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一旦結束，我們應該如何治愈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創傷，撫平這些痛苦記憶？目前，英國廣播公司專欄作者埃德·普瑞迪奧克斯從創傷科學中找到了與直覺相反的答案。如今人們生活在幾十年來首次全球大規模創傷事件中，可以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疫情危機，這可能是人們一生中第一次遇到如此嚴重的疾病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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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全球已有200多萬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而且每天都有可能數万人死亡，這一趨勢並未得到扭轉，全球經濟下滑、國際關係日趨複雜、個人心理變得不正常、整日面對亂糟糟的生活，在這場病毒風暴中無人倖免。

然而，一想到新冠疫情，人們就想到“創傷”，還有令人觸目驚心的“重大創傷”，無論是大量感染患者死亡，還是疫情隔離期對居民造成的心理痛苦，從深層角度剖析，新冠疫情還對社會多個層面帶來重大影響，例如：政治、經濟、生態和科學領域，即使從心理健康角度來看，“疫情創傷”也不完全是媒體討論的焦點，媒體更多地關注抑鬱、焦慮、孤獨和壓力等其他問題。

創傷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概念，它不僅僅是用於形容極度緊張的事情，它並不總是來自短暫、尖銳的衝擊，例如：車禍、恐怖襲擊或者戰爭交火，而且創傷和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並不是一回事。創傷是關於事件及其效應對人們思想上產生的影響，但它與壓力之間的差別僅在於我們如何從信念的深層面上與這些事件聯繫在一起。

在新冠疫情結束後，它所造成的巨大創傷將在社會中持續多年時間，我們如何理解這種精神層面的影響？關於創傷的科學告訴我們什麼？為了治癒創傷，我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英國創傷委員會代表、精神科醫生戴維·斯特里基稱，創傷可以被理解為“意義建構”的斷裂，當你看待自己、看待世界和看待別人的方式被某事件震憾和推翻時，你的“意維定向系統”會出現差距，簡單的壓力級聯產生創傷的事件，將使你感受到持續和嚴重無助感。

即使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悲劇，也會成為潛在的“創傷坑”，例如：人們被解僱可能帶來極大的創傷，某人的身份，“個人GPS”信息，往往與工作及其執行情況緊密相關，一份工作為我們提供了自尊、目標和社交網絡，同時也涉及到許多生活軌跡活動，一旦這份工作被意外解僱，將從意識上改變這一切，人們的壓力將累積，大腦神經系統被迫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一個人的精神恢復力，是驅動人們認知機器的燃油，促使我們在壓力中不斷前行，一旦遭受創傷，這種恢復精神意志的“燃油”將耗盡。如果沒有任何事物來解釋如何度過每一天，那麼在遭受創傷的一段時間裡，一個人將變得非常不穩定。你需要更新和重塑自己的信仰和自我意識，進行新一輪的“意義建構”，才能克服創傷產生的影響。

創傷並不一定與事件強度成正比，有些人會比其他人更好地處理髮生的事情，正如斯特里基所指出的，每個人的意義建構並非統一的，此外，我們的信仰體系表面的強大程度與它們在創傷治療中的應用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這實際上取決於某人生活得怎樣，斯特里基說：“真的很難確定什麼因素會給人們帶來創傷？”

當創傷擴散開來

然而，即使人們對創傷產生更成熟的理解認知，“巨大創傷”的概念也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如果創傷是事件和個體心理的結合，那麼巨大創傷有可能發生嗎？群體自身會受到創傷嗎？為什麼新冠疫情可能是一個案例研究？

在最簡單層面上，巨大創傷（也被稱為“集體創傷”）發生在同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在某些相同時間跨度內傷害大量的人，雖然它並不像戰爭或者恐怖襲擊那樣創傷強度極大，但新冠疫情在許多方面具有教科書式參考價值。

