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以來，臨床醫生們診斷出來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病例，就開始在西方社會不斷湧現。但是對於PTSD的真實發病率，醫學界還是普遍還是存在著兩極分化的意見。一些人認為真實發病率並未失控，而且患者很可能被過度診斷。本週（2021年5月5日）發表於《英國醫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就圍繞該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辯論。

（來自：The BMJ | PDF）

倫敦諾丁漢大學的John Tully 與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與心理學研究所的Dinesh Bhugra 認為—— PTSD是由嚴重創傷引起的嚴重且罕見的疾病，但它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一個包含其它病症和正常壓力反應的保護性術語。

目前美國2600 萬人的終身患病率約為7%，高於其它高收入國家約5% 。在英國，預估的PTSD 發生率，在13 個年輕人中就有1 個，且4% 的母親可能遭遇產後PTSD 。

研究人員承認，在軍事環境和不斷發展的世界中，PTSD 很可能在精神健康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得不到充分診斷。但另一方面，醫療行業正在將一些疑難雜症和正常反應與PTSD 混為一談。

影響這一現象的因素，包括了“補償文化”的作用、以及“創傷行業”的既得利益。此外隨著社會和精神病學對創傷有了更多的了解，診斷和治療的界限也變得愈加靈活。

即便如此，研究人員還是認為，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這種處理方式是存在較大問題的。畢竟醫療資源相對有限，臨床醫生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為PTSD 症狀劃出一道明確符合標準的界限。

John Tully 和Dinesh Bhugra 警告稱，對PTSD 的誤診，還可能導致其它更常見的疾病得不到適當的治療（比如抑鬱、焦慮和人格障礙）。如果被輕視，後續可能危及患者的日常生活、降低其恢復能力、乃至損害其它保護性的社會因素。

最後，考慮到COVID-19 大流行可能加劇了PTSD 的診斷不足，他們希望醫護切實地在臨床階段對PTSD 展開細心診斷，因為該病症是對災難性事件的深刻而嚴峻的反應、而不是對創傷或日常生活的一系列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