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化與電子化進程方面，日本與世界發達國家、第三大經濟體等“身份”極為不符，一直受到詬病。有媒體描述稱，儘管20年前就提出數字改革，現在日本政府仍在圍著紙質文件打轉。目前，菅義偉政府正努力推動日本進入電子化時代，自民黨也積極配合，進行黨內改革。

其實，早在2018年10月，日本自民黨就開始推進電子化辦公，但因年齡偏大的“資深”國會議員們不肯配合而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中途放棄。這次，應該是自民黨作為執政黨的第二次嘗試。某種程度上，日本自民黨內的電子化辦公，其實就是日本整個社會電子化進程的一個縮影。

先從執政黨內部搞起

多少年來，日本自民黨的政調會議都是平均每週召開一次，一般是早上8時召開。而各省廳的相關工作人員，則需提前打印出200多份文字資料。他們要么前一天加班到很晚，要么當天早上4時提前上班打印、裝訂、分類裝入文件夾……這套操作可謂耗時長、效率低。

據日本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下村博文日前向《讀賣新聞》透露，自民黨這次推行的電子化辦公，受到中央政府各省廳相關工作人員的一致歡迎。但許多上了年紀的“資深”國會議員卻苦惱了，由於不太懂平板電腦的操作，常常用手指頭戳來戳去，就差邊舔手指邊在屏幕上滑動了。他們一會兒說頁面翻丟了，一會兒說閱讀速度跟不上，以致會議的正常進行受到影響。

“今天我們的會議是無紙化的，平板電腦的操作由事務人員負責，對自己沒信心的人，請一定不要用手觸摸屏幕。”據NHK電視台報導，日本自民黨稅制調查會長甘利明現在每次開會前都做出這樣的特別提醒。然而，會後國會議員們還是叫苦連天，抱怨操作難，還有人悄悄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讓他想辦法把資料從電腦裡調出來，打印好送給自己。

日本自民黨籍國會議員只有200個平板電腦，如果同時召開多場會議，平板電腦根本不夠用，加上會操作的議員不多，充電、資料導入電腦等工作依然需要工作人員來負責，雖說在節省紙張、節約資源等方面做出了貢獻，但沒有看到效率的大幅提高。這波改革，究竟能走多遠呢？

第一波攻防戰已經打響

提起日本的電子化或數字化改革，不少人會想起一個歷史場景：在IT概念被熱炒的千禧年，時任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公開場合將“IT革命”說成“它（英文it ）革命”。眾所周知，日本官僚偏好使用紙質文件，文件批准只認公章，年輕官員抱著文件到處找上級領導簽字蓋章的情景，幾十年來未有根本改變。

政府如此，民間可想而知。2020年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日本政府欲通過“個人編號卡”給民眾發放10萬日元補助金，結果發現各級政府的系統分別由不同IT公司開發，沒有統一性，計劃從出台到實現，非常緩慢，而且安全防護異常脆弱。美國有“GAFA（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中國有“BATH（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華為）”，日本有什麼？

另據《東京新聞》等媒體報導，在疫情最為緊張的三個月裡，東京都政府機關與各醫療機構是憑藉傳真機進行聯繫的，醫療機構確診新的病毒感染者後，給東京都政府機關發送傳真。而東京都政府機關只撥出兩台傳真機用於接收，每台傳真機每天的處理都有上限。東京都有負責人稱，若每天病例數超過300例，將很難公佈詳細的感染途徑。

自今年9月起，菅義偉新政府宣布推行數字化，由中央政府機關帶頭號召企業進行“電子化辦公”。日本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也在這方面大展拳腳——第一步是宣傳廢除印章，第二步是宣布廢除傳真機。但是，根據日本官方統計數據，現在約有58.6％的家庭仍在使用傳真機，企業的傳真機使用率也高達90%以上。美國《華爾街日報》將此形像地描述為“前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同上世80年代的辦公室科技之戰”。

日本政府這次推進電子化、廢除傳真機的操作，已經引發一場攻防戰，不動產業界和法律界正在聯手“抵制”。對於不動產業界來說，購買不動產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他們不怎麼用電子郵箱，只相信紙面傳遞的信息，家用傳真機對於他們來說是最快捷、最值得信賴的溝通用具。法律界則認為，比起電子郵件，傳真可以避免資料被篡改。