最明顯的創傷是新冠疫情正在製造一場大規模的喪親之痛，死亡對親人造成的悲痛無處不在，部分新冠患者出現病情迅速惡化，甚至感染短短幾天就從輕度症狀變為瀕危死亡，讓親人們未能做好情緒準備。在疫情期間，部分醫院可能無法接收新患者，並且醫生與患者交流溝通很麻煩，人們死亡後的悼念儀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參加葬禮的人數減少。不斷的病毒感染數據提醒會觸發親人痛苦的記憶，並從心理上再次出現創傷。德國歌德大學哲學家馬格達萊納·索爾科斯稱，由於集體無力處理當下問題，可能會陸續出現更多的新冠患者死亡。

在醫院病房裡，整天面對著飽受新冠病毒折磨的患者，護士和醫生也面臨著相當大的潛在創傷，依據一項最新調查，在與病危重症人群隔離之後，大約20%的醫療工作者也將面臨著創傷後影響。醫療工作者每天都面對著患者死亡、資源受限、患者身體插入導管以及操作生命維持系統時，他們還面臨著“道德傷害”產生的另一種創傷：當他們作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其工作身份整日面對患者的生與死，並且自己的某個醫療決策方案可能將患者生命推向死亡邊緣……

對於嚴重病例，估計有五分之一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需要住院接受治療，這也可能是一個相當大的創傷，與死亡擦肩而過的恐懼，令人痛苦的親人逝世，以及特定的疾病症狀可能令人難以承受。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創傷研究專業資深講師梅廷·巴索格魯說：“無法呼吸是你能想像到最痛苦的事件，因為人們面臨呼吸困難，將變得無能為力，新冠病毒患者典型存在呼吸困難現象，這是一種經常將強烈壓力推向創傷領域的狀況。”

然而，新冠疫情對人類帶來“巨大創傷”是它對全體人口的影響，包括那些永遠不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以及知道誰感染了病毒的人，對於許多人而言，潛在感染一種無形的致命疾病，無論這種感染是否發生，都會對人們帶來內心巨大的恐懼。這就引發了研究人員所謂的“內感受性恐懼”：當我們的壓力來源不是外部環境中明顯威脅，而是我們對身體是否正常運行的擔心。

此外，與隔離期生活的平靜停滯狀況相比，新冠病毒以指數級傳播擴散是難以理解的，我們被現實狀況及其生活節奏感徹底打亂，據稱，曾有人聲稱出現自己感受到時間扭曲的軼事報導，部分人出現胡思亂想的意識，即使當地媒體對新冠疫情的持續關注報導也於事無補，部分人變得越來越封閉，思維和行為能力出現較大的變化。在必要的情況下，需要新冠疫情的新聞循環播放，但可能增大“替代性心理創傷”，因為可怕的新聞事件會使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產生創傷應激感，例如：一項針對心理治療師的調查發現，大約15%的心理治療師從患者那裡聽說創傷性病毒大流行的經歷之後，他們感受到替代性心理創傷的“程度很高”，而普通受訪者仍然面臨“中度程度”的心理創傷。

環境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威脅，這也是問題的一部分，人們的生活都很平常，朋友、家人、鄰居，這基本上構成了人們的生活圈，這看似平常無奇，然而一旦處於新冠疫情期，這裡就變成一個充滿物理危險的空間，我們世界觀的基礎——也就是我們在面臨更切實威脅的壓力時會轉向的事物，正在逐漸被削弱。

這種困境將更加實際，在人們面對巨大創傷時期，無論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火箭彈襲擊，還是非洲局部軍方衝突，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公眾集會和社交網絡對於人們的心理創傷快速恢復至關重要。然而，對於新冠病情，與他人見面接觸恰恰是擴大病毒傳播的最危險方式，顯然如果在疫情期間公眾集會在恢復人們心理創傷的同時加大了病毒傳播風險，專家指出，如果治療民眾疫情期間的大範圍心理創傷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更明顯的是，2020年新冠病毒大爆發造成的全球經濟降速和隔離封閉，已將數百萬居民推向一個“未知時代”，破產、失業、人生計劃被顛覆……

