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組疫情期間的就業數據引發熱議。某平台公佈數據，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來自製造業工人。近年來，快遞員、網約車司機、外賣配送員等從事互聯網相關業務的勞動者人數逐年增加。據統計，2019年，某外賣平台的400萬名騎手中，40歲以下的騎手佔比高達83.7%。

而可以作為對照的是，2008至2018年，從事製造業的農民工平均年增長率為-2.84%。數據清晰展示了勞動力在製造業與互聯網服務業之間的轉移。

對此，相關的新聞被冠以“中國的製造業怎麼辦”之類的標題。誠然，這樣的標題十分引人關注，也確實有數據支撐，作為製造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如果勞動力下降態勢持續，確實值得憂慮。不過對該組數據的分析大可不必提升到產業興衰的討論層面。面對這樣的統計數據，我們首先該追問的是，流動何以產生？流動是否合理？該如何應對？

關於勞動力流動產生的原因，眾說紛紜，不少觀點集中在對青年就業觀念的探討。確實，隨著90後、00後進入就業市場並成為主力軍，他們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對就業結構構成影響。新一代勞動者信息接收面越來越廣，就業選擇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選擇進入工廠拿穩定的工資，而是更希望能掌控自己的收入和生活。而技術驅動下的互聯網服務業所提供的工作恰好符合該群體對靈活工作的需求。這是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製造業流向互聯網服務業的一大背景。

以上分析固然有道理，但企業端的視角也不該被忽視。眼下勞動力的流動，肇始於企業端的變化。總的來講，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當下，互聯網服務業利潤率更高，能夠給予就業者的回報更高，激勵模式也相對透明，多勞多得，相比傳統工廠的固定工資制，更契合青年的擇業觀。在不少人的傳統認識裡，製造業工人被認為比外賣配送員的工作更穩定，不易受到突發事件的影響，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人們的這一看法。疫情衝擊下，人們意識到，製造業也並不總是那麼穩定，其穩定的優勢一旦遭到挑戰，就不得不用更高的工資薪酬來進行優勢缺失的彌補，或者說彌補或拉平與互聯網服務業靈活性優勢之間的差距。這就直接形成了一種行業間的工資差距，而很多製造企業並不會提供這樣一種補償，勞動力的流動也就不足為奇。

互聯網行業是新興行業，自帶數字發展紅利和人口紅利，因此短期內會有較高的利潤率。而經濟學原理表明，工人工資是和勞動生產率相關的，在行業發展初期，具有相同勞動生產率的工人由於行業的不同表現出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就形成了工資的差異，自然也就推動了勞動力的流動。此外，勞動力的流動與製造業的重塑也不無關係。如今，製造業機械化、智能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逐漸從勞動密集型轉型為資本密集型，其對於普通勞動力的需求其實在下降，對普通勞動力的報酬也在相對下降。有人認為，這是否與市場上經常出現的企業“招工難”相矛盾。其實不然，新聞中的企業“招工難”，難的不是招普通工人，而是招技術工人。發出“中國的製造業怎麼辦”呼聲，顯然是忽略了工人的結構問題。

勞動力的產業轉移是正常現象，不宜過分解讀。不過，對於同時進入輿論視野的“招工難”問題應給予充分關注。由於互聯網服務業有著新興行業的超額利潤加持，使得勞動力市場發生了一定的扭曲，並且由於部分互聯網服務業就業門檻低，造成短期內人們不重視專業技能的提升，繼而形成社會專職技能人才的短缺，將會加劇企業“招工難”的現狀。因此，在製造業重塑的同時，社會的就業觀也應重塑，有必要引導青年著眼長遠與大局，做好大國工匠事。

（作者：盤和林，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