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手事件未平，拼多多員工“加班猝死”事件又起。《人物》公眾號去年下半年發布的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文章爆火，該文記者通過半年的調查研究，通過與全國各地數十位外賣騎手、配送鏈條各環節和社會學者的交流，對該現象進行系統的詳細解讀，國內的過勞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正逢2020年日本厚生省的《厚生勞動白皮書》發布，結合“為過勞群體代言，而過勞去世”的日本經濟學家森岡孝二的那本《過勞死究竟告發了什麼——現代日本的企業和勞動》，讓我們看一看“社畜文化鼻祖”日本的一些血淋淋的數據。

“社畜”（しゃちく）這個詞是結合日語的“會社”（即公司）與“牲畜”而來的，造詞方法類似於我國常用的“加班狗”，用來自我揶揄或嘲笑他人，指那些為了公司捨棄自尊、逆來順受，被公司當做牲畜一樣壓榨的底層上班族。

“社畜”文化讓每一個上班族感同身受，因此在日本派生出了很多以“社畜”生活為題材的文藝作品，以動漫和遊戲為主，他們把“社畜”當作了一種萌屬性以及調侃題材。目前，對“社畜”文化的吐槽在日本已經幾乎成了一個老少皆知的梗，但日本的職場文化並沒有因此而發生改變，“社畜”的工作環境也沒有因此得到明顯改善。

在東亞的儒家文化圈裡，勞動是一種不可動搖的正面價值觀，是一種不可質疑的美德。日本更是出名的“加班大國”，在日文中有“超勤文化”的表述，也被說成“過勞文化”。日本一度認為，戰後經濟快速發展有賴於日本民眾“自覺自願的工作精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員工每週工作時間一度接近60個小時，甚至產生了“有條件要加班，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加班”的奇怪環境。

這種“加班文化”在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後，非但沒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最近十年，質疑“加班文化”的聲音越來越多，由於過勞造成的事故也越來越多。為此，政府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強制限制員工加班。

日本人推崇“社畜”文化：

30到40歲的青壯年，每週工作超6 0小時

早在1988年，致力於工傷認定服務的律師組織開設了“過勞死110熱線”，過勞死就成了現代日本深刻的社會問題而被廣泛關注。隨後成立了很多NPO組織，以“過勞死辯護團全國聯絡會議”和“全國關注過勞死家庭會議”為中心的團體，為推動“過勞”被定為工傷的司法和行政的進程做出了卓越貢獻。

時隔30多年，日本的過勞問題得到了改善嗎？不，並沒有。

2020年日本厚生省的《厚生勞動白皮書》數據顯示，1989年男性平均51小時、女性平均40小時的周工作時間，到2019年經過不斷調整與整治，總體男性周平均工作時間壓縮到42.6小時、女性為32.3小時。尤其是“自殺性社畜”每週工作60小時（12小時/天）以上的男性非農林產業員工，從1989年685萬人，到了2019年減少到一半，為314萬人。不過總體還是約佔總體人數的10%左右。

數據看起來是降了，但是根據日本勞動基本法的規定，勞動者每週工作40個小時，每天工作不能超過8小時，並且每週休息2天，每年帶薪休假20天，在此基礎上如果獲得全國節假日15天，那麼每年工作日為226天，每年工作1808個小時。

而本次數據中每週34小時以下的人數佔比，從1989年的5.9%增加到2019年的19%，看起來勞動時間急劇減少，但是每週34小時就意味著周休兩天每天7小時，比日本正規員工每週40小時還少，這就意味這群人主要是專職主婦們走出家庭開始兼職的臨時工，以及僱傭制的小時工。

青壯年正規僱傭員工，根據日本總務省調查數據顯示，

每週工作超過60小時的人中，30到40歲的青壯年（這群人絕大部分為正式僱傭員工）佔了一半，說明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年齡愈大，在企業內的工齡愈長，工資就越高）的根本性矛盾尚未得到改善

，而正是僱傭員工的待遇依舊值得考量。

年功序列制，是建立在為組織的工作時間和個人資歷，而不是績效或其他特徵基礎上的員工基本報酬制度和晉升制度，和終身僱傭制、組織工會制並稱為日本經營的“三大法寶”。

生活滿意度調查中，“認為自己生活非常痛苦”和“認為自己生活有點痛苦”的人2項合計，1989年為37.7%，到2019年卻超過了一半為54.4%。

根據森岡書中說明的，企業想盡辦法不支付員工的加班補貼，是日本“社畜”文化的溫床，因為很多企業有非正規僱傭員工（下文會提到），再加上員工自願申報加班時間等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員工地利益而換取自己的利益，讓很多員工無法真的拿到加班費。

