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面對不斷蔓延的疫情，我們還不清楚人們會經歷怎樣的改變和成長。在某些方面，我們甚至不知該提出些什麼問題。為此，我們諮詢了幾十位全球各地的思想領袖、實干家和思想家，共同思考在“後疫情社會”即將到來之際，我們最該思索哪些關鍵問題？

在本文中，我們將分析新冠病毒將如何持續考驗我們的精神力量和人際關係、加劇社會不平等、加大對可持續性的需求、以及推動我們尋找在未來生生不息的新方法。

露西亞•弗萊（Lucia Fry），馬拉拉基金會研究與政策部主任

教育平等會遭遇什麼問題？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新冠疫情對教育產生了地動山搖般的影響。隨著疫情擴散，192個政府先後關閉了本國學校。到了今年四月，有15億求學者不得不停學回家。

對貧困國家的女孩來說，此次閉校可能意味著她們求學生涯的徹底終結。在埃博拉疫情期間，女孩們就更容易遭受性剝削、早孕、早婚、逼婚和童工等形式的迫害，還需要承擔更多的家庭雜務和護理工作。這些都導致​​三個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的輟學率上升。馬拉拉基金會的分析顯示，如果在新冠疫情期間發生類似的情況，有2000萬女童將永遠失去回到學校的機會。而在疫情之前，便已有1.29億女童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

新冠疫情將導致已經存在的教育不平等進一步惡化，這個預期縱然可怕，但並非無法避免。疫情的確是個關鍵的分水嶺。世界各地的家長們都意識到了學校的價值，承認了教師的辛苦工作。各國政府也都明白，無論是眼下還是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取決於教育。我倒不是說對此多麼樂觀，但我決心將“危機”化為“契機”。而我們需要當權者也持有相同的決心。

史蒂芬•泰勒（Steven Taylor）：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流行病心理學》作者

有哪些精神健康影響會持續不散？

在2020年初、封城政策最嚴時，商店紛紛閉店，人人留守家中，街上空無一人。許多人都懷疑，生活也許永遠無法回歸正軌。還有人猜測，疫情后的世界也許會變得像狄更斯的小說一樣陰暗冷酷。幾乎無人相信，生活還能一如往昔。

但對災難事件的心理學研究顯示，大多數人在災後都能夠復原。但對於一小部分不幸的人而言，生活將永遠無法回歸正常。這部分人約佔10%至15%。研究顯示，強迫症是在遺傳和環境壓力的雙重作用下產生的。對於有強迫症遺傳傾向的人來說，疫情帶來的壓力更容易激發、或惡化強迫症。其中有些人如果不接受恰當的精神健康治療，便會成為長期潔癖患者。

瑪奇迪索•莫蒂（Matshidiso Moeti）：世衛組織非洲區域主任

低收入國家會在採購疫苗的爭奪賽中落後嗎？

新冠疫情剛爆發時，各國紛紛搶購試劑盒和防護裝備。全球供應鏈幾近崩潰，低收入國家更是排到了長隊的末尾。於是，世衛組織與聯合國合作夥伴聯手建立起了一個採購平台。非洲地區如今擁有了超過750家能夠檢測新冠病毒的實驗室。

然而，非洲許多低收入國家的市場仍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檢測效率也未達到理想水平。

確保得到疫苗供應可能是個更大的挑戰。如今疫苗研發的速度堪稱驚人。

與新冠相關的醫療物資採購不同，世界各國和世衛組織都提前預期到了疫苗的上市，不會被打得措手不及。共有186個國家已經簽署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新冠疫苗保障機制”，承諾進行公平公正的疫苗分配。不過，高收入國家已經與疫苗生產商簽署了雙邊協議，因此又一次排到了隊伍前列。

埃拉•達布拉•諾里斯（Era Dabla-Norri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

如何才能減少職場不平等？

為控制疫情實施的社交隔離政策已經使職場發生了巨大轉變。彷彿只在一夜之間，視頻會議等數字技術便使遠程工作成為了可能。即使在解封後，這一趨勢仍可能持續下去。這可以增強辦公靈活性，提高人們對遠程辦公的接受度，提升員工幸福感和生產力，還可節省公司成本。女性也能從中受益，因為遠程辦公可以催生更多性別平等的職業道路，減少收入不平等。

