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歲的外賣騎手韓某偉突然離世時，其自行投保的一份1.06元旅行人身意外傷害險似乎成為唯一的“兜底”保障。據紅星新聞報導，半個月前，餓了麼騎手韓某偉在配送了33單外賣後，倒在了第34單外賣配送途中。經警方調查，韓某偉系猝死。其家屬在追究其工傷保險責任由誰承擔時，被餓了麼告知，韓某偉與平台並無任何關係，平台出於人道主義，願給家屬提供2000元，其他以保險公司理賠為主。

其弟弟韓某某表示，“保險那邊我們也申請了，猝死只獲賠3萬元。”

前段時間，“困在系統裡的騎手”“外賣員崩潰痛哭”等話題討論，勾勒出外賣員高風險、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境況。而不少外賣騎手遇意外後維權難的案例，則顯示了他們缺乏勞動保障的嚴峻現實。

配送過程中，雖然外賣員們都身著平台工作服，騎著標有平台商標尾箱的電動車穿行在大街小巷。但是事實上，不少騎手與平台的關係都顯得較為模糊。很多騎手無法與平台直接建立勞動關係，而是與外包公司簽訂勞務協議，或只有與平台的簡單簽約關係。一旦危險發生，平台便很容易撇開責任，騎手在送餐途中遭遇的意外事故也難以被認定為工傷。

據紅星新聞報導，在註冊成為餓了麼騎手前，用戶須閱讀3個相關的協議和承諾書。其中，在《蜂鳥眾包用戶協議》書裡，有一項特別提示，明確表示蜂鳥眾包僅提供信息撮合服務，用戶與蜂鳥眾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勞動/僱傭關係。

類似規定，當然最大程度地幫平台規避了風險，但是相應地，這些風險也被悉數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雖然表面上看，協議的簽訂是基於同意的“你情我願”，可是在規則制定和話語權上，平台明顯更具優勢，勞動者則處於弱勢地位。

眾所周知，由於工作節奏快、壓力大、流動性強，外賣員是非常需要勞動保障（尤其是安全保障）的群體。不管寒冬酷暑，他們都要爭分奪秒地跑單，力求在算法規定的送餐時段內完成任務。若是遇上商家出餐慢、找不到路、聯繫不上顧客等情況，則分分鐘都會被打亂節奏，影響效率，稍不留意就會“一天白乾”。

在精神高度緊張、一切以快字當頭的工作狀態下，出現交通意外、身體亮紅燈的情況也並不鮮見。外賣員基本的安全保障，不該處在懸浮的、無人關注的狀態。

關注外賣騎手的勞動權益，加強對這一群體的社會保障，應當首先理清平台與外賣員的勞動關係。作為靈活用工的新業態，外賣員的勞動時間、方式等與傳統工作有所區別。近幾年，為了盡量控制風險、壓低成本，外賣平台不與騎手直接建立勞動關係也成為一種“常規操作”。但是這種操作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雙方勞動關係的本質，仍有待相關法律的進一步明確和解讀。

在此基礎上，也有專家指出，可以創新社會保障方式，跳脫勞動關係的體制性限制，無論勞動者在哪工作，都可以按照勞動時間、職位形式向每人的社保賬戶交社保費用；也可通過慈善組織為外賣騎手們建立專項基金等。

對平台而言，應繼續完善和優化自身系統，避免讓騎手時刻處在焦慮、急促的工作狀態中。有些時候，外賣員常常是被夾在顧客、商家和平台間最委屈的一方。比如，本來是因為商家出餐慢導致的外賣送遲，被打差評的卻往往是外賣騎手。平台派單不合理、消費者遲遲不取餐等問題，也讓騎手們有苦難言。彌補相關係統漏洞，進一步減輕不合理的工作壓力，才能讓騎手們安全送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