根據2012年調查推算，每個人每年未支付補貼的加班時長為331小時，按照時薪1950日元計算，每年總金額為80多萬日元。同年全國約有3284萬正規勞動者，那麼每年未被支付的加班補貼的總金額約為26兆億日元，無償加班總時長高達108億個小時，相當於每年535萬人的工作總時長。

2018年日本《自殺對策白皮書》中顯示，日本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15——35歲”的年輕人自殺率超高的國家，職場人因為過度勞動、職場壓力；學生因為前途無望，找工作壓力大，選擇輕生。

身體的摧殘是其次，精神傷害案件翻了1倍。日本奇特的企業文化和上下級關係的文章，相信大家都讀過不少。

《半澤直樹》中的下跪、陪酒、隨意謾罵真的不是憑空想像，都是現實的縮影。白皮書數據顯示，2019年日本過勞死賠償案件共有2996件，其中精神損失案件2060件（女性952起），46%的人獲得賠償。

而職權騷擾案件也逐漸增多，日本各省市勞動局的“勞動基準監督署”接到的職權騷擾、職場騷擾諮詢就有87570起，比2015年的66566起增加了31.5%。

雙職工家庭數量翻倍了，收入還不如30年前

可怕的是，日本職場奉行著“自願加班”和“工作到死”的理念。

企業中心社會指的是，企業不只是勞動者的職場生活，同樣也支配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的社會。個人的發展自然也要圍繞企業的要求，比如大學選擇好就業、高生產率的專業，工作之後不結婚、不生子，犧牲一切休息時間加班，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社畜。

森岡在書中指出，人們是通過“過勞死”，通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才向世人揭發了這一殘酷的社會問題。

戰後一系列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政策，1957年《新長期經濟計劃》、1960年《國民所得倍增計劃》、1962年《新產業都市建設促進法》等等，讓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機下的日本在1970年仍舊維持經濟高速發展。1970年，日本創下經濟增長率接近10%的歷史記錄，GDP體量達到1956年《經濟白皮書》中預計的4倍以上。與此同時每個人獲得了3倍的勞動報酬，其中包括工資和福利保障。伴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人的家庭年收入一直飆高的，那時候一個成年男子養家糊口絲毫不成問題。那也是那個年代日本社會對“專職主婦”形象推崇的社會背景之一。

但是，如今即使雙職工家庭，年收入還不如30年前。

白皮書顯示，夫妻雙方都工作的雙職工家庭數量也翻倍了，從1989年的783萬戶增加到2019年的1245萬戶。但是他們的家庭總收入卻趕不上物價增幅，反而下降了。1989年全日本人均家庭收入為368.7萬日元，2019年物價增幅加權數據之後為346萬日元。有工作的家庭（夫妻雙方有一方工作或者2人都有工作）平均收入從1997年的726萬日元，降到了2018年的633.3萬日元。

從1997年以後，日本的家庭年收入400萬日元未滿總數開始逐年增加，而500萬日元以上的總數一直在下跌。而存款上看，未到100萬日元（6.5萬人民幣）的人，2018年約有30.5%，26.3%的人存款超過2000萬日元（約130萬人民幣），中間階層的人在縮小， 1993年月60%的中間人群，到2018年已經只有43%左右。

非正規僱傭工普及，但可能一輩子拿最低時薪

正規僱傭員工的統計數據上是如此，讓我們看看非正式僱傭形態的員工怎樣？

非正規勞動者並沒有正式的法律定義，但是相比於企業直接簽約且期限不定的全職員工來說，兼職、合同工、派遣員工等各種形態的僱傭方式所組成的龐大群體。

《白皮書》顯示，2019年（令和元年）非正規僱傭勞動者人數從1989年（平成元年）的817萬人增至2165萬人，佔比也從19.1%增至38.3%。說明日本拿著“月薪”，享受正常退休金的正規僱傭工比例銳減，而拿時薪的小時工數量翻了近3倍，而其中退休後的高齡勞動者和日本近幾年一直鼓勵的女性勞動者佔了很大比例。

