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很多人相信自己是命運的主宰，但最新研究揭示人類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響，現在我們有可能破譯每個人的遺傳密碼，由32個DNA“字母”組成的序列，構成了我們大腦和身體的藍圖。

該DNA序列揭示了我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具有嚴重的生物傾向，意味著我們可能傾向於發展一種特定的屬性或者特徵。研究表明，基因可能不僅會影響我們的身高、眼睛顏色或者體重，還會影響我們心理健康、壽命、智力和衝動性。這些特徵以不同程度被寫入人體基因中——有時是數千個基因協同工作。

多數基因引導嬰兒大腦迴路在子宮中如何形成以及如何發揮作用，目前我們可以觀察嬰兒大腦的發育過程，甚至是出生前20週。他們大腦中的迴路變化與導致自閉症譜系障礙和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的基因密切相關，這些大腦回程變化甚至有可能使胎兒出生幾十年後才出現某些疾病：雙相情感障礙、重度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

我們經常面臨著這樣一種狀況——複雜的行為傾向與大腦意識密切相關，其中包括：我們選擇的宗教、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甚至我們如何營造自己的朋友圈。

先天性因素和後天性變化結合

除了受人類DNA影響，人類的行為特徵還受其他方式影響，並且世代遺傳下來。“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是一種相對較新的科學領域，可以揭示先天性因素和後天性變化是如何交織結合，表觀遺傳學關注的不是基因自身變化，而是生活體驗對基因貼上的“標籤”，這些標籤改變了我們基因的表達方式。

2014年，一項研究觀察了老鼠的表觀遺傳變化，老鼠喜歡櫻桃的甜味，所以當氣味到達它們的鼻子時，大腦中的一個愉悅區域會被激活，促使它們四處奔跑尋找食物。研究人員決定將這種氣味與輕微的電擊相結合，老鼠大腦的這個愉悅區域很快被“凍結”。

該研究發現，這種新記憶會世代遺傳，老鼠孫子輩們會害怕櫻桃，儘管它們未體驗電擊，祖父的精子DNA改變了形狀，基因留下了該痛苦經歷藍圖。

這是一項正在進行的研究，屬於新穎的科學範疇，因此關於這些機制如何應用於人類的問題仍然存在。但初步結果表明，表觀遺傳變化會影響遭受過嚴重創傷事件的受害者後代。

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內戰囚犯的子女在40多歲時的死亡率比普通人群高11%，另一項小範圍研究顯示，二戰大屠殺倖存者和他們的子女的皮質醇指數與基因表觀遺傳變化密切相關，皮質醇是一種與壓力反應有關的激素。該情況非常複雜，但研究結果表明，二戰大屠殺倖存者後代子女皮質醇指數越高，就更容易患焦慮症。

我們擁有自主意識的空間嗎？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生活是由與生俱來的大腦組織、父母遺傳的DNA、祖父母遺傳給我們的“記憶”所決定的。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大腦意識還有改變的餘地，正如我們所知，神經細胞之間形成新的連接，隨著新技能練習或者學習放鬆，這些神經細胞連接會進一步增強，所學知識也會鞏固為記憶。如果記憶被反复訪問，就會成為大腦中電信號的默認路徑，這意味著學習產生的行為將變成習性。

以人們騎自行車為例，我們出生時並不知道如何騎自行車，但在少年時通過不斷練習和失誤，在練習過程中發生一些小碰撞，逐漸學會瞭如何騎自行車。我們在認知和導航方向也存在著自主意識，當我們在周圍環境走動時，會建立並加強大腦神經連接，形成我們對周圍環境的感知記憶。

“優雅的機器”

2019年出版的一本書名為《探索科學的命運》，研究涉及到生活中最大的秘密之一：我們個人選擇能力。

書中提及人們可將自己視為“優雅的機器”，外界環境的信息輸入，在人體獨特大腦中進行處理，然後產生人類行為。然而，我們許多人可能不希望放棄成為自由代理人的想法，生物決定論認為人類的行為完全是天生的，這確實讓人感到緊張。令人髮指的是，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那些殘忍行為是在無人阻止下進行的，這會使人們感到更加恐懼，即這些殘忍行為可能再次發生。

或許，我們認為自己的思維意識不受基因限制，影響個性化的生物學特徵能更好地集中我們的力量，利用我們的集體認知能力將世界變得更美好。（葉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