聯網是遠程辦公的前提，但並非所有人都有條件居家辦公。全球約60%的人口仍然沒有使用電腦或上網的條件。此次危機還顯示，需要實地付出體力勞作的工人進行遠程辦公的程度有限，也更容易遭受失業和收入減少的風險。研究顯示，這些工人通常較為年輕、未受過大學教育、做著兼職、並且處於收入分配的底端，說明遠程辦公可行性的差異可能會加劇收入不平等。

要想縮小在數字技術使用上的差距、避免社會割裂進一步擴大，就急需相關政策出台。這需要調整和轉變教育形式與培訓體系，讓人們更適應技術型工作環境，防止無法在家辦公的工人在社會保護方面遭受損失。

桑德羅•加利亞（Sandro Galea）：波士頓大學流行病學教授

我們要如何解決那些對疫情起到助長作用的社會問題？

新冠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重大失敗，尤其凸顯了健康相關的社會力量的局限性。由於軟弱的社會和經濟體系已經提前削弱了我們的健康，此次疫情的死亡人數遠遠超出了正常水平。

那麼，等新冠疫情過去後，這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好好反思一下決定我們生活、工作和娛樂方式的社會與經濟制度。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思考為何貧富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資產鴻溝，以及少數民族與種族為何長期以來始終處於邊緣化地位。

最重要的是，這些都屬於社會問題，而不是生物學問題。社會問題解決起來要困難得多。但新冠疫情給了我們充分的理由對這個世界進行重建，直到消除健康方面的貧富差距，以及加大對保障住房、優質學校、最低收入、性別平等、清潔的空氣、飲用水、公平的經濟體係等社會力量的投資，以此打造一個更健康的世界。

馬克•羅蘭（Mark Rowland）：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我們要如何利用政策和社區力量、提高精神健康的優先級？

疫情讓我們瞥見了一個更友善的社會是什麼模樣：這個社會理解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是多麼密切、對彼此的依賴是多麼強烈。即使在疫情之前，精神疾病便已經全球健康問題的首要原因之一。

我們無法通過自愈解決精神健康危機，此次疫情也顯示，個人生活、社交情況、經濟條件、以及周邊環境都會對我們的精神健康造成強大影響。但我們也從社區活動經驗中了解到，我們可以通過解決不平等、創傷、孤獨和壓力等問題，創造出有益於精神健康、避免精神疾病的條件。我們需要重新設想社會可以成為什麼模樣、應當成為什麼模樣，並且我們的未來顯然取決於此。

因此我的問題是：考慮到精神健康對人類2021年成功復甦的重要性，我們的政府、地區組織、企業和社區應當怎樣做，才能打造並維持有益於精神健康的條件呢？

Man-yee Kan：牛津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疫情是如何惡化了兩性勞動分工的？

我指導自己的研究團隊分析了封城對英國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及時間利用情況的影響，結果發現，儘管男性和女性在封城後用在家務和護理上的時間都有所增加，但家務方面的性別差距依然存在。

但我們發現，女性的幸福感出現了明顯下降，特別是做了母親的女性。這是為什麼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即使在封城之前，女性便已經比男性承擔了更多的工作量。從北美、歐洲到東亞，女性都要承擔更多的無薪家務工作，總工作時間（包括有薪和無薪）也比男性要長。這些既是其它形式的性別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結果，如收入和職場排行的不平等。

雖然男性和女性做家務的時間在封城後均有所增加，但隨著封城政策放鬆，家務時間也隨之減少。儘管人們在封城期間待在家裡的時間更久，從長期來看，家務分工也並不會因此變得更加平等。換句話說，等疫情結束後，女性承擔的家務仍會遠多於男性。

封城之後，女性和為人父母者的心理幸福感下降得更快、更顯著，並且在六月解封之後，這些人的主觀幸福感也並沒有恢復。這說明，疫情會對人們的精神健康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

諾瑞納•赫茲（Noreena Hertz）：《孤獨的世紀：在分崩離析的世界中團結一心》作者

我們該怎樣應對疫情期間的孤獨感？

即使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全球便已有40%的辦公族會感到孤單。在美國，約五分之一的成年人表示，在工作中一個朋友也沒有。

