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能否依靠核能將淨碳排放削減至零，即實現所謂的“淨零排放”？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從切爾諾貝利到福島，兩次7級特大核電站事故或許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核能與核技術所面臨的挑戰。

1953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提議創建一個國際性的原子能機構。其中有一句話這樣說道：“僅僅從士兵手中拿走這種武器是不夠的。必須把這種武器交到那些知道如何剝去其軍事外殼，並使之用於和平事業的人手中。”這段話值得我們銘記。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發生過兩次7級特大核事故：2011年3月11日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以及1986年4月26日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島附近發生了震級超過9級的地震，隨後導致了大規模的海嘯，最終造成約1.93萬人死亡。海嘯還橫掃了福島第一核電站周圍的防護海堤，隨之而來的洪水導致三個反應堆堆芯部分熔毀，引發火災和爆炸。再往前追溯25年，在蘇聯烏克蘭的普里皮亞季，一系列人為失誤導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熔毀，掀翻了一個核反應堆的屋頂，向整個歐洲釋放了核輻射。

如今，核電供應了全球約10%的能源，低於2010年的13%。這一下降趨勢可能還會繼續，儘管在未來幾十年裡，核電仍將是全球能源結構的一部分。隨著化石燃料時代的結束，核電能否在能源供應的減碳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1953年艾森豪威爾的聯合國大會演講之後，許多人都對核電的前景充滿信心，但隨著一次次核事故的發生，這種樂觀情緒逐漸消失。直到今天，艾森豪威爾的講話仍然提醒著人們，核能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著相同的來源，而這也阻礙了核能作為一種普遍能源的遠大前景。

在中國和印度等國，新的核反應堆仍在計劃和建造中。但是，正如國際能源署（IEA）所指出的那樣，核能的總體吸收仍低於其所謂的“可持續發展情境”，特別是在高收入國家。而且，由於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不斷降低，未來對核能的需求可能並不會反彈。

當核災難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時，很難想像人們曾經對核能抱有多麼大的熱情。當時，許多人將核能視為應對全球能源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從1951年第一座實驗性核反應堆開始，新的反應堆以越來越快的速度不斷增加，並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達到高峰，幾乎每年都有20至30座反應堆投入運行。1957年，在英國坎伯蘭（現坎布里亞郡塞拉菲爾德）西北角的溫斯喬反應堆（後來改名為塞拉菲爾德）發生了一場火災，但這場英國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並沒有阻礙全球核能產業的增長。

到了1979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三里島核電站發生事故後，情況發生了改變。該事故的發生是由於冷卻系統出現故障，導致反應堆堆芯部分熔毀，放射性物質發生洩漏。幸運的是，這場事故並沒有導致任何生命損失，但在7年後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有31人直接犧牲，在當時的蘇聯、東歐和西歐，還有數以千計的人受到輻射影響，但具體傷亡人數仍存在爭議。在福島核災難中，多達50人遭受了非致命的輻射灼傷，1人隨後死於輻射暴露導致的肺癌。

除了死亡和健康風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造成的損失據信超過2000億美元，而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估計，清除福島核污染的成本在4700億美元至6600億美元之間。2011年的災難發生後，日本有12座核反應堆被永久關閉；另有24座反應堆目前仍處於停運狀態，等待正在進行的安全審查，這無疑也增加了大量成本。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在建設成本之外，任何投資核能的國家都必須做好準備，預留足夠的資金，以應對任何可能發生的災難，無論是由於人為錯誤還是自然原因。

計劃開展核能項目的國家還應該與核供應國集團（NSG）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合作，前者主要負責監督和管控和平目的的核貿易，後者則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IAEA並不是傳統的能源監管機構，它不僅負責監督和檢查核電站，同時也在努力確保核裂變材料不被某些國家用於武器用途。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國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很可能還有以色列——在最初尋求用於研究或開發核能的核技術後，進一步成為了核武大國。

考慮到核能利用在技術上的種種壁壘，世界上大部分核能還是由核武器國家所生產。另一方面，如果建設核電站的總費用高達數千億美元的話，大多數國家都會表示拒絕。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技術儘管仍處於相對起步的階段，但其成本正逐漸下降，監管也更加直接。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這些新的技術不需要涉及與國家或國防有關的設備。

很顯然，核能還將伴隨我們一段時間：新核電站正在建設中，舊核電站退役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事實證明，核能並不是曾經被視為世界能源市場減碳的解決方案。核能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其持續性的低使用率表明，一些國家認為發展核能的風險超過了收益。對另一些國家來說，發展核能是一項難以負擔的事業。如果世界要實現碳淨零排放，就必須將重點放在可再生能源上，因為這些能源的最大優勢之一，便是幾乎所有國家都可以免費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