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義終於鬆了一口氣。2月27日，WeWork及其聯合創始人、前CEO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已與大股東軟銀集團達成了一項法律和解協議。此後，軟銀將完全掌控WeWork，而諾伊曼將攜4.8億美元（人民幣約31億元）離開公司。

曾幾何時，孫正義將WeWork視為下一個“阿里巴巴”。從2017年開始，軟銀在WeWork上累計投資了104億美元，這家超級獨角獸估值一度高達470億美元。但後來情勢突變，WeWork估值直線下跌，以致不得不撤回IPO申請，淪為矽谷笑話。

身為大股東，軟銀孫正義與諾伊曼矛盾激化，認為是後者領導無力導致WeWork慘案。而諾伊曼也毫不客氣，於2020年5月把軟銀告上法庭，指責軟銀沒有執行向他和WeWork其他早期投資方購買價值30億美元股票的協議。

至此，這對曾經惺惺相惜的投資人與創業者撕破了臉皮。“我從WeWork的經歷中吸取了幾條教訓，包括不讓創始人控制公司董事會和投票權的重要性。”孫正義曾如此反思。

軟銀給出30億元：

WeWork創始人拿錢，退出公司

孫正義還在收拾著WeWork這個爛攤子。

2月27日，WeWork及其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宣布，已經與大股東軟銀集團達成了一項法律和解協議。這項和解協議將結束雙方就股份出售交易展開的法律鬥爭，同時避免了即將在3月4日在特拉華州開始的審判。

相關知情人士稱，諾伊曼將放棄一年的WeWork董事身份，通過向軟銀出售WeWork股份套現大約4.8億美元（人民幣約31億元）。

而軟銀將向諾伊曼支付5000萬美元以承擔法律費用。此外，作為諾伊曼之前所獲競業禁止費用承諾的一部分，軟銀還將向WeWork支付另外5000萬美元，並且把向諾伊曼提供的4.3億美元貸款延長五年。

總而言之，這場和解直接避免了軟銀與創始人對薄公堂的尷尬局面。此後，WeWork將由軟銀完全掌舵，而諾伊曼也拿錢退出公司。

在此之前，軟銀創始人孫正義與諾伊曼的矛盾一度不可開交。WeWork公司採取的是超級投票權制度，諾伊曼擁有對反對意見的一票否決權，這為後續的交惡埋下了伏筆。

一直以來，諾伊曼給外界的印像都是性格有些激進，甚至咄咄逼人。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他的行為有些古怪，有時在公司內部向員工大吼大叫，甚至喜歡光腳在街上走路。有人用天才形容他，也有人稱他為“瘋子”，他在兩者之間隨意轉換。

而就在公司努力向潛在的市場股東證明自己的價值時，諾依曼卻在玩衝浪，缺席公司會議，又挪用公司的資金充實自己和家人的錢袋。據外媒報導，諾依曼的辦公室裡還有一個“溫泉和冰的浴池”。他還花大量的錢去做跟WeWork絲毫不相干的投資，包括一所學校和製造人工波浪的創業公司。

在那些知曉WeWork發展過程的人看來，他是一個有魅力但有缺陷的人。但作為投資方，軟銀一直對諾伊曼拒絕接受其建議的傾向感到失望，為此孫正義希望將其從董事會踢出局。此次雙方和解，意味著Wework諾伊曼的時代終結。

這家昔日超級獨角獸能否東山再起？WeWork全球首席執行官Sandeep Mathrani今年年初曾表示，WeWork有望在今年四季度實現盈利，在實現盈利後，接著會將IPO計劃提上日程。最新消息是，WeWork計劃與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合併，從而謀求上市。

WeWork奄奄一息：

如何做垮一家超級獨角獸

從超級獨角獸到淪為矽谷笑話，WeWork的經歷令人唏噓。

這原本是一個傳奇的創業故事。2010年，美國經濟還沒有明顯復甦，大量中小公司倒閉，曼哈頓上的寫字樓大量閒置。諾依曼看到了商機，便在紐約創建WeWork。他以低價格接手一棟大樓裡的空置房間，將其分隔成中小型辦公室，租給中小型創業公司，成為共享辦公的鼻祖。

彼時正值共享經濟興起，這一模式獲得了風投的追捧。自2011年誕生以來，WeWork已募資120億美元，其中大多數來自軟銀。2019年，WeWork估值達到了470億美元。

