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對心臟冠狀動脈支架，從上世紀80年代的剛剛引進到逐漸接受，再到今天已經被比較廣泛地使用，而且引起了人們對“過度支架”的隱憂，這種高值醫用耗材無論是進口價，還是國產價，跟成本之間都有著巨大的差異。

為了壓縮中間不合理的收入，國家於2020年11月5日，於天津以國家出面進行了“集中帶量採購”。

此次“集採”產生了10個擬中選產品，按照醫療機構報送的採購需求總量的80%，確定了第一年意向採購總量為107.47萬個，使冠脈支架的價格從均價1.3萬元左右下降到了至700元左右。

2021年1月1日，全國的患者已經開始按照降價後的新價格，接受有需要的心臟冠脈支架治療。

01.冠脈支架大幅降價最先將支架引進中國的專家有了新的擔憂……

2021年3月，吉林省長春市36歲的安宇，因突發急性心梗，出現“急性缺血缺氧”，引發了心肌壞死，醫生為其進行了冠脈支架介入手術。

由於安宇目前還在自主創業，經濟上並不寬裕，因此這一次做支架手術，他還是很關注費用問題。

安宇：聽說了國家有這個政策，在今年開始，降到了幾百塊，對我們這種患者來說省了很多的費用。

通過“集中帶量採購”，冠脈支架的價格已明顯下調，為患者減輕了負擔。

國家醫保局醫藥價格招採司招採處處長董朝暉：我們可以算一筆賬。原來冠脈支架每個支架是1.3萬元，現在降到700元左右，每台手術大概是1.5個支架，那麼我們按個人支付比例40%來計算的話，那麼一台手術下來，一個病人可以節約8000元。

記者：這個政策出來之後，也的確是大家都嚇了一跳，說老實話，中間這個虛高的百分比達到93%，怎麼那麼高？

董朝暉：我們集採就還是回到我們集採初心，我們要解決這個價格虛高問題，解決後面的灰色空間問題，這是我們真正要解決的。

新技術推廣

也帶來新問題

不短的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心臟支架的價格虛高，問題主要出現在公關、營銷等等的中間環節，用業內人士的話說，後來已經發展到“不是價格的競爭”，而是“回扣的競爭”。這使心臟支架這個救命的醫療器械蒙上了複雜的色彩。

胡大一，我國著名心髒病專家。

1989年，43歲的他從美國進修回國，特意邀請了意大利醫生格爾馬諾·迪夏希奧(Germano Di Sciascio)，在我國示範性地做了“冠脈支架介入手術”，把這項“救命”的“新醫學手段”在中國推廣開來。不過，他很快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胡大一：支架從後來看它確實能夠減少再狹窄復發的複發率，但是支架的問題是它是個金屬的結構留在血管裡，如果支架形成血栓，後果就很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

上世紀90年代新的抗血栓藥物應用後，胡大一成為全國推廣支架力度最大的醫生。他在自己所在的醫院辦起了冠脈支架介入治療技術的培訓班，支架技術也逐漸在我國發展起來。然而，到了2008年左右，胡大一發現支架使用範圍越來越大。

胡大一：支架的挽救急性心肌梗死的作用，被沒有根據地擴大，就把支架作為一種預防心肌梗死的神器了，這讓我百思不解。

“支架沒有預防作用

只是治療作用”

胡大一說，冠脈支架的發明是醫療技術的進步，但再好的技術也有適應症。

胡大一：支架這個技術本身是個好技術，不是壞技術。如果得了急性心梗，我覺得支架是最有意義的治療。急性心梗是突然發生的血栓，這塊兒心肌如果沒有把血管開通，恢復血流，這塊兒心肌頭壞死，甚至這個患者也可能會突然發生意外，甚至發生猝死，這時候我想支架是救命最有效的措施。而且做得越早，救命的機會越大。第二種情況就是，不穩定心絞痛，冠心病不穩定，雖然沒有心梗，但最近心絞痛發作得非常頻繁，一個月的時段裡頭，發作得更加頻繁，持續的時間更長，這時候可能要注意這是一些病情惡化的徵兆，支架可能讓患者更快地穩定下來。

孟曉萍，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主任醫師，曾在美國進修工作十年，2004年回國後，她聽說了身邊朋友的故事，讓她對于冠脈支架的不當使用，可能帶來的危害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會。