此次疫情使這種情況變得更為嚴重。遠程辦公剛開始的喜悅感已經消退。如今還在家辦公的英國員工中，有近一半人會感到孤獨。此前也有相關研究顯示，遠程辦公到了九個月時，人們便會產生強烈的與世隔絕感。此外，新冠疫情對低收入勞動者的身體健康和經濟狀況都會造成影響，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可能會感到被拋棄和被邊緣化。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身體健康角度，孤獨感都會使社會付出巨大代價。我已經在研究中揭露了民粹主義與孤獨感之間的聯繫。孤獨感還會使企業付出高昂成本。與他人相比，孤獨的僱員往往工作動力不足、對工作不夠投入、參與感低、生產力也較差。

為了我們的健康和經濟考慮，緩解員工的孤獨感需被視為重中之重。

何塞•穆斯特•里昂（José Mustre de León）：墨西哥國立理工學院高級研究中心總幹事

疫情會促進國際合作嗎？

過去20年來，獲取知識的數字渠道突飛猛漲。這使得全球的科研能力提升，欠發達國家的科學家也可以加入其中。這一現像還要歸功於全球化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有助於減少世界各國在創造新知識上的差距。然而，大部分科學合作都是孤例，欠發達國家在大型多邊項目中的參與度依然很低，對社會福祉的影響也很有限。

自2020年初以來，在墨西哥國立理工學院高級研究中心，我們目睹了一次更有組織性的合作過程。在此次合作中，多支大型國際團隊迅速集合在了一起，為每名參與者分配了具體工作，反應時間比之前快了許多。這還是在遠程交流的情況下實現的。這種合作產生了諸多積極成果，比如能夠更快地評估治療新冠的療法和藥物及社交隔離策略的效果、更好地設計工作場合、以及更快地研製新冠疫苗等等。面對新冠疫情這一全球性問題，在本國進行的研究發現、以及其它國家的對照發現可以讓整體策略得到更快、更可靠的改進。

合作過程的變化可以更好地整合本地提出的知識和驗證結果，還讓欠發達國家可以更好、更快地接受基於科學制定的政策，因為有更多人可以參與到知識創造和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去。如果未來能保持這一趨勢，全世界便可更好地應對其它全球性問題，如新疾病或氣候變化等等。

戴維•布魯斯坦（David Blustein）：波士頓學院諮詢心理學教授

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護勞動者？

此次疫情已經導致了全球成百上千萬人失業，使人們經歷了一段充滿不確定性和焦慮的痛苦時期。工作對生活的許多方面都至關重要，如生存能力、做出貢獻和獲得成就的能力、社交關係、自主權利等等。

我認為，此次危機暴露了對勞動者的保護和支持的缺乏會造成什麼影響。由於這層“安全網”漏洞百出，全球有無數人正在經歷食物、住房和健康危機。而我相信，眼下正是一個轉折點。

我希望此次疫情能鼓勵我們對工作的社會、心理和經濟意義進行一次嚴肅評估。這一轉變的核心在於一系列系統性變化，如保障工作機會、確保工資足夠維持生計、提供醫保、提供人道主義的工作環境等等。為實現這一目標，領導者和民眾需要對組織監管方式和勞動者保護方式進行根本性的改變。我希望全球人民可以開展一次運動，將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讓人民有能力維持生計、並且要活得有意義。

皮普•潘福德（Pip Penfold）：People Collider公司CEO及共同創始人

此次疫情凸顯了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區別：我們都身處同一場風暴之中，但搭乘的並不是同一艘船。我們很容易想到，發展中國家的人要想獲得在家辦公和上網課的硬件、軟件和網絡連接，可能會存在一些挑戰，但有證據顯示，發達國家的人也需要面對貧富差距這一殘酷現實。這使得“聯網權”重又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但反過來看，隨時能聯網的人是否也應該有斷網的權利呢？壓力、失眠、上癮等健康問題都與當前這種“24小時在線”的工作文化有關。

