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蘇聯動物學家兼遺傳學家德米特里·別利亞耶夫（Dmitri Belyaev）前往西伯利亞，尋找他能找到的“最有禮貌”的狐狸。別利亞耶夫對動物的馴化如何發生，以及野生犬科動物演化成性情溫和的狗的過程中，其生物學特徵會發生什麼變化很感興趣。在西伯利亞鄉村，分佈著數千個狐皮農場，這是他進行實驗的理想場所。

別利亞耶夫開始培育特別溫順的狐狸，並觀察其幼崽的性情。在短短三代之內，這些狐狸對人類的恐懼和攻擊性明顯降低。到了第四代，一些幼崽甚至會像尋回犬一樣搖著尾巴接近捕捉者。這些動物對人類表現出友善的跡象，表明它們已經被馴化。

美國杜克大學的人類學家布賴恩·黑爾（Brian Hare）認為，人類在演化歷史中也無意間經歷了類似的過程，這使得我們比已經滅絕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更具有合作精神。

雖然別利亞耶夫的狐狸經歷了人為培育的演化過程，但布賴恩·黑爾等人相信，在智人（Homo sapiens）中，自然選擇更傾向於友善的性情。換言之，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情況下，人類在自己的演化過程中自我馴化，這種更隨和的舉止和態度造就了我們在地球上的成功，也令我們一直繁衍至今。

布賴恩·黑爾在他的新書《最友善者生存：理解我們的起源並重新發現我們的共同人性》（Survival of the Friendliest： Understanding Our Origins and Rediscovering Our Common Humanity）中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與周圍的人更容易合作、更願意妥協的人，更可能獲得生存優勢？他寫道，暴力和侵略性並不總是一種合理的演化策略。成為群體中的首領，意味著更經常地捲入危險的遭遇中，成為更大群體的目標；為了最大的利益，你要排除那些具有威脅性、破壞社會穩定的雄性。

“當你回顧大自然，會看到當一個物種或多個物種經歷了一次重大轉變，或以一種新的方式取得成功時，友好或合作的增加通常是故事的一部分，”布賴恩·黑爾說道。他引用了開花植物（即被子植物）的演化作為證據，這些植物正是在1億年前與傳粉者合作而演化而來的。作為最早被馴養的動物，狗也因為友善而具有更高的適應性——對人類友善的狼會有更可靠的食物來源和更好的生存機會。

對人類而言，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發生在4萬至9萬年前的認知革命。當時人類的創造力迸發出來，湧現出了大量工具、武器、雕刻品和洞穴繪畫。合作意味著技能和知識能夠在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類祖先群體內部，以及群體之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

馴化綜合徵

此前，有關人類自我馴化的觀點曾多次引起科學家的不滿。一些人聲稱，人類的自我馴化將我們拉低到與其他物種同樣的地位，使我們像其他馴養動物一樣脆弱和具有依賴性。達爾文觀察到，不同物種的馴養動物之間有某些共同特徵。例如，家養動物​​的耳朵往往比野生動物的耳朵更鬆軟，尾巴更卷；它們體型更小，下巴凹陷，牙齒也更小。馴化還會縮小大腦的恐懼中心——杏仁核，從而減少攻擊性和恐懼反應。

別利亞耶夫注意到，他馴養的狐狸最終長出了黑白相間的斑點，這種特徵現在被認為是馴化的經典標誌。你可以想想那些黑白相間的牛、馬、狗和貓——尤其是四足全白的黑貓（被稱為“烏雲踏雪”）。

問題是，除了溫順之外，其他這些特徵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別利亞耶夫研究，以及其他類似的研究表明，如果對友好和合作的狐狸進行選擇，你會得到一大堆沒有任何作用的其他特徵。從演化的角度來說，這些特徵是非適應性的，就像男性的乳頭一樣。研究者將這些特徵統稱為“馴化綜合徵”（domestication syndrome）。

多年來，科學家已經認識到，馴化似乎保留了類似幼體的心理和生理趨向，尤其是那些能引起父母和其他成年個體關心的特徵，比如“更可愛”的、有點無助而且對人類友好的特徵。這些都支持了布賴恩·黑爾的論點。最近的科學研究已經拼湊出了這其中的原因。

在脊椎動物的發育過程中，胚胎的後部會短暫存在一條名為“神經嵴”的細胞帶。當胎兒在子宮內生長時，這些細胞在身體各處遷移，幫助形成我們面部和下巴的軟骨和骨骼；我們的色素細胞和外周神經系統的一部分，也起源於神經嵴。神經嵴細胞還形成了我們的腎上腺髓質。腎上腺能釋放皮質醇——我們的“壓力荷爾蒙”——和腎上腺素，參與我們的戰鬥或逃跑反應。

家養動物的腎上腺較小。布賴恩·黑爾認為，對友善的選擇會減少神經嵴遷移，因此，由腎上腺激素驅動的攻擊性和反應性行為也會減少。

但是，到達預定目標的神經嵴細胞的減少也影響了它們在身體中所驅動的其他特徵，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家養動物的鼻子和下巴更小，以及會出現缺少黑色素的白色皮毛。科學家已經知道，馴化——無論是人工的還是自然的——似乎都涉及到一種名為BAZ1B的基因的選擇，這種基因有助於在發育過程中驅動神經嵴遷移。