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的研究結果顯示，同時期精神疾病患者數量顯著增加，且呈慢性上升趨勢。以色列荷茲利亞跨學科中心社會心理學家吉拉德·赫施伯格說：“如果某人失業了，就意味著出現個人危機，當這個國家很多居民無法正常工作時，就會上升至群體危機或者國家危機，對於那些仍在工作的人而言，由之前傳統工作模式過渡至遠程辦公模式，可能會帶來微妙的創傷，所謂的創傷定義也悄然發生變化。”

人們必須關注兒童暴露於替代性和非替代性的集體創傷，由於他們的年齡較小，其敘事描述能力較差，無法像成年人敘事那樣具體生動，他們的適應能力更強，但同時也更加敏感。英國創傷委員會的斯特里基說：“面對新冠疫情的特殊時期，兒童很可能會形成一種非常可怕的世界觀，你知道，面對新冠病毒，人類的力量顯得非常渺小，孩子的父母都可能無法倖存這場災難，對於孩子們來講，這個世界都變得不安全了，那些應該照顧我們的人卻沒有盡職盡責，如果我們不小心的話，確實會導致兒童對事物的認知，他們可能將某些痛苦回憶聚焦成一個鏡頭畫面，或者成為揮之不去的痛苦。”

人們在潛意識裡有一個鏡頭，通過它觀看世界，觀察自己和其他人，而某些創傷事件將會對該鏡頭增色（在足夠的壓力下），即使這些創傷事件已經停止，有些人還是會帶著有色鏡頭看待事物。

如果一些兒童長期遭受新冠疫情帶來的創傷，那麼當他們成年並有了自己的孩子，新冠疫情產生的危機就成為一種代際現象，他們可以通過鼓勵無意識模仿、有意識的條件反射，甚至可能通過表觀遺傳學（創傷壓力在物質方面改變了基因遺傳）來傳遞創傷，儘管表觀遺傳學還處於早期階段，例如：研究人員通過分析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將他們較低的教育升學率、就業比率、嬰兒死亡率和其他社會指標的差距，與該土著居民歷史創傷事件聯繫起來。

也許居民巨大創傷的最大問題在於數量，當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居民（目前全球新冠病毒患者數量已達到1千多萬）相繼受到精神創傷時，就會對精神衛生基礎設施造成巨大的壓力，尤其是伴隨系統衝擊而產生的社會和經濟壓力。

純粹精神病學的反應是怎樣的呢？巴索格魯強調稱，要解決巨大創傷問題，僅靠精神病學治療是遠遠不夠的，巨大創傷意味著意義建構工具應當通過媒體渠道傳遞：書面形式、小冊子和視頻、兒童頻道、電視頻道、報紙、各種信息渠道、互聯網等。

巨大創傷甚至可能會產生一種對強權領導的集體渴望，加速權威主義。

巨大創傷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心理上的，更多的是擴散到更廣泛的社會影響，一旦大量人受到創傷，他們的關係將被改變，他們與更廣泛的社會體系之間的聯繫會破裂，對於他們而言，自己認為無需再履行公民的義務，他們具有社會影響、經濟影響和政治影響。

例如：一項針對某國巨大創傷倖存者的研究顯示，他們的政治參與度出現永久性下降，巨大創傷甚至可能會產生一種對強勢領導人的集體渴望，加速權威主義的發展，並為草率、看似果斷的政策應對創造條件。作為一種影響群體的現象，巨大創傷改變並激活了群體聯繫的微妙關係，換句話說，在群體層面上，這是意義建構的基石，是創傷的自變量。

群體VS個人

社會心理學家稱巨大創傷是“社會生活基本元素”：行為期望、儀式、共享制度、社會空間、宿命感，以及與他人的關係。他人可能是與遭受創傷個人（其精神意識遭受某些事件嚴重影響）相同境遇的人群，巨大創傷有可能對群體社會組織造成打擊，其嚴重程度可能危及個人自我核心價值。

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家杰弗裡·亞歷山大注意到新冠病毒以微妙和破壞性的方式對居民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他表示，美國社會組織深受新冠疫情的影響，社會上出現混亂局面、居民行為失控，似乎整個國家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

