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時間過去，美國互聯網行業監管走到了十字路口，新古典自由主義也走到了盡頭。這不像是一場國會聽證會，更像是一場政治批鬥會。Twitter CEO多西、Facebook CEO扎克伯格和谷歌CEO皮查伊，這三位美國最大社交網站的掌舵者周三遠程參加了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

新浪科技鄭峻發自美國矽谷

大選前的政治批鬥會

這不像是一場國會聽證會，更像是一場政治批鬥會。Twitter CEO多西、Facebook CEO扎克伯格和谷歌CEO皮查伊，這三位美國最大社交網站的掌舵者周三遠程參加了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他們面無表情地坐在屏幕前，回應著來自參議員們的質疑和盤問，忍受著來自共和黨人的批評和抨擊。儘管努力試圖保持距離，但他們的社交網站還是不可避免捲入了殘酷的政治鬥爭。

這場聽證會是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持召開的，討論主題是“230免責條款是否助長了科技巨頭們的惡劣行為？”不過，美國大選已經進入倒計時，參議院週一就已經宣布休會，連疫情經濟刺激計劃都不談了。佔據參議院多數席位的共和黨人在這個時候召開聽證會，顯然不是真想討論互聯網平台的監管改革，而是藉機向社交媒體平台施壓。民主黨人明確反對這場出於政治目的的“套路”(Sham)聽證會，認為共和黨人想在大選之前恐嚇互聯網平台。

在總共四個小時的聽證時間裡，多西總計回答了58個問題，扎克伯格回答了49個，而皮查伊只被提問了22次。從問題數量也可以看出，這場聽證會的重心是政治影響力巨大的兩大社交媒體平台。兩黨的關注點更有著明顯差別：共和黨人一共提問了69個關於內容審查的問題，而民主黨人只提到了12次。民主黨人一共問了28個關於虛假信息的問題，共和黨人只提到了7次。

共和黨人對這三大互聯網平台積怨已久。過去幾年，他們一直指責矽谷互聯網公司存在政治立場偏見，在言論審查方面持有雙重標準，對保守派的網絡言論限流、刪除甚至封號。不過，這三大互聯網平台並不認為自己是在內容審查(Censorship)，而稱之為內容審核(Moderation)。他們也解釋了自己的內容審核標準，包括不得傳遞虛假信息，不得煽動暴力仇恨，不得洩露個人隱私等等。

今年夏天，Twitter給特朗普的數條爭議推文打上了“需要進行事實核查”、“煽動暴力”等標籤，甚至進行了折疊隱藏。這位共和黨總統因此大發雷霆，公開宣稱要對Twitter進行報復。相比之下，Facebook在處理特朗普爭議內容方面行動遲鈍，給扎克伯格帶來了不小的輿論壓力。不過，此次點燃共和黨人怒火的導火索則是上週一篇關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兒子涉嫌腐敗的黑料。

這篇爆料文章的信源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內容存在諸多疑點。朱利安尼找到了特朗普盟友默多克旗下的小報《紐約郵報》來發布，諸多主流媒體則拒絕跟進報導。文章上線之後，Twitter和Facebook不約而同選擇了封鎖，阻止這篇可能影響大選結果的爭議報導在自己平台傳播。眼看著可能影響大選結果的負面爆料連續被兩大平台封鎖，共和黨人是怒火中燒。

本場聽證會的最火爆時刻來自德州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的咆哮，他甚至直接對著多西用了“What the hell”這樣的狠話，質疑多西有什麼權力進行內容審查。而在屏幕的另一側，極具個性的多西掛著閃亮的鼻環，留著長長的鬍子，像是一名舊金山街頭走來的傳統嬉皮士。他面無表情向憤怒的共和黨人解釋Twitter平台的內容審核標準，打標籤是因為需要提供更多背景信息，限制拜登兒子的黑料是因為違反了信息隱私政策。

共和黨人並不接受這種解釋，他們更相信是矽谷在幫助拜登當選。即便兩大平台強調自己會依據事實決定是否刪除爭議內容，這種態度也令共和黨人感到不滿。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克李(Mike Lee)直接表示，事實核查也是一種內容審查。在此之前，兩大社交媒體刪除了大量煽動保守派選民的陰謀論內容，包括全平台封殺所有與QAnon陰謀論有關的內容及討論小組。

現在在兩黨議員對社交媒體的監管態度，和兩年前正好相反。2016年始終佔據民調領先的希拉里最後意外爆冷輸掉大選，民主黨人一直認為社交媒體上肆虐的各種陰謀論和政治謠言是一個重要因素，指責Twitter和Facebook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2018年Facebook洩露用戶數據的劍橋分析事件曝光後，扎克伯格在國會兩院參加了總計七個半小時的聽證會，那一次憤怒炮轟社交媒體的則是民主黨人，而共和黨人則幸災樂禍地在一旁打醬油，甚至還有心情替扎克伯格解圍。看重意識形態鬥爭的克魯茲倒是一直都在扮演鷹派角色。