阿什利•布魯姆菲爾德（Ashley Bloomfield）：新西蘭衛生總幹事

等疫情過後，各國應如何調整優先級？

新冠疫情已經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且接下來可能還會繼續影響和塑造我們的生活。人們表現出了驚人的適應和生存能力。安全有效的疫苗的落地將成為決定全球中長期未來的重要轉折點。但就目前而言，我們仍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焦慮和擔憂都是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正常反應。要想增強自己的複原能力，要點之一便是採取必要的休息、恢復和自我照顧措施。在新西蘭，我們一直很重視如何讓人們更容易地獲得幫助，如撥打心理求助熱線1737、以及免費與受過培訓的心理諮詢師交談等等。

米里亞姆•科爾梅耶（Miriam Kirmayer）：臨床心理學家與友誼專家

此次疫情會對人們的友誼造成什麼影響？

當我們被鼓勵與他人保持距離時，要怎樣才能維繫人際關係呢？許多人都很懷念那些與他人密切相連的時刻。在人生的重大事件中，我們都感受到了朋友的缺席。除了物理距離之外，相左的理念和價值觀也使得友誼備受挑戰。雖然我們擁有與他人保持聯絡的科技，但許多人仍然感到與世隔絕、孤獨萬分。

與朋友密切相連的感覺是預測我們身體健康和情感健康的最重要的標誌物之一。孤獨感對健康極其有害。儘管如今保持距離十分痛苦，但這也提醒了我們，友誼是多麼寶貴。這也促使我們反思，如何才能培養更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我們最終總會恢復從前的共同活動、找回過去的玩伴。但如果我們能轉變一下自己對友誼重要性的看法、弄清如何培養更親密、更充實的人際關係，也能使我們受益匪淺。

事實上，孤獨感與朋友數量多少、或者彼此見面和交談頻率的關係不大，而是更多與我們“與他人緊密相連”的主觀感受有關。我們越是能接受自己的脆弱、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鬥爭與成功，越是能照顧朋友的感受、不將自己的感覺強加於他人，越是能將友誼置於第一位、就像我們對待其它人際關係與責任一樣，我們就能感覺與別人更加親密，能更好地區分“獨處”與“孤獨”之間的區別。

露絲•薩瑟蘭（Ruth Sutherland）：倫敦撒瑪利亞會CEO

社會該如何應對此次疫情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有了人際聯繫才能更好地存活。這種聯繫往往是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的驅動力。此次疫情影響了我們與他人互動的方式，使更多人感到越來越與世隔絕、脆弱無助。雖然疫情對所有人都造成了各式各樣的影響，但在社會內部，這種影響的量級也存在區別，最脆弱的群體所受的影響往往大得不成比例。

整個疫情期間，在打進撒瑪利亞會幫助熱線的電話中，雖然只有四分之一隻針對新冠疫情，但幾乎每一通來電都會提到疫情對自己的影響，如精神健康、孤獨感、孤立感、家庭、經濟和失業等等。我們也知道，難以聯繫到危機處理團隊、預約會面和獲得支持服務始終是個大問題，這會導致人們感到越來越痛苦、失望和絕望。

在疫情之前，就已經有許多人難以獲得保持精神健康所需的支持服務了。而受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影響，又有50萬人比此前更容易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我們急需改變現狀，將心理健康置於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核心。被放在第一位的應當是改善精神健康，而不是治療精神疾病。

支持服務和慈善機構扮演的角色將比任何時候都要關鍵。我為撒瑪利亞會和同類組織對此次危機的應對方式感到自豪，它們為一線奮鬥者、以及全國各地的民眾提供了情緒支持。我們還需繼續保持合作，為創造精神更健康的社會尋找更多靈感。

凱倫•卡西戴（Karen Cassiday）：大芝加哥焦慮治療中心總經理

面對面互動會變得多麼重要？

此次疫情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面對面互動、接觸他人和親密相處對我們的精神健康究竟有多重要？

我們過去都想像過，假如能在家辦公、成天穿著自己最舒服的衣物，生活會多麼輕鬆舒適。當我們感到壓力太大時，也可能幻想過在大自然中獨處一段時間。但我們當時並未意識到，等我們因為口罩遮擋、看不見他人臉上的表情，會感到多麼疏離；等我們走在戴著口罩的人群裡、無法與他人愉快交流，又會感到多麼疏遠。

