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科學家其實談不上特別邪惡，他們只是想了解植物、或者月亮、或者腎臟等等，做一些小實驗，稍稍增加一些可驗證的人類真理，不過如此而已。接著，我們有了優生學家、武器/生物戰爭專家、企業馬屁精和種族滅絕技術專家等等，這些人抹黑了其他科學家。（這些其他科學家，以他們自己有悖常理的方式，可能會認為他們只是“微不足道的實驗員”和“真理搬運工”。）

約瑟夫·門格勒

多個世紀以來，抹黑科學家名聲的人層出不窮。但是，誰是其中道德最敗壞的？或者直白一點地說，誰是歷史上最邪惡的科學家呢？我們為此採訪了多名專家。他們的回答幾乎一致：這個人就是納粹科學家約瑟夫·門格勒。儘管如此，我們還有其他好幾位“努力試圖超越門格爾”的候選人。

受訪者1：阿米爾·亞歷山大，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兼職副教授

毫無疑問，要說最邪惡的科學家，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無出其右。門格勒擁有慕尼黑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學位和法蘭克福大學的醫學榮譽博士學位。從學術背景的角度而言，我們說他是一名“科學家”，一點也不過分。

門格勒是一個狂熱的納粹分子，1943年，在他主動要求下，門格勒被派往奧斯威辛集中營。作為集中營的軍醫，門格勒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進行“篩選”——從新送進營區的猶太人中間挑選出“幸運者”，他們會被送進勞動營從事勞動，雖然猶如奴隸，但可以活著，而其他大多數人（包括幾乎所有的老幼婦孺）會被送進毒氣室立即毒殺。其他軍醫總是盡可能地避免“篩選”任務，而門格勒卻經常自願要求額外的輪班。據說，他在決定某人生死時會愉快地吹口哨。而在毒氣室，門格勒是負責釋放氰化氫毒氣的人之一。

門格勒最臭名昭著的事蹟大概要數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管理的一個“研究”診所。在這裡，他對兒童——尤其是雙胞胎——進行慘絕人寰的實驗。他的研究總體目標是通過“證明”人類遺傳高於環境因素來支持納粹的種族科學。在門格勒的“實驗”中，許多兒童在極度痛苦中死去，還有許多兒童被直接殺死，以取出他們的器官與死者器官進行比較。那些對門格勒來說已經失去使用價值的兒童，則直接被送進毒氣室。戰爭結束後，門格勒逃往阿根廷。1979年，門格勒在巴西貝蒂奧加意外溺水身亡。

單從純粹邪惡的角度來說，門格勒或許確實無人可比。但菲利普·萊納德和約翰內斯·斯塔克這兩個人，因他們的地位，也值得榜上有名。萊納德和斯塔克都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同時這兩個人也都是狂熱的納粹分子、種族科學的堅定擁護者、雅利安物理學運動的領袖。（雅利安物理學運動旨在撇清物理學界中的猶太影響。）萊納德和斯塔克也強烈反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譴責其為“猶太物理學”和“猶太騙局”，因為相對論依賴於高級抽像數學。相反，合理的“雅利安”方法應恪守嚴格的“有紮實基礎的”經驗主義，同時避免數學上的幻想。在希特勒的授意下，萊納德和斯塔克發起了一場運動，將猶太人從德國科學界完全驅逐，同時將他們偏好的研究風格強加給學術機構。當非猶太人維爾納·海森堡為愛因斯坦的理論辯護時，他們給海森堡也安上了“白人猶太人”的標籤。

受訪者2：伊夫·金格拉斯，科技天文台科學主任

約瑟夫·門格勒自然是真正邪惡的科學家。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時候，他利用職務之便，在活人身上進行有悖倫理道德的實驗，測試他自己篤信的理論——有關“雅利安”種族優越性的理論。他還對雙胞胎做實驗，給他們截肢、接種斑疹傷寒或者交換他們的血液等。為了取得更好的“實驗效果”，他的人類實驗品的伙食要比集中營其他囚犯的更好。許多人在他的實驗中死亡，於是門格勒便解剖研究這些屍體。

戰爭結束後，門格勒的這些慘無人道的“實驗”浮出水面。他的這些實驗促成了《紐倫堡守則》的製定。《紐倫堡守則》規定了10條準則，只有遵循這十條準則的人類研究才會被視為符合倫理的研究。

受訪者3：克萊夫·漢密爾頓，查爾斯斯特大學公共倫理學教授、作者

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答案取決於一個人的哲學立場。“邪惡的科學家”可以根據這個人的動機（即美德倫理學或道義倫理學）來定義，也可以根據其科學研究的邪惡後果（後果倫理學）來定義。在實踐中，前一個立場也還需要考慮到出於惡意而進行的科學研究的後果。

無論是持有哪一種立場（如果從第二個立場來回答這個問題，就會相對容易），這個問題的回答都相當主觀。

話雖如此，我的選擇仍是“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因為他在冷戰局勢不斷惡化期間仍積極推動核武器的發展。事實上，冷戰局勢​​日趨嚴峻，有他一大份“貢獻”。泰勒是鷹派中鷹派，在向他尋求建議的保守派政治領導人中間非常有影響力。他甚至還參與選擇最先給予核打擊的俄羅斯城市。