隨著就職冰河期的到來，日本推動了非正規僱傭制度的普及，小時工、臨時工、合同工等形態的日本非正規就業人口增長了2.6倍，從817萬人增加到2165萬人，佔比達到歷史最高的40%。其中男性229萬人增至691萬人，佔比為22.9%；女性588萬人增至1475萬人，佔比高達56%。

注：就職冰河期世代，是指1971-1984年出生，正好1993年日本經濟泡沫崩壞開始，一直到2005年間就業的人群。經濟泡沫崩潰後，日本人普遍對未來不抱有希望，很多人失去幹勁，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

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促進社會發展，日本開始重視非正規僱傭形態的發展。這部分人員雖然時間自由，換工作隨意，但是工作一般都較為基礎，拿最低時薪，屬於編外人士，與總公司升職加薪的晉升制度無緣，無獎金、不算職業年限，沒有正式員工的各項社會保險、退休金等，年度收入超過103萬日元（6.5萬人民幣）的人需要跟正式僱傭人員一樣交同等收入稅（學生和被扶養對象除外）。

而企業方，對於非正規僱傭人員的採用主要原因，根據厚生省2014年的《就業形態多樣化實況調查》中38.6%的企業表示“為了節約佣金成本”，32.9%的企業表示“為了適應公司1天/1週內的閒忙安排”，另有30.7的公司表示“能確保對速戰能力強的人才”。

1月4日，日本厚生省統計數據顯示，新冠疫情下日本2020年解僱人數為7萬9608人，其中非正規勞動者約為3萬8千人，佔比約有一半。

臨時工、小時工一直是公司出現破綻，或者遇到危機公關事件時的高頻詞彙。在日本，小時工、非僱傭員工、派遣員背鍋的例子也是層出不窮。不過與國內的實習期、試用期後轉正的製度不一樣的是，日本的小時工可能是一輩子、更可能一輩子拿一樣的時薪。

同工同酬？可能一輩子拿最低時薪。

非正規僱傭工的時薪，並不會因為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根據白皮書調查，20歲出頭剛入職的人可能起點一樣，2019年非正規僱傭員工時薪約1071日元（人民幣約65每小時），正式員工1333日元；但是到了個人事業發展頂峰的50-59歲，正式員工的時薪翻倍了，約2477日元，但是非正式員工還是1140日元左右，並一直保持與社會人均最低工資一致。

非正式員工隨時面臨被解僱風險，科技帶來的衝擊也最大

更可怕的是，最近10年，日本的時薪基本沒有太大變化，而且隨時面臨被解僱的風險。這與1993年施行的《派遣勞動保護法》以及2010年以來日本推動的“正規僱傭·費正規僱傭人員同工同酬”運動背道而馳。

2018年日本推行的《工作方式改革實行計劃》開始，根據日本《勞動基本法》第36條第1項小時，法定勞動外加班時間，除非有臨時特別事情，原則上不能超過每月45小時，每年360小時；即使有臨時特別事情發生，也應在與勞動者本人協商同意後，不能超過每年720小時，工作時間外工作也不能連續6個月每月超過45小時。尤其是對司機、醫生等有更多較為寬鬆的工作環境改造措施。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全球都是通用的，比如《勞動契約法修正案》中規定，一個非僱傭員工連續工作5年後，勞動者有權申請僱傭長期化，重新簽訂無期勞動契約關係，當然相應的福利待遇也都有大幅提高。

但是，如果在日本時間呆的夠久，你可能會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臨時工的臨時工。也就是在某個臨時工工作年限快到5年的時候，解除合同工工作關係，聘用一個新的代替一年半載，之後再重新回聘原來那位被解聘的員工。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時間上的斷層，就不屬於“連續工作5年”，自然沒權利申請無期僱傭員工。

不過2018年政府發現鑽該漏洞空子的企業太多，已經將“連續5年”改稱“合計5年”了。可是實際申請權利是在勞動者手上的，勞動者敢不敢申請，申請了批不批，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再對比一下拼多多正式員工和餓了麼外包平台騎手的遭遇，具體參看鈦媒體APP之前報導：《拼多多員工離世事件進展： 在家時買好回滬機票，事發前剛轉正》，公司對轉正後的譚員工死亡表示“將全力配合譚某林離世的善後工作”；而外賣騎手小時工猝死，餓了麼則表示：韓某偉與平台並無任何關係，平台出於人道主義，願給家屬提供2000元，其他則以保險公司理賠為主。也就是一條鮮活生命因為是臨時工，只能賠償32000元。而後因為外賣騎手猝死賠償低引發輿論嘩然，餓了麼才緊急提升保額至60萬元。

