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媒報導，新冠大流行前6個月的數據顯示了疫情結果按郵政編碼劃分的種族和經濟差異。大流行影響的標誌–檢測率、陽性率、按總人口計算的病例率和死亡率–集中在社區且低收入和以少數族裔為主的社區比富裕和以白人為主的社區的結果更差。據悉，這一發現已於今日發表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

這項來自德雷塞爾大學多爾納西夫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首次從美國各城市的衛生部門收集了每個郵政編碼下的檢測、病例和死亡數據，另外還深入研究了各社區之間的差異。研究人員將這些數字跟美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2018年社會脆弱性指數的數據進行了比較。據悉，該指數報告包含了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數據、少數族裔地位、語言、住房類型和交通等數據，其評估了在發生大流行時可用於預防痛苦和經濟損失的資源。

“我們從大流行早期就開始記錄這些差異的潛在存在，”該研究的論文主要作者、德雷塞爾大學多爾納西夫公共衛生學院的助理教授、醫學博士Usama Bilal說道，“現在我們有關於居住隔離、結構和環境上的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公平造成的一些致命影響的全面數據。”

該報告強調了大城市中存在COVID-19熱點地方、顯示了COVID-19結果方面的社會不平等集中在特定的郵政編碼地區並跟社會脆弱性密切相關。

“這次大流行再次凸顯出，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包括社會和經濟不平等以及結構性種族主義–如何對健康產生深遠影響，”論文資深作者、多爾納西夫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醫學博士兼博士Ana V. Diez Roux指出，“除了應對今天這一大流行病的嚴重不公平影響外，我們必須認識到，改善國家健康需要對根本的社會和經濟驅動力採取行動，其中包括結構性種族主義的普遍影響。”

檢測、陽性病例率、確診病例總數和死亡都被發現跟郵政編碼相關，大量陽性病例和死亡集中在低收入地區，主要是少數族裔社區。

儘管該研究團隊發現，在社會脆弱性較高的社區，COVID – 19的死亡率要高得多，但費城沒有發現這種聯繫。

Bilal表示：“我們在艾滋病毒和其他健康問題上也看到了類似的差異，但在國際衛生緊急情況下，這種模式變得更加清晰。如果不能在所有地方都得到控制，這種情況將很難控制。我們需要更多的檢測、疫苗接種，同時還需要更好的工作條件和擴大個人防護設備的使用範圍、帶薪病假並加大對低收入社區的投資。”

研究人員還指出，由於美國許多城市缺乏系統的廣泛測試，所以這些不平等可能比研究報告中報告的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