此次疫情導致我們不得不長時間地遠程辦公、遠離他人，也因此凸顯了我們是多麼需要頻繁的面對面互動。面對面的交流、與鄰居簡短的閒聊、遇到朋友時不經意的擁抱……當我們擁有這些時，便能保持積極健康的精神狀態。如果我們能從此次疫情中學到一定的心理學經驗，就會努力創造更多進行日常面對面互動的機會，因為與他人之間的身體互動可以肯定我們的存在、我們的人性、以及我們對彼此的依賴。

格恩•伊麗莎白•伯克朗（Gunn Elisabeth Birkelund）：奧斯陸大學社會學教授

特定的心態和信仰為何會導致疫情惡化？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世界各國人民每天都面臨著多種維度上的風險。例如，由於不可持續的生存條件、政治危機與氣候變化，全球人口的流動性不斷加強。最近的新冠疫情也是一個例子，對全球各地的人都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影響，具體取決於個人的資源、權力和所在國家的政治響應情況。有趣的是，我們多年來一直相信，既然我們已經成功研發了多種疾病的疫苗，全球性流行病不會再對我們造成打擊，至少不會像之前的流行病那麼猛烈。

然而，如今疫情已經成為了不容辯駁的事實，使全球人民都籠罩在痛苦和死亡的陰影之下。人們不禁納悶：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社交媒體和其它形式的媒體上，各式各樣的假新聞和荒唐說法更是滿天飛。有些人推崇國家主義，將這次疫情怪到全球化頭上；還有些人稱“這是大自然的反擊”，給大自然賦予了社會機構的地位。

我的觀點很明確：與其相信那些陰謀論、國家主義、神秘主義等反智說法，我們更應該回歸啟蒙運動的核心思想：對一切教條、政治和宗教提出質疑，將科學方法（如研發疫苗）與國際合作（推廣疫苗）視為解決此次危機的唯一出路。

菲利普•瓊森•加爾（Philip Jonzon Jarl）：Relate公司CEO及共同創始人

新冠疫情正在怎樣改變我們的戀愛關係？

新冠疫情迫使我們整天待在家中，與外界社交十分有限，這使我們的戀愛關係經歷了嚴峻考驗。許多人從未與伴侶共處過這麼長時間，主要的社交與聯繫對像也都變成了自己的伴侶。對有些人而言，這是個深入發展感情的大好機會；但對許多人而言，這反而讓他們意識到，兩人對彼此的了解是多麼缺乏、或者戀愛中的溝通是多麼糟糕。

僅僅在瑞典，今年六七月間的離婚數量就比去年同時期增加了15%，全球上報的家庭暴力案件也增加了20%。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此次疫情也幫助我們學會更加欣賞和珍惜自己的愛人。對許多人而言，高質量的相處可以有效增進感情，情感上的親密無間也會對我們的幸福感造成積極影響，讓我們更願意增加對感情的投入。

約翰•阿米奇（John Amaechi）：心理學家、皇家公共衛生學會研究員、前NBA球員

我們要如何打造考慮所有人需求的“新常態”？

2020年的一系列事件改變了大多數組織對自己工作的認知。許多人認為，適應一個全新的未來工作世界需要五到十年，而新冠疫情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則把這一時間縮短到了短短幾週。

我們已經證實，儘管在全球性健康危機期間，人們在居家辦公時仍能保持高生產力、也依然兢兢業業。並且，從人們對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反應來看，僱員們都要求領導者們言出必行，嘴上說著“平等包容”還不夠，必須有實際的行動計劃相匹配。

除了這些由危機引發的思想演進之外，我們還不斷聽到“新常態”這個說法。“舊常態”有很大一部分根植於功能失調的傳統和過時的認知之中，總指望人們工作時永遠保持最佳狀態。假如沒有這樣的認知，我們肯定能過得更好。

“新常態”則沒有什麼標準，也談不上野心。幾個月來，我們一直在告訴客戶，如今情況已經一發不可收拾。你既可以創造一種戰術性的新常態，內容淨是那些“因為病毒再也不能做的事情”，讓所有人感到失望和不滿；又可以將這一時期視作一種戰略機遇，創造一種符合實際、以人為本的工作方式，能夠吸引和留住人才、持續創新、堅韌耐挫，不會在未來的危機面前土崩瓦解。