泰勒也是裡根時期災難性的星球大戰計劃的背後推手。這個計劃旨在軍事化太空空間。他還積極提倡將核彈用於民用目的，比如建造人工港口和炸毀礙事的山脈。

受訪者4：羅伯特·N·普羅克特，斯坦福大學科學史教授和肺醫學禮任教授

說到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科學家，赫爾穆特·韋克厄姆博士應該算一個。從1959年到1981年，他擔任煙草製造公司Philip Morris的首席科學家。韋克厄姆炮製了煙草行業的“公眾的顧慮就是銷量的保證”這一信息，也是韋克厄姆提出了服務於菸草行業的因果關係定義，認為香煙不會導致癌症，因為有些人不吸煙也患癌，而有些人吸煙卻沒有患癌。此後，無數無良企業效仿之：如果你的產品會導致癌症，那麼你只需要重新定義這個因果關係就可以了！

但是，韋克厄姆的劣跡不止變味的因果關係。上世紀六十年代，當Philip Morris開始精煉香煙中的尼古丁時，韋克厄姆提出了“強效尼古丁”的概念，對應已有的“強效可卡因”一說。另外，韋克厄姆任職期間，Philip Morris塑造出“萬寶路牛仔”，成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營銷活動。

韋克厄姆還幫助他的同事大規模地破壞科學。Philip Morris等公司贊助了價值數億美元的科學研究，但這些科學研究從來都僅限於“對香煙友好”的研究，比如行為遺傳學和病毒研究等。私下里，韋克厄姆倒是毫不遮掩。他寫信給自己的老闆約瑟夫·庫曼說：“別不承認了。我們只對我們有理由相信可以否認吸煙有害健康這種指控的證據感興趣。”等萬寶路在美國面臨一系列訴訟時，韋克厄姆又決定在德國科隆建造龐大的秘密實驗室。

韋克厄姆的殘忍也不僅限於人類。1969年，他與密歇根州奧古斯塔的哈欽森博士合作，進行一系列研究，探索尼古丁是否可以緩解焦慮症。可憐的松鼠猴成為實驗的犧牲品。為了使猴子患上焦慮症，哈欽森博士鋸開它們的腦袋，插入電極。然後，他們再向猴子注射尼古丁，以研究尼古丁是否可以緩解焦慮。

韋克厄姆還刻意淡化香煙造成的死亡。在1976年的一次採訪中，當被問及吸煙是否有害健康時，韋克厄姆回答說：如果過量的話，任何東西，哪怕是蘋果醬，都有可能危害健康。然而死於蘋果醬的人寥寥無幾，面對這個事實，韋克厄姆開玩笑地說：“他們吃的蘋果醬還不夠多！”

我們有各種方式可以去衡量煙草團伙製造的邪惡。你抽的每一支煙會縮短你十分鐘壽命；每年，約50萬美國人死於吸煙。韋克厄姆和他的手下無疑需要對這一大災難負大部分責任。假如每百萬支煙造成一人死亡的話，那麼韋克厄姆在職期間，他的公司一共生產出4萬億支煙，意味著他間接造成了400萬美國人的死亡。如果這都不算邪惡的話，還能有什麼算邪惡？

受訪者5：保羅·溫德林，牛津布魯克斯大學醫學史教授、作者

許多人會說納粹醫生約瑟夫·門格勒是最邪惡的科學家，因為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種種惡行。從1944年5月開始，在他的篩選下，新送來的匈牙利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毒殺。人們也常說，門格勒挑選了3000個雙胞胎進行實驗研究。但是對細菌試驗記錄的研究表明，這個數字更接近700人，並且大多數都倖存了下來。1944年12月，在研究結束時，門格勒並沒有殺死雙胞胎，不過確實有一些在他的監護下死亡。門格勒曾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的主要兇手之一。但是他選來做實驗研究的雙胞胎大多數活了下來。所以，他是種族滅絕的兇手；但是在大肆虐殺研究對像這件事上，他並不擅長，也算不上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個。

受訪者6：薩克·弗洛里西，奧本大學技術史助理教授

儘管過去的科學家有各種各樣的“邪惡”方式，但歷史上“最邪惡”以及最臭名昭著的，自然要屬納粹醫生約瑟夫·門格勒。二戰期間，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用猶太囚犯做實驗，是有名的“死亡天使”。他毫無人性，實驗方式殘忍，包括骨移植研究、低體溫研究和雙胞胎研究。他曾對雙胞胎之一進行截肢以探索他的優生主義遺傳種族理論。門格勒還因為痴迷虹膜異色症（即雙眼顏色不同）而收集被他殺害的受害者的眼睛。因為他的殘忍冷酷和殘暴的虐待傾向，說他是最邪惡的科學家實不為過。他那殘酷而不人道的人體試驗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和生物倫理領域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