孟曉萍：支架沒有預防的作用，支架只是治療的作用。我一個朋友弟弟死了。他爸爸心梗的時候，他弟弟在護理，可能就很累，就是有點胸悶，當時就和這個護理他爸的醫生說胸悶，有點兒上不來氣。這個醫生說，那你做個造影看看，一做造影，就帶了倆支架。帶了倆支架半年之後，他弟弟在某個場合突然猝死。這與支架有沒有關係，能不能有支架內再狹窄？這不好說，但他弟弟不夠帶支架，我看那個片子了。因為他50%狹窄，我看那個片子是50%左右。這個給我當時特別大的觸動，當時我就說如果不帶支架，你弟弟可能還死不了……他說不知道怎麼莫名其妙就帶了倆支架。

冠脈支架是救命的神器，但一旦因為趨利而被濫用，就有可能給患者的健康帶來很大的影響，也使醫院、醫生背上不好的名聲。

降價之後

支架能否回歸本色？

對于冠狀動脈支架，專家們現在一直認為：“既不能神話，也不能妖魔化”。如果說過去因為價格虛高，在利益趨動下有“過度使用”的現象，那麼，如今支架降價之後，是否能使支架褪去複雜的色彩，回歸本色呢？

從2021年1月1日，國家“集中帶量採購”以來，冠狀動脈支架的價格就從“天花板”價落到了“地板價”，患者也得到了很大的實惠。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醫生和醫院怎麼看？品種數量能不能夠滿足全國的需要？生產廠家還有沒有積極性？更重要的是，質量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董朝暉：中標產品，還是市場上的主流產品，原來銷量排名前十的產品有七個在中標產品裡面，包括第一名的。這意味著，價格下來了，醫生和患者使用的還是原來的產品。產品的性能沒變，對於廠家來說，我們在開標之前已經在標書上要求，不得低於成本報價，如果你低於成本報價，有人揭發的話，那你要取消中標資格的。

企業如何反饋？

按照國家醫保局的說法，冠脈支架降價之後，支架的質量是有保障的。因為一方面“中標產品絕不能低於成本價報價”；另一方面，國家藥監部門除了常規的抽查，還在中標結果出來以後的第一時間發文，要對所有中選企業進行全覆蓋地檢查。

支架企業代表王明珠：首先我這邊可以確定，這個價格給企業帶來的挑戰是十分巨大的，企業首先想到就是產品要繼續生產，質量合格。不會說我不生產、不營銷了。

記者：我還是挺希望您比較直接地回答我們的問題，現在價格那麼低了，廠家怎麼活，還有沒有錢可賺呢？

王明珠：利潤空間的縮小不等於不賺錢或者影響質量。首先，支架和其他耗材一樣，它的成本來自於生產材料和生產工藝。帶量採購之後，我們的生產原料完全沒有改變，我們的生產工藝、包括質量控制標準，是一切都沒有變化。

醫院的使用情況有何影響？

記者：那現在您覺得無論是它的品種或者是數量，都能夠滿足要求嗎？

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心病科主任張醫生：有斷貨情況。比如說那天我要做一個3.5*24mm的支架。我們沒有這個型號支架了。以前備貨型號都很全，假如一個廠家的這個型號沒有，可能另一個廠家(同型號)還有。現在有些供不上貨。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副院長、心內科管委會副主任楊偉憲：它供應量很大，全國現在集采之後，絕大多數省市都在用他們家的產品。我們這家醫院應該是作為國家隊，我們會跟這七個產品的廠家商量讓他們盡量給我們保證齊全的，但是即便如是，我們依然會感覺到有些不夠用的情況。那其他醫院可能會存在更明顯這樣的問題。

據了解，為了保證供應，尤其是一些非常規的支架產品，國家醫保局在這次“集中帶量採購”當中，也賦予了醫療機構和患者一定的“自主選擇空間”。

董朝暉：集中帶量採購併不是100%的市場來帶量，是市場需求的80%。還有20%，醫療機構根據特殊情況來採購。

胡大一的擔憂：

會不會出現

“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情況？

根據《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19》的統計數據，中國大陸地區每年接受“冠心病介入式治療”的例數，從2009年的23萬例已經增加到十年以後2019年的104萬餘例。2019年當年，冠脈支架的總費用高達150億元，佔全國高值醫用耗材的10%左右。那麼，集中帶量採購之後，除了人們關心的數量、質量、利潤等等問題，還會帶來哪些改變呢？長期關注心臟支架的胡大一教授就有一系列的擔憂。

