，在線教育的發展，也使得一些在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學生，有了接觸到優質教育資源的可能，簡單粗暴地“一刀切”，禁止教育培訓產業，並不利於人才的成長與發展。

教育培訓產業狂熱的背後，實質上教育資源分佈不均衡，以及升學評價體系過於單一的現實所致。或許現階段而言，除了政策引導和監管之外，提高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提升公立教育體系師資水平，是規範校外培訓市場比較長遠可行的手段。

對於公立學校的改革，美國聯邦政府因對日趨下降的公立學校教育教學質量不滿，曾在2002年出台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CLB，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其中提出，學校要向連續三年在提高學業成績方面沒有取得適當進步的、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教育補習服務。

NCLB在每年會對學校通過標準化測試的方法進行評估，無法通過這項評估的學校會收到各種強制補救措施，比方增加財政投入、加強教師培訓、學校託管甚至是關閉學校。

在基礎教育更為發達的芬蘭地區，學校在課程規劃、內容選擇、學習策略和評估手段等方法，會考慮不同學生的興趣和選擇，以滿足不同個性特徵學生群體的學習需要。當然，這一切的基礎，是建立在學校擁有優秀的教學隊伍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