亞歷山大認為，美國新冠疫情期間的巨大創傷是一種雙重打擊，今年5月掀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抗議活動，以及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新冠病毒造成居民死亡期間存在明顯的種族不平等現象，導致新冠病毒與圍繞種族的更長期歷史創傷交織在一起。現有證據表明，有色人種，尤其是美國黑人，面臨著來自種族主義和歧視的代際創傷，這些事件引發人們對接踵而來的集體創傷以及更具破壞性影響的擔憂。

在一些巨大創傷的案例中，群體社會組織能逐漸適應心理變化並克服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如果一場巨大創傷明確與群體身份聯繫在一起，那麼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毀滅和破壞遭遇之後，就能為新一輪意義建構提供一個不可替代的元素。以二戰時期猶太人大屠殺為例，以色列荷茲利亞跨學科中心社會心理學家吉拉德·赫施伯格指出，這個群體與創傷之間的關係，儘管二戰結束幾十後，倖存者及其後代仍努力地撫平創傷帶來的傷痛，他們撫平創傷的方式融入宗教儀式和談話之中，這成為他們“群體身份認同的核心”。

然而，新冠疫情顯然不像二戰大屠殺事件那樣對單個群體構成生存威脅，該病毒的傳播全球性是其造成巨大創傷的部分原因，然而，在我們尋找意義的過程中，對某些國家和地區的神話援引是相當普遍的。在英國，二戰時期的閃電戰經歷——“國家記憶”的基石，經常被人們喚起，這種閃電戰精神始於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面對德軍恐怖的空襲浪潮，英國居民仍然保持冷靜，甚至即使在地下避難所也會與家人一起慶祝聖誕節，閃電戰精神能夠加強災難來臨時社區和鄰里之間的互助關係。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國家的討論（也許是我們最具可比性的巨大創傷參考點）也很常見，正如現代人們抗擊疫情病毒一樣，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將新冠肺炎與1941年珍珠港襲擊和911恐怖襲擊相提並論。

遺忘的問題

然而，或許最重要的是，巨大創傷帶來的持久社會危險在於遺忘，當這些創傷未被撫平消除，未被討論，也許是被人們有意抑制迴避，群體和社會組織就會繼續受到這些創傷的干擾，這種傷痛未被有效治愈，個人的創傷累積而不被識別發現，並在裂縫下潰爛……

在黎巴嫩，飽受戰爭影響的社區被視為處於“連續創傷化”，或者處於“高度覺醒”和“麻木”週期，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遭受創傷的難民群體也是如此。暴露在未處理創傷的環境中，個體可能會表現出攻擊性和焦慮，或者為了防止再次接觸到誘因，他們可能採取“迴避、冷漠或者被動”的行動。在群體層面上，對他人的暴力和侵犯可能週期性發生，然後此類事件就不會再發生。有時，官員們甚至會假裝創傷性原始事件從未發生過，包括對教科書的審查，在新領導層的微妙政治中，這種遺忘對遭受創傷的群體具有更大的致命性，可能形成一種特別強大的怨恨，並成為社會動蕩的引擎。

因此，新冠病毒很容易被人們危險地遺忘，這或許令人感到驚訝，至少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在上一場全球疫情大流行時期，即1918年全球性流感，這段痛苦歷史在各國居民的記憶中被封存，以至於評論家稱其是“被遺忘的流感”。據統計，當時全球至少有5000萬人死於流感病毒，但從表面上看，這場流感似乎沒有對我們的社會組織的公眾形象造成任何影響。

例如：藝術、文學和回憶錄都是記憶的重要因素，然而，1918年發生的流感似乎並沒有引起人們的太多關注，媒體很少關注該事件，公眾對此避而不談，除了新西蘭之外，沒有任何國家製定國家紀念程序，無論是雕像、基座、紀念碑、紀念日、默哀時刻或者其他工具，根本沒有。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社會科學家馬丁·貝利查閱了英國檔案，統計1918年流感期間大約有25萬人死亡，他說：“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公開紀念的證據，沒有任何紀念儀式，意味著它確實在公眾的記憶中消失了，在歷史記錄中消失了。”