胡大一：咱們說通俗了，“堤內損失堤外補”，支架不值錢了，但是你這個“藥物球囊”，就是在球囊上塗一層藥物，“藥物球囊”沒有在集採範圍，那麼如果做“藥物球囊”，加上他的一些配套的消耗品，那麼也可以收到2萬到3萬塊錢的費用。

胡大一：很多患者也是不願意把金屬異物留在血管裡，現在好了，現在我球囊上塗的有藥，我擴完以後球囊退出來不留東西，藥留在那裡了，但實際上它不可能有支架這樣的效果。

胡大一：球囊比支架還貴，我給你多用一個，所以我覺得最根本的是我們沒有解決到底醫院一個怎麼發展運營，它運營機制是什麼？如果醫院主要是完全靠在病人身上收費來體現它的業績，用收費來擴展它的病房，來發放他的大部分工資，誰做的多，誰的業績好，就看你的手術量和你毛收入，這是一個評估指標，也是個非常跟個人收入直接掛鉤的一個分配指標、一個激勵政策，你這個不改，他只能變相地用別的辦法去搞。

楊偉憲：這個實際上在現在其他的媒體當中，也是有人在提這件事情。一方面支架降價，會帶來我們對支架使用的一個限度；另外也會有一些醫生，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手段，那麼是沒降價的產品來替代支架，這個也會存在。比如說我不放支架，用球囊擴張這樣行不行，藥物球囊擴張行不行，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有一部分醫生會去這樣去想，所以實際上要推動整體耗材的一個降價，而不是說某一個產品的降價。

針對專家提出的擔憂，國家醫保局介紹，國家醫保部門會陸續出台相應政策，通過解決包括冠脈支架在內的醫用耗材價格虛高問題，推動醫用耗材的規範使用。

董朝暉表示，這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施策的問題，如果不開展集採，這些問題還是存在的。

董朝暉：如果有醫生，有醫院要掙錢，還是要掙錢，開展了集中帶量採購以後，我們一個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給醫療機構的節餘留用，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不會因為改革而讓醫院醫生遭受這個明顯的損失，盡可能讓醫院醫生成為改革的同路人，共享改革的紅利，這是一個我們做配套政策時候的一個主要的理念。

02.沒裝支架的冠心病患者，完成了全程馬拉松

家住北京的吳清功先生，2015年陪妻子去醫院做心臟造影，自己也跟著做了一個同樣的檢查，結果發現冠狀動脈血管出現狹窄。這次檢查結果，讓吳先生一下子緊張了起來。

吳清功：非常意外，因為在之前是一種比較自信。檢查出來以後就已經是冠心病患者，我覺得冠心病與我的關係之前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冠狀動脈血管

只要堵了70%就要放支架？

隨著醫療診斷技術的普及，像吳先生這樣沒有症狀的穩定型冠心病患者也更容易被篩查出來。此時，醫生結合多年的臨床經驗，往往會建議患者進行冠脈支架介入手術。

楚建民是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他在採訪中提到“冠狀動脈血管狹窄程度”，很長時間以來，都成了很多醫生建議患者安放冠脈支架的首要標準。

胡大一：逐漸就形成了一個大家公認的標準。50%以下叫輕度狹窄，50%-70%叫中度狹窄，過了70%就叫重度狹窄。那麼超過一定百分比要放支架，一度成了家喻戶曉的標準。

記者： (冠狀)動脈血管當中只要堵了70%，那就要放支架。您同意嗎？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副院長、心內科管委會副主任楊偉憲：不能絕對這麼說。70%的狹窄，如果遠端壓根不缺血，我為什麼要放支架？放支架也是為了解決缺血問題，我們把狹窄程度定到70%是應該有缺血的可能性的，但是是不是一定缺血或缺血的程度到底是多少，這是應該進一步去評判的。有些90%的狹窄，他也不一定有嚴重缺血，血管很小，支配區域不大，所以它影響不大。