這是一次在文化層面上推倒重來的契機，我希望組織們能夠意識到尋求新機會的好處，而不要重蹈覆轍。研究告訴我們，僱員們已經受夠了這些“覆轍”。

約書亞•摩根斯坦（Joshua Morganstein）：統一服務大學創傷壓力研究中心助理主任

我們要如何帶領人們挺過悲傷與壓力、並讓他們感受到希望呢？

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狠狠擊垮了社會的斷層線，暴露出了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如種族、性別和收入差異等等。領導者們在承認社會分化、解決關注、尋求合作性解決方案、促進團結與恢復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歷史上來看，疾病造成的負面精神影響比健康影響波及的人群更廣、持續時間也更長。我們應當預期到，在此次疫情結束之後，人們精神健康所受的影響還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新冠疫情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給人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在疫情中，人們紛紛喪失了安全感、喪失了對未來的確定性、也失去了工作與生命，這意味著悲傷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在悲傷中的領導能力對社區而言至關重要，包括承認悲傷、致敬損失、以及幫助社區重獲希望、面向未來等等。

壓力就像一種毒素。要想弄清它的影響，我們需要知道暴露的對象、時間、程度、以及能夠緩解壓力的因素。許多人都面臨著因新冠疫情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要想更好地理解這些風險和保護因素、進行有效和針對性的干預、以及為未來的新疫情做好計劃，健康監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利比•桑德爾（Libby Sander）：邦德大學組織行為學助理教授

怎樣的空間設計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生活下去？

人類生來就有與他人建立聯繫的慾望。但在疫情之後，我們則會開始尋求更加個人化的體驗。體驗設計將在吸引用戶中起到關鍵作用，信任作為一種貨幣，也會變得至關重要。我們需要在各個層面上探討自己工作與生活的方式，這些方式要對我們之前的假設發起挑戰，不能僅僅是重複之前的一貫做法。在未來的工作環境中，人們將面臨自動化、外包和人工智能的三重威脅。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應對方式，針對不同場景進行積極籌劃。而受到疫情影響，這一切已在加速進行中。

城市中辦公室的規模會縮小。人們會將家庭環境視作一處避世之所，將家中設計得更加舒適祥和。家中會設有專門的工作區，裝有更好的辦公設備，還會採取隔音措施。我們的家可能會變得更大、更加自動化，可以辦公的地點也不止一處。人們不需要每天去辦公室上班。辦公室的目的也會發生變化，關注點將主要放在團隊互動與合作上，而非聚焦個人工作。辦公室的設計也將以創造體驗為中心，可以讓員工身心都感到安全、感到與他人密切相連、並激發員工的創造力。

潘妮•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前美國商務部長

我們該如何更好地培訓和組織勞動者、讓他們更好地應對疫情之後的生活？

如果不採取策略對勞動者提供支持、使他們在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中更具競爭力，美國就不可能從新冠疫情中完全復原。

迅速興起的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技術已經改變了美國各處的工作場所。如今，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這些經濟干擾。雖然我們無法阻止技術的進步，但我們可以、也必須採取更多措施，幫助美國勞動者不斷進步、取得成功。在疫情過後的恢復時期，這將是一項主要挑戰。要想應對這一挑戰，就需要打造更加兼收並蓄的經濟，給勞動者提供學習所需技能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在21世紀的工作場所更好地適應、調整和發展。

美國還必須加固和改革社會安全網，保證更具包容性、更公平公正的經濟增長。例如，要保障基本的全民醫療；要給予勞動者新福利，如培訓券等等，幫助他們向新職業轉型；要讓所有人獲得上網的機會，目前還有許多家庭無力承擔這筆費用；要讓更多人獲得育兒假、病假和家人病護假；要加強食品補助；要增加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資金補助，從而更好地為教師、一線響應人員和醫療工作者提供支持。

最後，國家還需要製定增強未來經濟競爭力、保障就業與產業的前瞻性戰略，包括加大對勞動者、創新、早期研發的投資，還要改變移民政策，歡迎人才進入、而非將其拒之門外。

強大的中產階級是美國成功的基石。但新興技術正在使全球經濟發生轉型，政策制定者應當給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支持、幫助他們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疫情過後的世界，成功實現了這種轉變的國家將最容易恢復和繁榮。