近年來，在提及自我馴化理論時，最經常提到的便是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家理查德·朗漢姆（Richard Wrangham）。他是布賴恩·海爾的研究生導師，兩人也長期合作，研究某些物種是如何馴化的，包括一起前往西伯利亞研究別利亞耶夫的狐狸（儘管別利亞耶夫於1985年去世，但他的實驗在60年後仍在進行）。

20世紀90年代末，別利亞耶夫的長期合作者柳德米拉·特魯特（Lyudmila Trut）的著作讓理查德·朗漢姆想到，西伯利亞狐狸的故事可能會對靈長類動物的馴化，特別是倭黑猩猩的馴化有所啟發。

倭黑猩猩和黑猩猩是與人類關係最近的動物。然而，黑猩猩通常暴力成性，而倭黑猩猩的生活更和平，由雌性掌握著社會權力。和人類一樣，雄性倭黑猩猩也很暴力，但雌性會團結在一起，以控​​製過於好鬥的雄性。與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不會殺害自己物種的成員。它們還有大量的性生活，這為它們贏得了“自由戀愛”的名聲。

理查德·朗漢姆說：“我開始認為，在倭黑猩猩中，自我馴化是選擇對抗侵略性的最佳方式。”他和布賴恩·黑爾都認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性情差異來源於其各自生活的地方。

黑猩猩在非洲一些食物更匱乏的地區演化而來，在那裡它們不得不與大猩猩爭奪戰利品。倭黑猩猩的演化則是在富饒的剛果盆地。布賴恩·黑爾解釋道，儘管在條件艱難的時期，專制和侵略性具有演化上的優勢，但在一個群體中只有少數個體能獲得大部分資源和繁殖機會的等級結構中，代價可能極其高昂。黑猩猩和狒狒的數據都表明了這一點。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種群有了一種可用的新資源，或者資源變得豐富，那麼侵略性就不再具有優勢。

根據對倭黑猩猩的研究，理查德·朗漢姆將這一想法更進一步，把同樣的理論應用到人類身上。他說：“我已經意識到倭黑猩猩和人類之間有一些相似的特徵，因此人類的自我馴化就具有了一種令人著迷的可能性。”

研究發現，在群體中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最友善的雄性倭黑猩猩。布賴恩·黑爾認為，人類和倭黑猩猩有著相似的過去，在我們的演化過程中，新的生態環境——也許是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水果和動物群更豐富的地區——改變了我們對社會互動的計算，有利於合作。

順境中的朋友

的確，人類比大多數其他物種更善於合作。然而，人類又該如何看待自己犯下的諸如謀殺、種族滅絕和奴役等暴行的能力呢？

當我們變得更加社會化且更有合作性時，我們開始強烈地認同自己的社群。這樣一來，我們對其他人——我們的家人和朋友圈子之外的任何人——都會更有疑心。

“有兩種方法可以組成一個群體，”西班牙國家人類進化研究中心的古神經學家埃米利亞諾·布魯納（Emiliano Bruner）說，“第一種方法是，你可以依賴人們的共同之處，並重視這些相似性。另一種方法則是強調與另一個群體的差異。這兩種策略都可以奏效，但在第一種情況下，你賭的是愛，這通常很困難，因為這需要接受我們之間的差異。在第二種情況下，你賭的是仇恨，不幸的是，這要容易得多！”

正如心理學家所說的那樣，自我馴化給人類的內部群體帶來了凝聚力——我們與自己的小圈子聯繫得更加緊密。但與此同時，這也帶來了更深層次的仇外情緒。“人類常常以意識形態、性別、種族、政治差異或任何能找到的名義組成聯盟，對某些人產生憎恨，”布魯納說，“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社會化物種很容易被操縱。個體需要感覺到他們屬於一個群體，並且他們準備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來進入這個群體。因此，人類常常害怕孤獨。”

偏見是有毒的，可悲的是，人類經常被困在偏見之中。但是根據布賴恩·黑爾的說法，我們傷害和剝削其他人類成員的意願其實根植於更深的心靈深處，而不僅僅是不喜歡他們。相反，這是因為一開始就沒有把他們當作人類看待。

“去人性化”的能力或許是智人最暗黑的品質。我們本能地讓自己看不到那些我們恐懼的人，或者那些可以利用之人的人性。布賴恩·黑爾引用了一些支持他觀點的神經科學研究，“大腦中存在一個可能會抑制同理心的網絡，使我們不再計算那些威脅自己群體的人在想什麼——你不一定會把那些人視為完全的人類，”他推測，“你所用的認知能力可能正是你在與桌子或椅子互動時用到的，這就排除了道德約束。”

如果這一理論成立，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戰爭、奴役和其他人類暴行在大約1.1萬年前的農業革命之後，便開始在日益合作的文明中出現。

布賴恩·黑爾認為，如果用偏見來解釋人類的社會弊病，我們可能會把注意力放在錯誤的問題上。如果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和政​​治家等嘗試用大腦機制來解釋人性缺失的問題，成功的概率可能會大一些。他認為，這樣做甚至有助於緩和美國令人窒息的政治兩極分化。

布賴恩·黑爾並非獨自發明了人類自我馴化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理查德·朗漢姆和該領域其他學者的基礎上。不過，朗漢姆回憶道，黑爾的工作（包括對西伯利亞狐狸、狗和倭黑猩猩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論據，表明友善的人類心理是自然選擇的結果，我們會對熟悉的人更加友好，而對圈子以外的人更有侵略性。（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