對於患者，一旦發生急性心肌梗死，你究竟裝不裝支架、裝怎樣的支架，往往還是會陷入糾結。

有沒有其他的辦法呢？答案是有的。

早一點進行心臟康復，建立側支循環——換句話說，“我”的生命我做主，“我”要成為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

“鍛煉一年我跑了’全馬’”

吳清功：我2018年6月份開始鍛煉，2019年的6月份，就是鍛煉一周年的時候，就跑了第一個全馬(全程馬拉松)。

吳先生現在是一名馬拉松愛好者。幾年前剛查出冠心病的時候，他一度覺得自己要告別運動。

由於他還沒有做好安放冠脈支架的心理準備，楚建民醫生建議他進行保守治療。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楚建民：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內科藥物治療，第二個就是生活、飲食。因為過去他的職業應酬比較多一點，然後我們建議他要清淡一些。第三，我們建議他要運動，但我給他的建議運動是快步走，快步走的量以他能夠出汗，走到這個時候就可以了。

經過幾年的保守治療，吳先生的狀態越來越好，自己也想挑戰馬拉松。這個時候他認識了胡大一教授，經過心肺評估，胡大一教授認為吳先生的身體狀況允許他嘗試馬拉松。

吳清功：就這樣我就去跑了第一個半程馬拉松。心髒病患者，居然第一次跑就跑進兩個小時，覺得挺神奇。之後呢，我就覺得我應該挑戰全程馬拉松。

記者：還跑全馬？

吳清功：對，然後我就開始去拉長我的跑步距離，向全馬衝擊。那麼又過了半年以後，我就跑了個全程馬拉松。

吳先生恢復到現在的狀態，離不開和醫生的溝通和自身的堅持。專家認為，像吳先生這樣的心髒病患者，除了自行摸索適合自己的康復方式外，更應該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進行康復。

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心血管內科心臟康復中心主任孟曉萍：假若你沒有啥病，願意咋做咋做，那不是康復，那是運動。所以有病人一定到醫院來，在醫生的治療下，保證安全性。運動是運動，康復是康復，這是兩碼事。

複查結果沒有“逆轉”

但沒放支架，已是“最好的結果”

終於跑上了全程馬拉鬆了的吳清功先生，一年後再次來到北京阜外醫院做檢查，這一天，記者和他的主治醫生楚建民醫生一起，等待著他的檢查結果。

記者：查完了是吧。

吳清功：查完了。

記者：怎麼樣？

吳清功：我覺得還是比較理想的。檢查之前，期待有逆轉。檢查結果是沒有實質性逆轉，但是五年沒有任何加重。我覺得這個結果還是很好的。

記者：從現在這個客觀的狀態上來看，您覺得當初是給他安了支架好？還是像現在這樣沒安支架好？

楚建民：當然是現在這種情況好，他通過鍛煉，他現在不需要放支架了。他也沒有去遭受放支架過程的痛苦，也沒有各種的花費，也沒那麼多心理負擔，基本上就是一個正常人吧。這個結果是最好的結果，是我們醫生跟患者都希望看到的結果。

03.長影老廠長趙國光：兩次心梗，不靠支架靠什麼？

胡大一：我們這個康復它就是等於一個醫療健身房，要比你買健身卡便宜多，還有醫生、運動治療師；還有實時地監測你在運動當中的心率血壓，有沒有缺血；還有搶救除顫器和搶救車，讓你放心地運動，讓你體驗我得了病依然能運動。患者得了心衰，穩定了以後還可以循序漸進地運動。

胡大一認為，目前我國的醫院以治療疾病為主，很少將預防和康復納入主要業務範圍。於是，他從2012年開始呼籲要大力進行心血管疾病的預防和康復，在醫院建立相關科室。

胡大一：所有的醫院都做中間——(實際)不缺這個中間的，缺兩頭的(預防和康復)。做這個，我覺得是深受患者的歡迎和熱愛的。

孟曉萍主任2004年從美國進修回國後，一直想在心臟康復方面進行嘗試，於是她開始四處考察，2015年，已經退休的孟曉萍，成為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的特聘教授，在心臟康復方面進行嘗試。

運動是心臟康復中的重要環節。孟曉萍的團隊有專門的康復技師和護士，根據患者的身體情況制訂相應的運動計劃，幫助患者進行康復訓練。

“能不能給我爭取兩年時間？”