共享辦公是一門十分燒錢的生意。諾依曼感到資金壓力，於是鋌而走險，決定提前上市。誰也沒有料到，這一決定改變了諾伊曼和WeWork的命運。

2019年初，新成立的We Company資產負債表上有60多億美元，但消耗現金的速度比注入現金速度要快得多。2019年8月14日，已經更名為We Company的WeWork發布了招股說明書，該公司有問題的管理決策歷史和糟糕的財務狀況被公之於眾。在市場、負面新聞和公司壓力的打擊下，五週後，諾依曼推遲了公司上市計劃。

不到兩個月，WeWork的IPO之路就匆匆結束，委實尷尬。據悉，WeWork之所以停止IPO，是因為其外部投資方不斷施壓，其中主要是來自軟銀的壓力。因為隨著估值一路下滑，WeWork現有估值僅為100-120億美元左右，年初時估值為470億美元，相比年初縮水了三分之二。

彼時有分析師指出，軟銀持有WeWork股票的平均成本為240億美元。如果該公司以100億美元的估值上市，軟銀持有的股份將承擔大約60%的賬面損失。顯然，這是以軟銀為首的投資方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IPO失敗後，WeWork出現了資金短缺危機。為了降低運營成本，WeWork開始大規模裁員，員工總數從2019年最高1.4萬人降到5,600人。隨後，諾依曼遭到了解僱。

無奈之下，WeWork只能賣身籌錢。2020年9月24日，WeWork中國獲摯信資本2億美元追加投資，摯信資本持有中國過半股份。同時，摯信資本運營合夥人姜躍平將出任公司代理CEO。這意味著，WeWork母公司We Co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其中國業務的控制權，摯信資本成為WeWork中國的控股股東。

曾幾何時，WeWork被奉為全美第二大估值的獨角獸公司，然而短短一年便墮落神壇，堪稱近年來創投圈血淋淋的案例。

孫正義忍痛買單：

“我從WeWork的經歷中吸取了幾條教訓”

WeWork留給了孫正義一個爛攤子。

回想當初，孫正義曾公開表示，WeWork就是他的下一個“阿里巴巴”。2016年，WeWork已經在全球的23座城市擁有80個共享辦公場所，這樣的成績讓共享辦公平台WeWork創始人諾依曼的野心不斷膨脹。他不斷告訴人們，假以時日，WeWork將被他締造成像亞馬遜一樣龐大的商業帝國。

這樣的豪言壯語激起了孫正義的興趣。當時，孫正義正準備籌集總額為1000億美元的願景基金，而這支基金中意的便是WeWork這般萌發於新興經濟形態下的超級獨角獸。

2017年，孫正義秘密造訪WeWork總部。參觀結束後，孫正義讓諾依曼上了他的車。交談28分鐘後，孫正義在iPad上簡單起草了一份44億美元投資的協議，並叮囑諾依曼：“在戰鬥中，瘋狂比聰明更好，WeWork現在還不夠瘋狂，要讓它更瘋狂起來。”

在孫正義看來，諾依曼有著跟自己相像的瘋狂勁頭。此後幾年，孫正義與諾依曼進入了“蜜月期”。在一次會議上，孫正義對諾依曼說，你不應該為自己的銷售團隊人員精簡而感到自豪，銷售團隊應該起碼1萬人以上。當時，WeWork全公司員工總數還不到1萬。

直至2019年，兩人的關係急轉直下。WeWork上市失敗，公司陷入危機。這時孫正義意識到，曾經欣賞的諾伊曼似乎無法改變公司現狀。於是，孫正義決定將其踢出董事會。軟銀和WeWork發布聲明中稱，諾伊曼將不再擔任董事長，轉而擔任董事觀察員，軟銀COO將接任諾伊曼的位置。

直至現在，諾伊曼徹底離開WeWork，孫正義與諾伊曼相愛相殺的故事落下帷幕。

但孫正義不得不為自己的瘋狂買單。“這場災難迫使軟銀集團向WeWork追加註資95億美元，使其只持有80%的股份，卻沒有多數投票權。而諾伊曼帶走了超過10億美元的獎金。我從WeWork的經歷中吸取了幾條教訓，包括不讓創始人控制公司董事會和投票權的重要性。”孫正義曾在股東大會上承認這是一筆不成功的投資。

孫正義坦言，投資一直很困難，“這不是科學，而是一種藝術。你見到一個看似出色的企業家，覺得他令人鼓舞，但是他不一定能帶來豐厚的回報”。這個教訓便是從諾伊曼身上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