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1日在線發表在《科學報告》雜誌上的一組巴西科學家的多學科分析顯示，在2020年該大流行病的第一波期間，有三個主要因素造成了SARS-COV-2在巴西的地理傳播，以及在全國范圍內尋找醫院護理的大量人流。

SARS-CoV-2於2020年2月底通過該國的國際機場進入巴西。數學模型顯示，在2020年3月的頭幾週，”超級傳播者城市”聖保羅，同時位於巴西最大的國際機場和該國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樞紐旁邊，佔了COVID-19在整個巴西傳播的85%以上的病例。通過只考慮其他16個傳播城市，作者能夠解釋2020年巴西大流行的頭3個月中報告的98-99%的病例。這種COVID-19病例的傳播大部分是由於人們穿越該國的主要公路和領空，這些公路和領空在2020年3月的整個月份都保持開放。例如，僅一組26條主要的聯邦高速公路就佔了在此期間SARS-CoV-2病例傳播的大約30%。

巴西疫情”迴旋鏢效應”的量化分析

在主要的16個超級傳播者出現社區傳播後，SARS-CoV-2病例通過該國的聯邦和州級公路傳播到巴西的鄉村。隨著巴西內陸的病例成倍增加，來自該國內陸的重病患者不得不被運送到各州首府以獲得ICU床位，從而產生了”迴旋鏢效應”，促使COVID-19死亡病例的分佈出現偏差。因此，COVID-19死亡人數的分佈開始與該國高度不平衡的重症監護室（ICU）的分配相關聯，重症監護室嚴重偏重於州府。

據該研究的作者之一米格爾-尼科萊利斯說，”我們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如果在巴西主要的超級傳播城市周圍，特別是在聖保羅市實施全國性的封鎖和強制性的道路交通限制，那麼在第一波中，巴西的COVID-19的影響將大大降低，而且在一年後2021年夏天襲擊該國的更具破壞性的第二波中也是如此。從2020年6月到2021年6月，巴西的死亡人數從5萬到50萬，在12個月內增加了10倍。僅此一點就說明了巴西聯邦政府在保護巴西人免遭該國整個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悲劇方面的徹底失敗。”

巴西ICU床位分佈COVID死亡人數

在巴西，絕大多數的三級醫院，也就是最大份額的重症監護床位，都位於作為州首府的大城市及其都市區，以及少數中等規模的城市。由於全國范圍內高度普遍的”迴旋鏢效應”，巴西經歷了其歷史上最大的入院高峰，導致在每個擁有大量重症監護單位的城市出現死亡高峰。這樣的”迴旋鏢流”並不局限於公路和高速公路。

例如，在位於巴西北部地區的亞馬遜雨林，來自許多小河邊社區的COVID-19重病患者被各種船隻通過其大河運往兩個最大的亞馬遜城市，馬瑙斯和貝倫。總的來說，對COVID-19患者地理流向的分析顯示，巴西最大的超級傳播城市聖保羅接收了來自巴西各地464個不同城市的患者，其次是貝洛奧里藏特（351個城市）、薩爾瓦多（332個城市）、戈亞尼亞（258個城市）、累西腓（255個城市）和特雷斯納（225個城市）。聖保羅也是送更多居民到其他城市住院的城市（158個城市），其次是里約熱內盧（73個城市）、瓜魯柳斯（41個城市）、庫里蒂巴（40個城市）、坎皮納斯（39個城市）、貝倫（38個城市）和巴西利亞（35個城市）。

總的來說，那些與衛生系統網絡聯繫緊密的城市，無論是從其他城市接收病人還是將病人送往其他城市，也經歷了更多的COVID-19死亡。因此，大量的重病患者不得不遷移到較大的城市接受治療，並最終有大量的患者在那裡死亡。加上大城市居民的死亡，決定性地造成了巴西全國COVID-19死亡分佈的地理傾斜。

另一位作者Rafael Raimundo在評論這項研究的結果時說，”我們的分析非常詳細地闡明了COVID-19在巴西各地迅速傳播的機制。我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如果非藥物措施，如高速公路阻斷和封鎖，在國家甚至地區層面上及早實施，那麼在巴西COVID-19大流行開始時，數千條生命就可以得到挽救。”

作者在他們的結論中還強調了巴西公共衛生系統（稱為SUS）的根本重要性。根據Rafael Raimundo的說法，”如果沒有過去40年中建立的SUS公共衛生基礎設施，COVID-19的影響肯定會更加具有破壞性。然而，我們的數據也表明，”迴旋鏢效應”的巨大規模突出表明，統一衛生系統需要在巴西內陸地區安裝更多的醫院基礎設施，包括更多的重症監護室床位，以更好地幫助和服務農村人口。”

“當然，巴西農村普遍缺乏足夠的醫院基礎設施和衛生專業人員，這決定性地造成了大量死亡，而這些死亡本來是可以完全避免的。然而，如果巴西聯邦政府對SARS-CoV-2的到來作出迅速和適當的反應，建立一個負責抗擊大流行病的國家科學工作隊，同時實施全國性的通信運動以提醒民眾，並關閉該國的領空，同時在2020年3月初實施全國封鎖，包括在主要的聯邦和州高速公路上設立路障，巴西幾乎肯定會避免數以萬計的生命損失，”米格爾-尼古利斯補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