中老年人拒絕接受，那麼只能從年輕人開始。據報導，大日本印刷公司和微軟日本分公司將聯合推進日本中小學紙質教材電子化項目，並將於近期對3萬頁紙質書本開展電子化試點工作，在福岡、神奈川、埼玉等地選擇10所中小學實施紙質材料電子化項目。

日本著名的出版社——講談社，日前也在《每日新聞》上發布消息稱，旗下22本漫畫雜誌已逐漸完成電子化。在講談社之前，另一家出版社——集英社已率先將漫畫雜誌《周刊少年Jump》電子化，並推出免費漫畫手機客戶端Jump+。講談社之所以慢了一步，是因為有部分漫畫家對電子化抱有懷疑態度，講談社需要不斷溝通，說服他們要照顧市場以及了解年輕人喜歡用平板電腦和手機的閱讀體驗。

日本社會對風險格外在意

電子化全面地進入社會，從風險上來看，一方面存在個人、客戶信息洩露問題，另一方面，電子化過程中的系統不完善可能導致個人、企業的經濟損失等問題。這是每個個人、企業都會擔心的，尤其是在日本這個電子化“後進國”，類似事件不斷發生。

最知名的是日本便利店7-11的7Pay事件。2019年7月，Seven and I控股集團旗下的7Pay舉行媒體見面會，就剛上線的手機支付服務部分客戶賬戶被第三方非法利用的情況，進行說明和道歉。起因是，7月3日，約有超過150萬人註冊7Pay，其中900人的賬戶被非法利用，涉及金額高達5500萬日元。剛推出電子支付，就被狠狠潑了一盆涼水，這讓觀望者更加望而生畏。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說，電子化意味著許多紙質信息、獨立信息會被電子化、關聯化。消費習慣、企業經營、採購、僱用等信息最終都能轉化為電子數據，這些數據意味著“利益”。大企業擁有充足資金投資電子化，從而更能利用電子數據掌握客戶消費喜好，而中小企業只能看著市場份額被一點點蠶食。

長遠看，產業領域中幾家大企業“壟斷”絕大部分市場，對於消費者和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有負面意義的。

留戀ATM機的理由

有評論稱，不管情不情願，日本都被新冠疫情推進了電子化時代。的確，疫情推動日本意識到電子化的重要性，但電子化在日本卻還沒有真正熱起來。這從生活中的電子化支付就可以看出來。

信奉“現金主義”的日本，一方面有較好的防偽技術、用幣道德和治安環境，保持了高質量現金流通，使得現金成為日本民眾最安心、放心和便利的支付方式；另一方面，現金與日本壓歲錢、結婚禮金、謝禮等社交文化緊密相連，成為日本人在普通生活中進行相關文化表達和傳遞的重要載體。與此同時，無論城市鄉村，銀行、24小時便利店、商場都有ATM機，有效保障了現金消費和支付方式的便利性，使日本民眾很難感受到電子支付的突出優勢。

應該說，電子支付除了便利外，還包含著新的理念和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民眾持有認同感，並願意主動接受和學習。但日本社會消費的主體就是中老年人，別說電子支付，就是智能手機等硬件載體的使用，對於他們而言都是負擔——聽不懂、看不明、用不慣。

其實，不應笑話日本在電子化上的落後，還應注意到日本謹慎推行電子化是兼顧了日本社會大多數人的實際生活需求。畢竟，在以老齡化聞名的日本，中老年群體消費者居多，他們跟中國的類似群體一樣，用不了打車App，玩不轉智能手機，但他們不用像一些人那樣哀嘆自己被二維碼淘汰，不用擔心不知不覺間被社會邊緣化。如何在提高社會效率、與時代接軌的同時，讓中老年人無障礙地共享電子化的成果，是所有“高齡化社會”必須直面的問題。畢竟，這關乎每一個人的未來。擁抱新事物的同時，也不能否定過往的一切，日本在電子化上的“四平八穩”，似乎也有值得借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