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三年前，2018 年11 月，楚慶做了一個決定。他離開華為海思—中國自研芯片的龍頭企業，“跳槽”到了紫光展銳（以下簡稱展銳）。“後悔也來不及了”，現在的他，可以笑著說出這句話。公眾對國產芯片的關注，也是從2018 年開始的。先是中興，後是華為，再漸漸地，似乎整個國產芯片的生產鏈條，尤其是設計與製造環節，全部遭遇“卡脖子”。

人們這才發現，以芯片為典型的中國部分高精尖行業，本質是如此虛胖。

從那時候起，芯片的“國產化”，在各個意義上被拔上高度。

展銳，同是一家自研芯片的企業。從前的它，歷經過野蠻生長，是那時期的一個縮影，這讓它貌似強大。比如說，在2/3/4G的通訊技術迭代中，雖然技術落後，但是沒有掉隊。於是，它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在通訊行業有著歷史積累的公司。另一家是華為的海思。

然而另一方面，是它的“大而不強”，過去的展銳，只是集成別人的技術，沒有自己的知識，於是，它只能蜷縮於中低端產品線，是一個被動的跟隨者，“2G時代，我們落後一線競爭對手15年。3G時代，落後別人大概8 年。到4G時代，落後了將近10年，幾乎將4G整體錯過”，楚慶說道。

這是一個科技企業轉型的故事，又或者，用楚慶的說法，是一家企業“死裡逃生”的故事。或許它可以啟發在長久形成的困境中“創新無能”的高科技企業們，問題究竟出在哪兒？

“公司死完了”

楚慶身上，一股明顯的“創業家”氣質。採訪開始前，他歪靠在皮沙發上，看起來是疲憊，他自己也笑說：“一天裡沒有沒事做的時間。”但隨著問題拋出，他直起腰板，身子前傾，話是一套一套地湧出，很難被打斷了。

尤其是，在談到技術時，這位技術出身的展銳CEO，話頭源源不斷，完全看不出疲態來。

技術的證明就是產品。

2019年2月，楚慶到展銳三四個月後，展銳發布了5G通信技術平台馬卡魯，還有首款5G基帶芯片V510，但展銳的首款5G手機芯片投入商用，還要等到2020年5月。

不過，這對展銳來說，有著非凡意義，它意味著，過往落後於一線競爭對手的時間從15年、8年、10年，縮短到了6個月。

展銳首款5G基帶芯片V510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一線競爭對手”，是指華為海思的“麒麟990”，它在2019年12月商用上市。

楚慶記得，搭載展銳T7510芯片的5G手機，量產開售的時間是2020年5月15日。“T7510向業界喊了一嗓子：我們的通信技術趕上來了。在過去，我們一直處於嚴重的落後狀態，但是要赶超上來，確實可以這麼快。”

放到全球的行業背景下，展銳此舉的意義更加明顯。目前，能夠提供5G手機芯片的廠商，全球只有5家，它們是高通、華為海思、聯發科、三星和展銳。“我們進入了全球的第一梯隊”，楚慶說。

如果是2019年以前的展銳，實現這個成就，無異於癡人說夢。

“過去我都不敢提，現在，我敢說了”，這時，楚慶含笑的神情十分複雜，他說，“我給你講個小笑話吧，在剛來那會兒，了解了詳細情況之後，我自己在家休息了3 天，沒來上班”。

展銳不同於海思，海思的芯片自研自用，不會對外發售。而展銳是獨立的第三方芯片供應商，在類型上，與高通、聯發科的模式一致。當初，就是看好這個模式，楚慶決定“跳槽”過來。

“表面”之下的真實情況，卻讓他大跌眼鏡。

紫光展銳公司

展銳在那時通身弊病，最明顯的，是“混亂、極其混亂”。楚慶的描述中，展銳像是曾經的那個被巨量市場遮蔽的、名曰高科技實為勞動密集型工廠的、野蠻生長的負面典型。

他舉例子說明，“作為一家科技公司，那時的展銳竟然沒有文檔，我2018年底來的時候，整個公司做了次審計，文檔的完備率不到7%，93%都沒有，都是空的。”

在科技公司，文檔是承載知識、技術的形式，“沒文檔，技術如何存在？”更不要說架構了。

楚慶打了個比方說，就像搭一個房子，要搭一個鋼筋骨架，然後我們要在上頭堆積資料，填入玻璃、地板、紅磚牆等等。可是，名為科技公司的展銳，卻沒有最基本的架構。

這就導致了，“軟件的開發，寫到哪兒算哪兒，出了問題就打補丁完事”，楚慶坦誠地說，如此開發的產品，毫無競爭力。僅僅在2018年上半年，僅僅在一家客戶那兒，就有3 起索賠，索賠額甚至超過了交易額。

“2018 年7 月份以後沒有開過新的客戶案子了，新的Design In 數量是零，甚至供應採購都停止了，客戶拋棄了我們！有的是堆積如山的質量事故，和質量賠償，產品質量死亡了，客戶體系死亡了”，現在的楚慶笑言，實際上在他接手的時候，這家公司已經“死完了”。