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

哪些勞動者受到的衝擊最大？

此次疫情會怎樣加劇社會不平等呢？疫情當前，幾乎所有體力勞動都用不著考慮了，比如社工、醫療工作者、清潔工、鐘點工等等。有很多媒體報導稱，人們即將徹底放飛自我，城市中心也會隨之淪陷。而疫情的影響則會加速這些壓力的發展。它將把白領階級中“混日子的人”和管理人員分離開來。這一影響既恐怖又持久。工薪階級面臨的風險將是中產階級體會不到的。

斯瓦提•賈努（Swati Janu）：牛津大學研究員、德里mHS城市實驗室高級設計師

我們從印度身上可以學到什麼經驗教訓？

各國應對疫情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也有各種各樣的網絡為個人及群體提供支持。在印度，我們有針對基本物資供應的“公共分配機制”、為六歲以下兒童提供午餐的“整合兒童發展機制”等等，在困難時期為邊緣化群體提供支持。

與此同時，這些網絡之間的缺口也暴露了出來，於是有社會組織挺身而出、彌補了這些缺口，確保居民可以真正獲得支持。此次疫情還暴露出了沒有安全網可以依靠的群體，比如大量回村的農民工，不僅無法維持生計，甚至沒有片瓦遮身。我們急需從宏觀政策和政府層面思考，如何加強現有的支持網絡、以及如何彌補這些缺口。

托馬斯•康帕內拉（Thomas Campanella）：康奈爾大學建築藝術與規劃副教授

疫情造成的不平等在城市中是如何加劇的？

疾病往往會激化社會斷層與分化，此次疫情也不例外。新冠肺炎在肥胖及相關疾病盛行的低收入有色群體中的死亡率尤其高。白領階級的專業人士可以居家辦公，而從事服務行業的人不得不奮斗在疫情一線。有錢人可以到度假勝地避居，城市裡的低收入人群則只能蝸居在擁擠的公寓中，老老少少共居一室。

藏於口罩之後，相隔1米之遙，我們的確在失去與彼此的接觸，失去了與社會的聯結性和參與性，而這恰恰是城市生活的精髓所在。相反，我們如今只能踏足社交媒體，讓自己沉浸在一個悲傷的、城市的幻影之中。這也是一種社會分裂，我們只會去接觸那些長相、行為和思維與自己相似的人。

伊泰•帕蒂（Itai Palti）：意識設計中心主任

在疫情過後，城市設計如何能夠改善人們的精神健康？

要想了解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響，我們首先要將城市視作一種聯繫的媒介。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還包括我們每個人與不同場景下的自己的聯繫。從這一角度來看，疫情限制了我們扮演不同身份的能力，比如祖母、導師、朋友等等。

健康的人際互動有助於我們保留或發展不同的身份認知，對於社會幸福感、兒童發育、甚至減緩老年人認知能力衰退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些互動中，城市也通過提供不同場景、豐富共享關係、固定記憶場地等方式，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冠疫情使得許多行業潛藏的問題進一步惡化，在城市中也是如此。在疫情之前，社交隔絕、孤獨感和缺乏社會凝聚力就已經是個大問題了，如今甚至更勝一籌。這些問題還將一直存在下去，因為人類普遍都有對人際聯繫和歸屬感的需求，疫情更是使這種需求變得更加凸顯。

要想使疫情之後的城市變得健康一些，我們必須改變城市的優先級。如果我們依然將消費場所當做社交聚會的主要地點，社交聯繫就依然是經濟增長的從屬物，我們也沒能從封城中學到任何教訓。相反，我們需要將城市重新打造成一個更好的、可以隨時保持聯繫的媒介，這就意味著要重新設定公共場合的目的，以真誠、有意義、安全的人際互動為中心。

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華盛頓公平增長中心董事長及CEO

不平等與經濟會如何繼續聯繫在一起？

若以美國經濟過去40年來的經歷為背景，最容易理解新冠疫情的影響以及隨之造成的經濟衰退。過去40年來，不平等持續加劇，經濟增速放緩，導致經濟、勞動者和家庭更容易遭受經濟衝擊。

此次疫情暴露出的問題對研究過經濟不平等的人來說並不新鮮：這種廣泛存在的脆弱性將持續威脅美國人民的健康與幸福感。最近一次經濟研究顯示，在收入、財富和企業之間存在的高度不平等會對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進程造成阻礙、破壞和乾擾。

