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公鼠懷孕”爭議，不同群體在觀念和想像層面的碰撞在所難免，這有助於推動對此類研究的科技倫理規範與治理。在不那麼受商家待見的父親節前後，各路媒體上傳了科學家讓公鼠“懷孕產子”的新聞，立即成為網絡上熱議的話題。

並不是真正的“公鼠懷孕”

消息一出，許多男生覺得，這是不是意味著，隨此顛覆性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他們也將承擔起生育的負擔？真是那樣，將來那些勇挑生育重擔的父親，豈不是也可以過上溫馨熱絡的母親節？接下來，大抵是看到“公鼠懷孕”以閹割和補充雌性激素為前提，他們便沒那麼興奮了。

而眼尖的女生們很快發現，這次“公鼠懷孕”其實是以雌雄共體的方式完成的。孕育小鼠的子宮是從雌鼠移植過來的，雌性激素環境則拜與公鼠連體的雌鼠之賜，再加上數百個卵子也來自雌鼠，而公鼠充其量只提供了生育場地和營養物質，不過是乾了些體力活的配角，並不是真正的公鼠懷孕產子。

因此，在動物保護主義者和主張男女平權的人士看來，為了一隻公鼠代孕而讓那麼多母鼠做出犧牲，加上成功率並不高，這個實驗其實是無意義的。

當然，二者的出發點不盡相同。前者是覺得，這個實驗讓小鼠付出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後者則強調，讓男性生育應該研究的是人造子宮，而不是移植子宮。

更有主張尊重和敬畏自然的人士指出，這個實驗違反了自然規律，讓雌雄兩性都受到傷害，男女都得犧牲，從根本上行不通。

在這些議論中，從鼠到人，從公鼠母鼠聯想到人類男女，人們的思緒似乎毫無違和感地在人與鼠、雌雄與男女之間進行著轉換。透過這些自覺不自覺的類比思維，折射出人們對科技未來的觀念和想像。

不論是科學家還是普通公眾，人們對科學研究和科技創新意義的認知，大多建立在其對科學、自然和社會的想像及其背後的觀念之上。儘管這些觀念和想像見仁見智，但它們卻賦予科技以不同的意義，也使人們對研究與創新的情感和態度不盡相同。

▲在雄鼠身上構建的懷孕老鼠模型實驗。圖片來源：生命科學預印本平台bioRxiv

通過爭議推動科技倫理規範與治理

當前，人類已經步入深度科技化時代，生命科技、人工智能和神經科學領域正在形成一些顛覆性技術，可能給人的生命、智能和認知帶來前所未有的深度改變。當一些具有顛覆性前景的研究和創新露出苗頭時，規避風險的直覺會促使公眾對其展開熱議。

尤其是那些可能改變自然和生命過程的研究，會迅速發酵為熱點話題。相關討論的焦點是：那些有爭議的研究是否科學？其預設的價值觀是否可取？它們在倫理和情感上可不可以為人們所接受？

針對這些問題，不同群體在觀念和想像層面的碰撞在所難免，而這又無疑有助於推動對此類研究的科技倫理規範與治理。

在科學家看來，好奇心驅動的探索發現似乎是科學研究的應有之義。據媒體報導，在這次公鼠孕育實驗中，研究者所做的雌雄共體實驗設計，受到雄海馬懷孕的啟示。

儘管嚴格地講，海馬是卵生動物，雄海馬做的只是孵化工作並沒有懷孕，但這還是可以說明，研究者對突破常規的自然生命過程具有強烈的好奇心。

“公鼠懷孕”所引發的爭議表明，研究者可能需要對研究倫理和包括生命倫理在內的科技倫理層面出現的質疑，作出必要的回應。

一是該研究是否對實驗動物保護等研究倫理作出了必要考量。從自然觀和對待生命的態度來看，這個實驗必然遭到了來自動物保護主義者的批評。他們主張人們應該充分想像到實驗動物所遭受的痛苦，對動物抱有同理心和同情心。

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學訪學時，就看到動保運動者的遊行和宣傳活動，他們高喊“對牛津實驗室說不！”，他們還四處散發實驗室動物慘狀的圖片，這讓生物、生化等科系的門禁不得不分外嚴格。

但實際上，不論是主張感知動物的痛苦還是敬畏自然，既很難將其立場絕對化，也不易就相對可接受的標準達成共識。

鑑於科學實驗不可能不使用實驗動物，研究倫理在實驗動物保護上一般通過優化實驗設計、精簡實驗動物數量、減少實驗動物痛苦和加強實驗動物福利等實踐智慧加以調節。因此，從研究倫理上講，“公鼠懷孕”研究可能要回應的是，其實驗設計與實施中是否對小鼠保護及其福利有所考量。

二是該研究的實施和後果是否引發了嚴重的生命倫理等科技倫理問題。儘管人們會不自覺地在鼠和人之間進行想像變換，這項引起熱議的研究本身並非人類胚胎和人類生殖研究等生命倫理所主要關切的領域。

從科技倫理研究的維度來看，可以從生命倫理上追問這種研究的價值取向，探討其應不應拓展到人類。但從科技倫理治理的角度來講，固然人們可以由鼠聯想到人，但鼠畢竟不是人，總不能從想像的類比中得出道德判斷吧？

因此，目前對實驗動物保護這一研究倫理問題可以加以必要的規範和治理，但對相關生命倫理等科技倫理問題，還有待進一步學術研究和實踐探究，尚無法在實踐中展開治理。

一方面，現有的機構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一般不具備探討相關問題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另一方面，即使試圖對此類研究相關的科技倫理問題展開討論，結果很可能要么莫衷一是，要么和稀泥。

科技倫理抉擇取決於社會和文化的選擇

值得指出的是，在生命倫理等科技倫理討論中，尤其需要科學家的主動參與，因為對科技倫理問題的探討，實際上已經成為科技創新從0到1的過程的內在環節。

例如，面對一般人在直覺上對這項研究違反自然規律的質疑，研究者可以從科學上進行辯護，即他們其實是試圖以這種特殊的實驗設計，驗證生命科學所揭示的動物胚胎的一般生殖機制。

面對主張男女平權的人士的立場，他們或許會指出，科學研究無法一蹴而就。儘管現在的實驗很初步，但沿著這一探究方向不斷迭代，就可能完全掌握胚胎生殖的機制。

通過這些積極的互動和創造性的對話，無疑有助於釐清相關的倫理爭議，為科技創新找到既能造福人類又可以避免倫理風險的發展方向。

而更重要的是，顛覆性科技的倫理論辯和審查，對科技倫理邊界的劃分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在這項研究中，公鼠扮演了活體人工生殖機器的角色，這是否昭示了出現全人造人工生殖機器的可能？如果沒有一種共識性的強烈的生命價值觀，科技倫理抉擇就只可能是對後果的風險與效益的權衡。也就是說，倫理抉擇的內容只是哪些人工生殖是在倫理上可接受的，而不是人工生殖本身應不應該有。

因此，科技倫理抉擇最終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的選擇，但每個人依然可以對各種“黑科技”進行價值追問：這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深度科技化未來？

文| 段偉文（中國社科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