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單位所在的寫字樓大門前，每到午飯時刻就會出現這樣一幕：各公司的外賣騎手小哥在門口站成一團，寫字樓的轉門裡一有人出來就齊聲高喊：××的訂餐。或者：尾號××××。寫字樓不讓他們進去，前台也不代收。除了和客戶盡快交接完畢，似乎沒什麼更好的辦法。

可是飯點時刻，從幾十層的寫字樓上下樓不是那麼容易，假如有時因各種原因耽擱更難免磨磨蹭蹭。而騎手小哥的時間卻是有要求的，他們黝黑的臉上無一例外充滿焦灼。

他們的焦灼，逐漸被很多人關注。前不久處長、博士的“臥底”體驗，就引起巨大反響。人們已經離不開外賣，可對於外賣騎手這個龐大群體的生活，絕大多數人其實並不了解。因此，那個處長還有博士的“臥底”是有很大價值的，他們通過親身體驗，讓人看到了外賣騎手最為日常的生活，也捕捉到了許多值得重視的問題，例如騎手的社會保障、個人權益等。由此，也延伸出一些爭議，比如，有些人從他們的“臥底”體驗中，總結出了“大數據殺人”“系統可惡”。還有人認為，騎手這一行純粹是低層次賣苦力，對人個成長沒有提升、沒有價值。

所謂“大數據殺人”，應該是前不久“困在系統裡”的升級版，其本質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遠非“機器壓榨人”那麼簡單。如果把系統當作一種社會運行的模式，那麼“困”在其中的，又豈止外賣小哥？社會發展過程中，技術更新所帶來一些漏洞和失衡，可以通過技術，以及製度的“補丁”去補救和調整。如何讓人，包括社會的運行不“困”在系統裡，如何彌補其間的漏洞和缺失，恐怕才是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

至於該不該干騎手這份賣“苦力”的工作，旁觀者時常不能“感同身受”。騎手這一行的確是主要拼體力的簡單勞動，可假如對城市謀生之難有些許理性認識，就必然會承認，對於許多從農村出來剛到城市，缺乏社會經驗、教育程度也較低的年輕人來說，外賣騎手最起碼為他們提供了一份在城市落腳的生計。這份生計當然無法和大廠程序員、產品經理、高管相比，卻很可能是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最靠近互聯網紅利的生計。而且，騎手崗位也並不是沒有技術含量，路線規劃、客戶溝通等都需要技術，否則，為什麼有人一天能送幾十單，而有人卻只能送十幾單？

在對騎手這個行業的爭議中，很多人意識到了存在許多問題，卻一時找不准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加之網絡輿論眾說紛壇的特性，時常不免情緒的宣洩和認知偏見，使得許多本該深入討論的議題，變成了意氣和情緒之爭，甚至稍有撩撥，又上升到圈層或階層之爭。

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創造出了外賣騎手這個新行業，更帶來消費需求、就業崗位、就業方式的改變，同時，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5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釋放支持靈活就業、鼓勵靈活用工機制的明確信號，同時對出現的一些焦點問題，提出應對之策。

寫字樓大門外騎手的臉上佈滿焦灼，透露了謀生不易。真正讀懂他們的焦灼，才有可能尋找解決之道。氣哼哼地在鍵盤上飛速敲下“大數據殺人”，對改變騎手的現狀有多少實質幫助？不妨做一個極端的假設：“殺人的機器”徹底被打碎，不再有“外賣”這個行業，騎手們就會有更好的生活嗎？

楊藝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1年05月26日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