人工智能、物聯網、5G技術發展，對日本產業結構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201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了《社會僱傭和移民勞工白皮書》表示，基礎工種的機器人化的推進，對社會基層員工帶來極大危險，尤其是服務業、護理工等。

日本引以為豪的服務業、老人福利院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逆轉。201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日本各行業自動化發展數據統計顯示：

農林牧副漁業、食品製造業、建設行業、不動產行業、娛樂行業等面臨著被機器人淘汰的危險，而職位上來說，CEO、公務員、議員絲毫不會受到影響，但是位於底層的基層員工，如店員、清掃員、司機、廚師等幾乎都是面臨失業危險。

日本政府推行的“人生百年”計劃，工作到死？

出生率年年新低的日本，日本“紡錘狀”的人口結構，如今已經進化成陀螺狀：15歲以下的兒童人口和15歲到65歲的勞動力人口不斷減少，而老年人口不斷增加。除了2019年4月1日日本會實施《新入境管理法》，用放寬入境勞動力水準的辦法解決日本國內的嚴重勞動力不足問題（具體請看鈦媒體APP之前文章《安倍首次給中國人拜年，還不是因為網紅“雪梨”！》），還對本國勞動力動起了腦筋。

那就是對現有人口的勞動力進行“重新定義”。厚生省這份報告裡，將高齡勞動者和女性勞動者擺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很多數據值得反思和斟酌。

2019年日本男性平均壽命為81.41歲，女性為87.45歲，預計2040年男性83.27歲，女性89.63歲，到時候至少有40%的男性能活到90歲，而20%的女性能活到100歲。

白皮書統計數據有對“你認為多少歲以上的人是老年人”一項，1994年70歲以上為主流答案，但是到2014年回答75到80歲才能被叫老年人的人占到48.8%。且問卷調查中有20%的人表示只要自己能工作就希望一直工作，40%的人表示即使過了退休年齡70歲也希望繼續工作。

雖然這一方面說明日本真的人均壽命驚人，但是另一方面，這份白皮書四處透露著一種“請工作到死”和“只要能動就要工作”的氣息。1990年為了保證日本年輕人的工作機會，規定60歲必須退休；但是1994年日本《高齡人群僱傭安定法案》出台，2004年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2012年同法修訂案，出台“繼續僱傭制度”，也就是員工退休後的返聘，企業有義務確保員工延長退休時間，真正的退休年齡被無限延長。

同理還有高速經濟增長時期未被開發的女性勞動力的重視。日本女性就業意識的M型魔咒，在日本稅制改革、日本《男女僱用機會平等法案》《產假法案》《短期勞動者僱傭管理改善法案》頒布，以及全球範圍內的女性意識崛起思潮之下有了極大改善。

2019年適婚年齡（20歲以後）女性的就業慾望顯著提高，其中婚後想當職業主婦的人從1987年的23.9%將至7.5%，不過同時，不結婚一心撲事業的女性也從7.1 %激增至21%，丁克族也翻了一倍，1987年1.4%增至3.8%。

寫在最後：誰殺死了社畜？

《文化縱橫》此前發表了一篇名為《算法支配的中國人, 正面臨最冷酷的剝削》的文章，也探討了互聯網時代為何還會出現過勞的原因。

作者復旦大學高級研究員沙燁提到：馬克思在1844年提出異化的概念時，是不會想到在互聯網時代，企業家能把異化做到如此的極致。對，就是互聯網時代人人推崇的“極致”。這些“極致”自然都歸功於科技的進步，是科技把原本已經不能拆分的個體，硬生生地拆分成了一個個信息數據。

正如《外賣騎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吃數據飯的。”美團配送站站長金壯壯這樣定義自己。對於一個配送站，最重要的數據包括：承接的單量、超時率、差評率、投訴率，其中，超時率是重中之重，因為，很多差評和投訴的原因，也是超時。”

但是科技再發達，監視我們生活的還是人；同理，科技再發達，剝削勞動者依舊的還是人，而不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