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談三胎政策:提到幼托、住房以及凍卵
據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開會議,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三個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會議提出要發展老齡產業,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並表示要發展普惠托育,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降低家庭教育開支等配套措施。
消息發布後引發社會各界熱議。此前,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發布,中國總人口數為14億1178萬人,與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相比,中國人口增加7206萬人,十年間增長5.38%,年增長率為0.53 %,與2000年至2010年相比,增長率下降0.04個百分點。
人口老齡化問題及出生率下降引發社會各家關注,此次全面放開三胎政策後,A股、港股市場上嬰童領域上市公司股價一路飆漲,高樂股份、金發拉比等漲停,貝因美、愛嬰室尾盤衝擊漲停,港股好孩子國際、米格國際分別漲幅23%及10%。
攜程聯合創始人、董事局主席及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在接受鳳凰網科技等媒體的採訪時稱,放開三胎政策與全面放開生育實際效果差別不大,“關鍵還是要看什麼樣的配套措施,使得人們生得起二胎、三胎”。
梁建章稱,受到疫情影響,今年我國人口生育數字有可能比去年的1200萬還要低,“應該說非常不理想,比去年還會降很多”,甚至會低於1000萬。不過他認為,放開三胎生育政策會對明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產生積極影響。
但他同時也提及,與生育一胎、二胎的家庭相比,生育三胎的人數較少,是生育一胎人數的20%~30%,如果僅僅是放開三胎,對新生兒的增量每年最多只有幾十萬。
他表示,放開三胎更重要的是國家政策從限制生育,真正開始走向鼓勵生育,“這個政策最主要的還是其標誌性”。
梁建章也回應此前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關於“生育兩個孩子後才有權使用避孕產品”的說法,稱鼓勵教育一定是用名義上的“利誘”,通過降低成本、降低負擔來讓大家能夠有意願生,“不能說是採取任何強制的措施,現代社會,不可能這樣做的”。
以下是經編輯整理後的採訪記錄:
教育方面重點關注0-3歲幼托領域
教育產業方面,梁建章稱,放開三胎政策將會對0-3歲的普惠幼託方面產生積極影響,但對於接近高考的初高中教育產業,影響不會很大。
“教育基本上是離高考越遠的地方,越可以有所作為”,梁建章說,離高考越近,就完全受制於高考,當下的政策並不會(降低)對育兒成本及教育方面的成本有太大作用,但離高考很遠的0到3歲的成長階段,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他認為,未來很大的方向會是0~3歲的托兒所,當下中國的0到3歲的托育比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他同時表示,幼托是對女性最有幫助的措施,“如果在幼託方面國家能夠方便提供措施的話,能廉價、方便地提供,就會減少對女性職業生涯的影響”。
放開三胎與全面放開生育差別不大
在梁建章看來,從日本、韓國等低生育率國家的數據來看,生育三胎人口的人數並不多,只有生一胎人數的20%~30%,加上中國的養育成本比日本還高,當下生一胎的家庭裡可能只有不到20%的人願意生三胎,“這樣算下來,也就是,一年多一百萬個孩子左右”。
再加上過去其實有不少家庭已經生了三胎,生育三胎的數字已經包含在此前人口數據中,現在僅僅放開三胎,三胎新生兒增量最多不會超過一百萬,可能一年只有幾十萬新生兒增量。
為何政府沒有選擇一次性放開生育政策,而是逐步放開二胎、三胎?梁建章認為,在今天這樣政府支持生育的當下,放開甚至於全面放開,也不會有太大的風險,“可能國家在這方面確實比較謹慎”。
他認為,放開三胎與全面放開,實際效果差的不多,“關鍵還是要看什麼樣的配套措施,使得人們生得起二胎、三胎”。
他做了一個預測,稱在鼓勵生育政策未落地的情況下,如果去掉二胎、三胎的“補生”數據,基本上可能三年以後,中國的生育水平就會降至1.0、1.1左右。如果如果當下一兩年內鼓勵生育政策能落地,情況會更樂觀一些。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生育成本確實是全世界看起來最高的”,梁建章稱,中國同時也是一個大國,有更多資源及政策空間去解決人口問題,“說不定未來中國鼓勵生育的力度也會是全球最高的”。
住房政策應該“跟著孩子走”
據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會議中提出,要在普惠托育服務、降低家庭教育開支、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以及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女性就業合法權益等方面給予支持。
在住房配套措施上,梁建章稱,住房政策是應該跟著人走,哪些地方有更多的人口流入,就應該給更多的指標,用地指標,住房的用地指標,這就可以建更多的房子,這樣房價也沒有那麼高,年輕人也可以買得起這樣的房子,更多的年輕人買得起這樣的房子。
他進一步表示,住房措施應該與鼓勵生育政策結合起來,“跟著孩子走”,“如果你生二胎或者三胎,可以給予購房補貼”。降低生育成本上,梁建章同時指出,在稅收及社保的減免上都應該為多胎家庭給予鼓勵。
梁建章建議,生育政策應當更多考慮城市中的白領群體,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群體,她們的生育壓力、婚姻壓力以及職業方面壓力都比較大,但同時這部分人群也是生育意願最低的,應當在產假、靈活辦公等方面給予幫助。
開放外勞與凍卵
梁建章稱,可以適當開放外勞市場,“現在的保姆市場,中國的保姆比香港、新加坡要貴很多,那如果未來,我們要降低生育成本的話,我覺得開放菲傭,或者印尼、東南亞的外勞來做保姆的話,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對於爭議較大的代孕產業,梁建章也持開放態度。他稱,當下中國大城市中的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她們的機會成本非常高,有時候確實是沒有時間、或者找不到更好的時間點去生小孩,那麼可以她延長自己的生育時間,“在合法前提下通過凍卵甚至其他方式,在國際上越來越被大家接受的法律合規的方式,讓更多女性尤其是高收入的女性群體能夠實現生育願望,我覺得也是應該做的,就是其他輔助生育技術的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