紫光展銳公司

在家“怠工”了3天后，楚慶回到展銳，他回憶那時的心境，“後悔也來不及了，沒辦法，騎虎難下”。當時，外界對這位前華為副總、海思高管的轉型密切關注，芯片行業的風波也在風口浪尖。

他毫不掩飾地說：“當時不敢講這些（負面），因為講了之後，公司、包括投資人可能全都沒有信心，可能瞬間就倒了，現在可以講了，因為這些驚濤駭浪都過去了。 ”

展銳經歷了一次“摧毀式”的重建。

整個體系的變革，或許一套書才能寫盡，但有“兩件事”尤其值得記下。

技術方面，楚慶介紹說，第一件事：展銳宣布了“火鳳凰計劃”，向原來的代碼開刀。他的目標很明確，對核心的代碼，花兩年時間全部取代。

計劃從2019年4月開始籌備，“展銳集中了100多個、我們認為最好的程序員組織在一起，形成火鳳凰團隊，把核心代碼全部重構，文檔全部重寫”，楚慶解釋說，展銳的快速赶超，就是建立在“破而後立”上。據他說，計劃的效果很快顯現，在2018年上半年惹了大禍的9832e，到2019年底拿了客戶的質量冠軍。

2020年，紫光展銳發布了全球集成度最高的新一代LTE芯片平台—SC9832E，該平檯面向全球主流市場，擁有更高的集成度、更強的性能以及更低的功耗，是4G普及型智能手機的首選方案

這是奇蹟，不是“神蹟”，它是靠著科學管理體制、團隊的“死戰”才實現的。

展銳在它的研發大樓中，打通了一個樓層，全部提供給“火鳳凰團隊”。楚慶說，人是環境的產品，於是展銳給了他們一個封閉的環境。“中間是研發格子間，周圍全是作戰室，地上到處是睡墊，你在裡面集中辦公，可以不管晝夜。”

值得記下的第二件事，是楚慶強調的重中之重：建立質量基線，大規模建立質量體系，重塑了展銳的管理流程。

為此，楚慶找了親密夥伴陳雨風，履職展銳的首席運營官。早在創立海思時，兩人就很熟悉，陳雨風也是海思的第一任質量管理部負責人。後從海思出來創立了管理諮詢公司。同時，楚慶還邀請了許多前海思的人員。在當時，外界普遍猜測，楚慶將華為海思的狀態“複製”到了展銳來。

但楚慶否認，他強調海思和展銳是兩家內生邏輯完全的不同的公司。引進新團隊的背後，是引入業界先進的流程規範實踐，而這也只是管理變革的第一步。

是非先不計較，楚慶的做法，效果確實是顯著的。

推行IPD流程，建立CMM質量體系，展銳這個有著5000多名員工的公司，實現了科學的工作和項目管理。

“兩件事”代表的，是破而後立的“立”。在這之前，展銳“破”也決絕，楚慶介紹說，過去展銳的管理團隊，被全部替換，整個公司砸碎重來。

“我說一件事，你不要覺得奇怪，就是前展銳的某位高管，曾經講過一句話，說的是，展銳是一家農民公司，不要去管那些流程，那些流程都是大公司用來騙人的，是降低效率的罪魁禍首”，楚慶說，這是原話。

然而，固守老一套體系，撐著混亂、鬆散、官僚的組織，正是“名曰高科技實為勞動密集工廠”的禍源。他們沒有行業的自覺，勁風一來，猢猻四散。

技術與互聯網

或許用一組數據，更能描繪展銳的改變。楚慶出任CEO 以來，展銳集中人員攻關5G 相關的主業，該業務占到全部研發人員的60%，同時，砍掉了展銳90% 的在研項目，“立項完全無序，沒有任何控制，一個10 個人的項目經理就可以決定產品立項，到處都在亂花錢”。

人員方面，楚慶介紹說，展銳近兩年實行嚴格的“末位淘汰”，每半年淘汰7.5%。

具體而言，展銳第一年（2019 年）淘汰了600多人，第二年又淘汰600多人。同時，展銳引入新人，大規模招募應屆生，第一年招了1100 多人，沒有招滿名額。楚慶認為，原因是“那時的展銳，社會聲譽太差”。

到了2020年，情形明顯變了。楚慶介紹說，1200人的校招名額全部招滿，其中985、211等重點目標院校的佔比達到了93%。

以上的數據，楚慶在說起時毫不停頓。或許是技術人員的出身，讓他對數字特別敏感。

另一組數據，同時被他脫口而出，“過去得罪的大客戶，我們恢復了合作，整個公司的營收，在2019年實現了第一次真實的增長。去年（2020年），我們拿下了全球所有主流二線品牌，曾經，這個數字是0。目前，我們正在接觸一線品牌。”

以5G 手機芯片為例，所謂獨立的芯片供應商，如高通、聯發科和展銳，是指利用自己手中的技術，做出商品，即設計出5G 手機芯片，再通過對芯片的性能、功耗、製程和性價比的爭取，與手機廠商們談判、合作，最終搭載在手機上，推向市場。

