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Twitter和谷歌旗下YouTube的高管們當地時間週二參加國會聽證會，說明他們的算法如何影響用戶，有時甚至還會提供有害的錯誤信息。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隱私和技術小組舉行的聽證會突顯了社交媒體平台的一個關鍵特徵，即社交媒體平台放大了議員們一直試圖通過一系列法案來解決的一些最嚴重的危害。

算法本質上是社交媒體平台用來決定向使用應用程序或網站的用戶展示什麼信息的公式。儘管Facebook和Twitter都為用戶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讓用戶自己決定是否想要查看訂閱內容，但算法可以根據用戶的興趣和以往的活動，為任何特定用戶呈現最吸引人的內容。

雖然這可以提供更好的用戶體驗，但它也會向用戶推送更偏激的內容來強化他們的信念，而不是向他們展示挑戰其觀點的內容。議員們擔心，算法可能驅使用戶走向極端主義，或呈現不准確的信息，尤其是關於新冠病毒和疫苗的信息。

在平台監管方面，立法者最常批評的對象之一是《通信規範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條，該條款保護社交媒體平台不被追究其用戶發帖的責任。在周二的聽證會上，改革230條款被多次提及，但聽證討論也讓人們注意到，關注互聯網平台算法的透明度可能是控制互聯網平台一些最普遍危害的一種更狹隘的方式。

委員會高級成員、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本·薩瑟(Ben Sasse)在聽證會結束時指出，儘管兩黨成員都支持這些提議，但他仍然對這些提議持懷疑態度。他對改革230條款可能給《第一修正案》帶來的影響表示擔憂。

“我認為，有關第230條款的一些討論已經偏離了當前的實際話題，” 他說，“我認為，對監管的熱情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短期黨派議程的驅動。”

專注於算法可能會創造一條更直接可行的監管之路。出席聽證會的議員們似乎總體上贊成讓這些平台在算法如何向用戶呈現內容方面提高透明度。

三家公司的政策主管總體上都駁斥了這種觀點，即他們的平台被激勵去創造盡可能多的參與度，而不考慮潛在的不利條件。例如，Facebook負責內容政策的副總裁莫妮卡·比克特(Monika Bickert)表示，當該平台在2018年決定發布更多來自朋友而不是出版商的帖子時，它預計用戶參與度會下降，最終實際情況也如此。但她表示，Facebook認為此舉仍是為了讓用戶繼續投資該平台的長遠利益。

委員會的參議員們仍然懷疑，這些平台主要不是由提高用戶參與度而獲得激勵。例如，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就說，這些平臺本身的設計就是為了讓人上癮。

證人小組的兩名專家證實，事實上誇大虛假信息的動機確實存在。

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是前谷歌設計倫理學家和人道技術中心聯合創始人，他表示，他相信Facebook關於追求參與度的早期商業模式確實存在，

讓高管們坐下來談論他們怎麼做來解決這個問題，“就像問埃克森美孚、英國石油公司和殼牌的領導人，你們在阻止氣候變化方面有什麼負責任的行動?”

“他們的商業模式是創造一個讓人上癮的、憤怒的、兩極分化的和提供虛假信息的社會，” 哈里斯說，“雖然他們可以試圖避開主要的傷害，盡他們所能——我們想慶祝這一點，我們真的這樣想——但從根本上說，他們被困於他們無法改變的現實中。”

哈佛大學肖倫斯坦媒體、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研究主任瓊·多諾萬(Joan Donovan)說，對在線平台來說，“大規模的錯誤信息是一種特徵，而不是一個缺陷”。她說，社交媒體平台向用戶重複和強化信息的方式，會“把某人引入”互聯網亞文化的“兔子洞”。

兩位專家都強調，有關放大社交媒體的決定將對民主本身產生深遠影響。在聽證會期間，參議員們指出，社交媒體平台在讓人們組織類似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暴亂這樣的活動方面發揮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