專家：堅持心臟康復沒必要再做支架

今年71歲的趙國光，退休前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廠長，為中國的電影事業做出過很大的貢獻。退休後，希望能夠把自己幾十年的思考寫成書。2016年底，全書的大綱已經完成，就在這時他兩次突發心梗、兩次在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住院進行支架手術，因為血管位置的原因，都沒能成功。此時的他情緒低落，於是他和孟曉萍主任提了一個請求。

趙國光：能不能給我爭取兩年的時間？兩年時間就可以。我想兩年的時間裡，我能把這部書寫完。這部著作就是我已經思考了半生的一部作品，我認為它是有價值的。我不能把它隨著我的離去把它帶走。

孟曉萍：你要堅持心臟康復，你何止是三年。

為了增加趙國光的信心，孟曉萍主任也把趙廠長介紹給了正好來長春講學的胡大一教授。

趙國光：我把我這個情況就和他說了，他說你這個沒有必要再做支架。他說你就走這個心臟康復這個路子。

隨後，趙國光專程來到北京，由胡大一教授和他的學生，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丁榮晶醫生一起，為趙國光制訂了詳細的“心臟康復處方”。

丁榮晶：除了藥物之外，包括運動的處方、營養的處方，還有心理方案處方、行為乾預的處方。每個處方又有一些細緻的東西，比如說這個運動的處方裡面還包括運動的強度、形式、頻率、時間；心理處方，我們要對他進行心理的疏導；行為乾預處方，我們要教會他，作息時間，日常活動狀態，營養方案——我們既要考慮到營養過剩的問題，還要考慮到營養不足的問題。

不打麻將、菸酒不沾

“狀態比四五年前還要好”

回到長春，趙國光開始嚴格按照“醫生處方”進行“心臟康復”。

趙國光醒來就開始鍛煉，有時候甚至眼睛都不睜就做腹式深呼吸。

趙國光：一共是30秒，繃住20秒。腹式深呼吸，我受益也非常大。我甦醒了第一件事就做這個。第二件事，拿手機看新聞，看完新聞新聞之後洗漱，之後吃飯記得七分飽。然後栽花種草。九點半之後開始寫作閱讀，十點半出去走步、跑步，十二點左右回來吃午飯，午飯之後躺到床上，丁老師(丁榮晶)教的按摩，按摩幾個穴位。一點半開始再閱讀寫作，然後三點鐘再走步。晚上九點鐘開始舉啞鈴肌肉訓練，晚上十點左右睡覺，睡覺前按摩腹部。

丁榮晶醫生會定期為趙國光會進行評估並及時調整方案。趙國光也憑藉自己的堅持，養成了現在的生活習慣。

趙國光：麻將我不打，撲克不打，菸酒也不沾，抽煙那場合我都躲開。有時候一個屋子大家都抽煙，這個場合我找個藉口離開，我躲開，因為心血管的疾病怕煙熏。

經過幾年的康復，趙國光的狀態越來越好，他也體會到了生活方式的改變給他生活帶來的變化。

趙國光：一開始得病的時候，我是急切地想放上支架，後來支架沒有放上之後呢，我這個情緒也很低落，也很悲觀。但是後來通過心臟康復這一段兒，五大處方的調節，我這個狀態比我四五年前還要好。我改變了生活方式，我注意了心臟康復的運動，這種運動是綜合性的受益，他不光心臟有受益，其他方面都有受益。

心臟康復

需要醫患之間的信任和配合

在醫生看來，要真正做好心臟康復，離不開患者自身的配合。更為重要的是，患者要努力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丁榮晶：我們醫生給到了患者的這種方案，一定是需要患者配合的，因為心臟康復一定是相互的信任和配合，才可以去實現這種效果。

孟曉萍：好的生活方式是什麼？戒菸限酒，合理膳食，堅持運動，心情舒暢，堅持吃藥，這二十個字。

楊偉憲：健康第一責任人是自己。不得病，少得病，晚一點得病，得病以後進展得慢，控制得好，這才是真正要去做的。那這就不光是醫生的事了。我們要了解，生命是怎麼回事，生病是怎麼回事，我們治療是怎麼回事，以至於理解健康是怎麼回事，這是核心。

目前，趙國光已經完成了初稿的創作，他期待自己的書可以盡快和讀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