紫光展銳的全球首款量產6nm 5G芯片

很顯然，一家公司掌握的技術，是談判中最關鍵的籌碼。技術本身，就是高新科技公司的“保命符”。那麼，問題來了——千呼萬喚的技術和創新，源自於哪兒？

曾經有一種說法，“創造力來自寬鬆和自由的環境”，這種觀點舉的是海外的科技公司，例如Google。據說，Google最早打破傳統辦公室，取消了曾經的格子間，替代以沙龍式的辦公環境等。

楚慶表示，他不認可這樣的觀點。

“寬鬆和自由”是表面上的東西，近乎一種文化上的宣傳，楚慶說：“講這句話的人，沒有接觸到別人真正的核心”。

楚慶舉例說，目前世界級的大企業，如蘋果、亞馬遜、英特爾、微軟，在核心處，是有科學而嚴密的研發流程管理的。更不必說，展銳正在學習使用的IPD流程、CMMI流程等，在本質上，是大家比較公認的、在信息產業領域行之有效的、源自實踐的一套管理體系，本身就是在國外總結而來。

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進入到高度複雜的時代。技術的出現，創新的誕生，早就不是“寬鬆和自由”中靈光一現的產物。

仍以例子說明，楚慶介紹，5G帶來的新代碼量是2000萬行，新的R16又將新增超過1000萬行代碼。又或者，以5G手機為例，“我們一台5G的智能機，上面承載的軟件量超過1億行代碼”。

1億行代碼，是什麼概念？楚慶表示，過去學校裡教軟件工程都要舉例，UNIX——這是經典的複雜軟件，它有40萬行代碼。今天來看，應該說它“只”有40萬行代碼了。

“40萬行相對1億行，相距250倍。從復雜度來講，還要給它做一個平方，複雜度就這麼高”，楚慶表示，今天的技術，今天的創新，離不開團隊“作戰”和先進的質量管理體系，這無可爭議。

關於“土壤”

在根本上，Google的“寬鬆和自由”，就不應該是一個例子。

“它真正的身份，是全球最大的服務器硬件製造商，是行業第一，像我們知道的刀片服務器、服務器機房的管理模式，基本上都是谷歌的發明，其它公司都是跟進、學習。 ”

所以，看上去的“寬鬆和自由”，只是Google表面的“皮”。只是著眼於此，那就忽略了它深層的強健“筋骨”，丟了西瓜，也撿不到芝麻。

將這個問題拆解清楚，或許可以發現，問題真正的分歧是，技術和“互聯網”，並不是一回事，創新也就不是一回事。

互聯網公司的創新，是一種模式創新。區別在於，“它並不生產新知識”，楚慶表示，真正的技術型企業，是生產知識的企業。在他看來，改革後的展銳，就是如此。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展銳中90%的人員，都是技術研發人員。

“所以有人問我，是不是複制了華為模式到展銳，這個問題就不成立。它們，根本不是一個類型的企業”，楚慶再次表示。

一家技術型企業，沒有故事可以講，追逐資本也無意義。“我們有的，就是這些人、這些技術，此外一無所有，展銳除了員工團隊，沒有可以依賴的任何資產；知識員工的首要任務就是創新。”

2021年3月18日，上海，紫光展銳的實驗室內，技術人員正在檢查芯片的運行情況

技術的從無到有，楚慶再清楚不過。

他經常提到，“我從一出校門，就參加了中國的移動通信產業”。那是1996 年，讀完碩士的楚慶，加入了華為的無線產品團隊。團隊很小，只有7個人。“剛進來的時候，我以為帶著我們的這些人，他們知道基站是怎麼回事，後來我才發現，其實他們也不明白。”

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在中國第一個“吃螃蟹”的團隊，他們研製發布了中國自主的最早的基站。1998年開局以後，楚慶聽到了軟件無線電這個詞，覺得很酷，被迷惑住了，隨即，1999年帶領一幫年輕人，“團隊的90%是應屆畢業的碩士生”，設計出全球第一個寬帶軟件無線電基站樣機，“一個充滿未來感的基站，軍用軟件無線電確實是他人的作品，但是民用的首個是我們搞出來的”。在技​​術層面上，華為基站進入世界的先進基站俱樂部。

不同於躺在功勞簿上睡覺的大佬，現在的楚慶，依然著迷於新技術、新知識的開發。他所在的芯片行業，機遇與挑戰並存，湧入的資本自然是必備的“彈藥”，但熱錢也助推了環境的無序，造成人員和技術資源的緊張，“現在挖人現像比較嚴重，很多做5G的人，被挖去做什麼藍牙，焚琴煮鶴，資本猖獗啊”，楚慶說。

可以預見的是，環境仍將一變再變。但對楚慶來說，“我過去接手的事，基本上都是憑空創造的事，我不太喜歡風平浪靜的生活”，這一點不變。

作者|南風窗高級記者向治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