1918年全球大流感在人們的記憶中被封閉起來，評論員稱其為“被遺忘的流感”。

到1935年，醫學歷史學家開始意識到人們似乎忘記了1918年流感帶來的巨大創傷，幾十年後，參與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爆發的活動人士意識到應當以某種方式銘記這些災難性事件，並發現從歷史角度人們很容易思想上逐漸淡忘，為什麼1918年流感是一個遺忘的歷史問題？專家認為，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大影響密切相關，但隨後的疫情大流行，例如：1957年和1968年的疫情大流行，儘管在全球範圍內導致數万人喪生，卻沒有人緬懷這樣的災難事件，甚至這些災難事件正在從人類意識中逐漸淡化消失。

事實上，我們不斷忘記的流行病，可能會反映出它們的本質，記住和理解疫情大流行創傷的意義是很困難的，因為與其他類型的巨大創傷相比，疾病死亡並沒有那麼“顯而易見”或者“敘事化”。

事實上，人們回答創傷背後的“如何、為什麼和誰製造”等問題時，變得更具挑戰性，雖然人類在疫情傳播中發揮了不可否認的作用，但沒有人試圖讓所有人感染新冠病毒，赫施伯格說：“類似新冠病毒這樣的流行疾病是人類生活方式和全人類的產物。”

不管實施起來有多麼困難，不紀念流行性疾病本身就是一個決定。

從一開始，流行性疾病就使人們更容易忘記，更有可能伴隨而來的是對個人心理健康和社會凝聚力的風險，不紀念全球性流行性疾病，不認真思考此類疾病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危害，甚至可能會影響我們對未來危機的準備。專家評論稱，在1957年疫情大流行中，我們完全沒有從1918年的流感災難中吸取教訓，隨著人們逐漸淡忘1957年流行病，人們對流行性疾病的防控意識也大幅降低，如果我們能積極回憶歷史上出現的流行性疾病，加大流行性疾病的風險意識，我們對新冠病毒的應對措施也會顯著提升。

全國性的紀念活動更為重要，在提供意義建構和悲傷渠道的過程中，某個國家和地區能結合實際情況處理民眾的巨大創傷，自上而下的紀念活動如果能與自下而上的方式結合起來——藝術、數字檔案和簡單的個人記憶，撫平巨大創傷的效果就會增強，現今社交媒體信息傳播很快，一些事件很容易分享。

當前，各國紀念抗擊新冠病毒的努力正在進行中，而且已經顯露出希望，在英國，由於疫情的複雜性，英國政府將注意力聚焦在醫療服務體系和關鍵的醫療人員上，旨在建立一個有意義建構的框架，跨越不同黨派，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並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教訓。除了2020年3月26日晚，英國各地同步進行“為醫護人員鼓掌”的活動（英國全國各地數百萬民眾站在自家的前門和陽台上鼓掌，對那些在前線抗擊新冠肺炎的醫護人員表示感謝）；英國政府還在7月4日晚上，舉行了默哀儀式，許多居民呼籲在倫敦市中心修建“999”紀念碑，在維多利亞車站為已故運輸工人修建紀念碑。

倫敦經濟學院凱瑟琳·米勒和韓妍娜（音譯）認為新冠肺炎作為更大的民族創傷，提議英國政府能在2022年設立新冠肺炎國家紀念日。米勒說：“我們希望在’新冠肺炎國家紀念日’當天人們不用上班，政府按下全國’暫停鍵’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在公眾對話和群體經驗中正式建立基礎，讓更多的人們認識新冠病毒帶來的損失、創傷和痛苦。”

一個轉折點？

新冠疫情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巨大創傷，我們最複雜的社會擴展，以及構成我們個人現實的基石，都被抹上了不可磨滅的色彩，我們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以及對普通市民概念的認知，在這個病毒肆虐傳播的時代，所有一切都產生不同的含義，並具有潛在的創傷效應。

然而，所有流行性疾病都終將結束，相信未來不久會實現的，但忘記創傷，繼續前行，不去計較當初人們所承受的磨難和痛苦，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歷史無法抹滅2020年新冠肺炎帶給人們的痛苦回憶，以及對人類的傷害，或許未來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