當前的危機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清零重置的機會。政策制定者們應當將關注點放在減少經濟不平等、促進經濟增長上。我們必須限制不平等對經濟發展造成的扼制，並設法避免集中的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和社會力量。我們還必須確保，在此過程中，性別和結構性種族不平等之類長時間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現像也要得到解決。

現如今，我們應當齊心協力，攜手打造一個增長強勁、穩定、為全體人民所共享的經濟，一個通過個人與家庭獲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來衡量成功程度的經濟。

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在疫情之後的世界，機構如何才能更好地為我們服務？

通過新冠疫情可以明顯看出，我們的國家機構和全球性機構均無力應對當前的種種挑戰。我們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其實並不是由新冠肺炎造成的，而是已經孕育了至少幾十年時間。

這些問題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明顯的全球性挑戰，如阻止氣候變化、避免核戰爭（以及控制全球流行病）等等。但我們並沒有能夠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全球性機構。

第二類問題主要圍繞自動化與全球化。這些看似屬於國家性問題，但也需要全球合作才能解決。我們需要新機構帶領我們挺過這段混亂時期，但由於我們到目前為止始終沒能成功認清和解決這些挑戰，對國家性和全球性機構的信任都已經所剩無幾。

等疫情終於被控制住之後，這個世界將在許多方面變得不同，如更多的居家辦公、更少的旅行、更多對數字技術的依賴等等。而我的擔心是，這些變化可能還不夠大。我們仍有可能恢復到之前的工作方式、沒能成功對機構進行重塑。我們也可能響應呼喚、解散機構，向更加集權的方向發展。我們需要的是激進的漸進主義，以我們現有的機構為基礎，但與此同時，又對它們展開逐步重塑，從而打造一張更堅固的安全網、更好地引導技術變化，為勞動者提供幫助，促進共同繁榮，重新構建更好的全球化，以及著手解決緊迫的全球性挑戰。

比阿特麗絲•科倫米娜（Beatriz Colomina）：普林斯頓大學建築歷史教授

在疫情之後，怎樣才能解決城市中的不平等問題？

人們在設想未來城市時（危機期間似乎人人都會這麼做），想到的往往是有形的城市，包括城市的形狀、材質、組織、街道、公園和建築等等。但疫情使得無形的城市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暴露在外，不僅是高度社會化的微生物的“城市化”，還有不平等的城市化、隱身的勞動者、以及獲得關懷和共鳴的程度不一致等等。

城市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疾病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我們總是忘記這一點，每次都表現得好像是首次經歷流行病一樣。但城市的歷史就是一部疾病史。城市會加快傳染速度，但同時也是思想和人際關係的孵化器。我們也享受著城市提供的污染。未來的城市外觀也許不會有太大變化，但內在節奏將會改變。就拿目前成百上千萬人不得不執行的居家辦公來說，這曾經只存在於人們的幻想之中，如今卻已經成為了我們無法放棄的現實。這種向室內的轉變並不是在逃離城市、或是逃離密集人群。新冠病毒並不是一股反城市化的力量，而是會激發新形式的城市集聚、新形式的交叉感染。關鍵不在於城市的形狀，而是居民負擔得起的住房、教育和醫療。

厄瓦什•安內加（Urvashi Aneja）：查塔姆智庫副研究員

我們要如何保障勞動者福利與幸福感？

新冠危機凸顯了臨時工面臨的風險，大多數平台都沒能承擔起保障勞動者健康、安全和經濟的責任。這方面頒布的措施寥寥無幾，且多半都優先保障消費者安全、而非勞動者福利。還有各種監控機制在不斷採集人們的位置數據等信息。

這些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因為缺少強有力的勞動法、缺乏數據保護機制、以及監管能力低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失業水平都很高，導致勞動者別無他選，只能接受這些工作條件。

零散工也可能逐漸增多。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都導致了零工經濟的增長。隨著工作崗位數量減少，歷史可能會重演。但從過去10年的經驗來看，這對大多數勞動者而言並不是件好事。勞動者會缺少收入保障和社會保障，採取集體抗議行動的機會也會變得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