230免責條款面臨修訂

在昨天的聽證會上，多西和扎克伯格都承諾要在未來推動兩個平台的信息算法、審核標準、內容決策更加透明。但這場聽證會就像是過去幾年美國政治混戰的縮影。隨著美國社會日益分裂，社交媒體成為了兩派鬥爭的主要陣地，他們越來越難在左右兩派之間保持著立場平衡。無論他們怎麼做，都會有一方存在不滿。

過去幾年時間，共和黨持續炮轟兩大社交媒體對自己存在偏見和審查過度，而民主黨卻在不斷指責兩大網絡平台在阻止虛假信息與仇恨內容方面做的不夠。過去三年時間，扎克伯格已經是第五次參加國會聽證會了，而多西和皮查伊這也是第三次參加國會聽證。就在下個月，他們還要就平台對選舉相關內容的處理，參加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聽證會。好在因為疫情的關係，這些矽谷億萬富翁可以舒服坐在家裡回答提問，不需要再來回耗費12個小時奔波於東西兩岸。

雖然這次聽證會大部分時間都是共和黨在發洩怒火，真正嚴肅討論修改監管立法的時間並不多，但230條款卻是美國互聯網行業未來無法迴避的關鍵議題。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兩黨爭鬥的核心陣地，修改230條款是兩派政要威脅互聯網巨頭的最有效手段。或許多西和扎克伯格都要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無論此次大選結果如何，這把法律保護傘可能都走到了修改甚至撤銷的時候。

雖然兩黨在絕大部分政策上都針鋒相對，但他們至少在一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1996年《通信規範法》的Section 230條款應該修訂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但他們都希望藉此向互聯網平台施壓，獲得對自己有利的政治輿論結果。共和黨希望阻止互聯網公司對保守派言論的偏見，而民主黨則希望互聯網平台加大力度處理謠言和仇恨言論。

230條款來自互聯網剛剛起步的1995年，起草者是加州和俄勒岡州的兩位議員，次年獲得國會批准。“任何交互式計算機服務的提供商或者用戶不應被視為另一信息內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信息的發布者和發言人。”這個條款實際上包括兩個意思：互聯網公司無須為平台上的第三方信息負責，用戶在平台發布的內容與平台無關；互聯網公司無須為他們善意刪除平台內容的行為負責，他們有權根據審核標準刪除用戶發布的內容。

這條只有短短26個英文單詞的法律條文，給美國互聯網行業的高速發展創造了寬容的監管環境，更為社交媒體的隨後興起鋪平了道路。在過去的24年時間裡，這條法律條文一次次地給互聯網公司保駕護航，在諸多誹謗和欺詐相關訴訟中全身而退。此外，互聯網公司也得以完全按照自身規則來刪除他們認為不妥的內容和賬號，免受用戶的訴訟。

矽谷聖克拉拉大學法學教授戈德曼(Eric Goldman)談到這一條款的重要意義時對新浪科技表示，230條款實際上造就了現代互聯網。但在扶持保護互聯網行業壯大之後，這條免責條款也在不斷遭受批評。過去幾年時間裡，無論是Facebook和Twitter等大互聯網平台，還是4Chan和Gab等小互聯網平台，都充斥著大量的仇恨言論、虛假信息、陰謀論等不當內容，甚至有恐怖分子在社交平台上預告和直播槍擊案件。這些極端內容讓社交媒體承受著比以往更大的監管壓力。

今年關於230免責條款修訂的討論，直接推動者是特朗普總統。今年5月，在Twitter連續給特朗普的爭議推文打標籤之後，特朗普頒布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對230條款的免責保護進行限制。美國司法部隨後出台了230條款修訂的意見草案，幾位共和黨參議員也提出了限制230條款的立法草案，明確提出要把免責條款與互聯網公司的“善意”聯繫起來。潛台詞是，如果互聯網平台存在立場偏見，則可以追訴責任。

民主黨對此有著不同的理解。他們認為互聯網公司，尤其是社交媒體，有責任努力清除平台上的有害信息。如果一周之後民主黨成功奪回國會兩院，那麼他們將在立法程序中佔據主導。230免責條款具體怎麼改，將由民主黨說了算，共和黨參議員目前單方面提出的立法草案也將就此作廢。下一屆國會將如何推進230免責條款的修訂，直接取決於11月3日的大選結果(眾議院全部改選，參議院改選三分之一)。

雖然互聯網巨頭們富可敵國，掌控著美國科技行業，但在執掌政治權力的國會議員面前，三位億萬富翁卻處於被監管者的弱勢地位。扎克伯格選擇了以退為進，支持國會重訂法律；而多西和皮查伊則呼籲議員們謹慎考慮，他們警告撤銷230免責條款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為了規避法律風險，互聯網平台會更加頻繁地審查內容。而且只有大企業才能承受合規與訴訟成本，小互聯網公司會因此不堪重負。

實際上，美國國會已經對230免責條款進行了微調。過去兩年時間，美國國會已經就230條款進行了多次聽證討論。2018年通過的《打擊性販賣行為法》打開了缺口，這條法律明確規定互聯網公司有責任舉報和移除網絡平台上的性販賣(販賣人口用於性剝削)，否則會面臨相關法律的處罰。雖然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內容審核方面立場對立，但他們都認同互聯網平台需要對阿片類藥物等非法藥物銷售以及兒童色情內容承擔責任。這方面的立法得到了跨黨派支持，已經在推進過程中。

新自由主義走到盡頭

無論此次大選結果如何，美國的互聯網行業都已經走到了監管變革的十字路口。除了230免責條款的可能修訂，美國互聯網巨頭還面臨著來自兩黨共同推動的反壟斷調查和訴訟。或許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過去25年時間，美國互聯網行業自由發展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主導美國經濟和互聯網監管的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已經走到了盡頭。

過去幾十年時間，無論兩黨誰上台執政，他們的經濟政策大體抱有近似的理念：放鬆監管，鼓勵競爭，推動全球化，讓市場自己進行調節，讓企業得到最大自由空間。儘管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美國政府在金融領域重新加強了監管，但在互聯網經濟方面卻始終保持著放手發展的立場。放鬆企業的政治捐款限制更是讓經濟權力加快影響到政治領域。

互聯網經濟的崛起是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成功象徵，而230免責條款更是新古典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主持資助研究互聯網技術，之後開放這一領域，刺激私人資本湧入進行商業開發，鼓勵技術創新和創業機遇，造就新的經濟產業和就業機會。雅虎、谷歌、亞馬遜、Facebook等諸多互聯網巨頭都誕生於這一技術熱潮之中，他們幾乎主導了全球所有的國家市場。

二十多年時間過去，互聯網經濟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的領頭羊。幾大互聯網巨頭不僅市值超過萬億美元，年營收超過千億美元，徹底壓倒了所有的傳統行業巨頭，更控制和衝擊著經濟的每個行業。即便在新冠疫情導緻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傳統經濟普遍蕭條，數百萬民眾失業陷入貧困之際，美國互聯網巨頭業績依然保持著穩定增長，科技類股引領著美國股市穩步攀升，超級富豪的個人財富急劇膨脹。

另一方面，互聯網巨頭的社會影響力也令人無法忽視，他們控制著每個網絡用戶的數據，決定著他們所能看到的資訊，潛移默化影響著政治輿論。社交媒體在保護言論自由的旗幟下，長期無視放任平台上的極端、反智、仇恨內容，更是間接刺激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舞台的抬頭。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各種反對口罩和疫情管控的網絡輿論在社交網絡上氾濫，甚至比爾蓋茨和福奇博士都被陰謀化成為了邪惡化身。

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特朗普上台，本身就是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失敗，導緻美國社會經濟不平衡加劇的苦果。2016年他的意外當選，主要歸功於五大湖區鐵鏽地帶藍領階層的集體轉向，才推動特朗普在普選票差距懸殊的情況下通過選舉人票制度當選。這些選民在經濟全球化、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成為了被拋棄冷落的經濟弱勢群體。而不受管制的互聯網則讓這些群體更容易接受排外仇恨和反智陰謀論。

在他當選之後，特朗普也不遺餘力地推出貿易保護主義，通過行政干預措施，試圖改變全球化進程，穩固自己的選民基本盤。打擊互聯網巨頭也是他轉移矛盾的主要手段，特朗普一直不遺餘力地強調，電商巨頭亞馬遜要為美國傳統零售業陷入蕭條負責。

一個明顯的趨勢是，2016年美國大選正是美國互聯網行業監管環境的一個分水嶺。正是那次大選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讓社會開始關注社交媒體在政治輿論形成方面的影響力，尤其是虛假信息和仇恨內容給社會帶來的巨大破壞力。特朗普與保守派對谷歌、亞馬遜、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的敵視態度，更是科技巨頭反壟斷監管大潮的直接推動力。

一周之後，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贏得大選，是右翼保守民族主義還是中左翼改良主義上台，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都會繼續和新古典自由主義漸行漸遠。雖然兩派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但在互聯網巨頭的監管問題上，他們卻有著相同的立場：打擊壟斷行為，加強言論審核，不能再讓市場自己做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