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郵報》近日聲稱從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之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個人筆記本電腦上，獲取了大量電子郵件和照片，並據此刊發了一篇報導。該報導聚焦於拜登與烏克蘭能源公司Burisma之間的關係，這也是喬·拜登在總統競選期間多次遭到政治攻擊的重要原因。其他媒體的記者對這些指控及其可信度提出質疑。隨後，多家社交媒體公司也介入此事。

在《紐約郵報》的報導刊發後，Facebook以需要平台合作夥伴對此進行實施核查為由，減少了這篇文章的曝光率。Twitter則乾脆取消了所有指向這篇文章的鏈接，原因是該文使用了黑客竊取的信息，違反了社區政策。

這兩大網站最近幾個月都出台了更加嚴格的內容審核規定。例如，他們都在上週封殺了否認猶太大屠殺的帖子。不過，直接“封殺”知名媒體的調查新聞，仍然比較罕見。因此，這些“封殺”行為本身也很快引發廣泛關注。

此事非常複雜，所有涉事人員似乎都有污點。但它也充分暴露了政治話語、社交媒體以及互聯網信息傳播等更為宏大的問題。

1.《紐約郵報》的報導發出了極其危險的信號。這些文件的來源值得懷疑，甚至懷有政治動機，特別是特朗普的律師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他與一名被控干預選舉的俄羅斯特工有聯繫。雖然負面調查新聞對共和黨人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而且也並不只針對共和黨進行，但所謂的拜登郵件有可能是被篡改過的，這些信息的來源可能也不太正當，並不是撿到一台丟失的筆記本那麼簡單。這甚至有可能是為乾預美國大選而精心設計的。

2.俄羅斯特工利用社交媒體和民主黨內部洩露的信息干預了2016年的總統大選，最終幫助特朗普成功當選。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件可能是由俄羅斯政府資助的黑客曝光的，俄羅斯互聯網研究機構（Russian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也創建了自稱代表美國活動人士的Facebook和Twitter賬戶。社交媒體當時因為沒有採取應對措施而廣受指責。如果他們此次不盡快響應，也有可能因為縱容《紐約郵報》的文章而再遭炮轟。Facebook的處境尤其尷尬：CrowdTangle的數據顯示，這篇報導在該平台上尤其受歡迎。

3.Facebook和Twitter對網絡輿論的影響力之大令人不安。根據各自的政策，這兩個平台可以合理地“封殺”大量影響巨大、備受尊重的調查新聞。目前尚不清楚Facebook的事實審核員如何核查這樣一篇由單一新聞機構基於其獲取的私人文件撰寫的報導。事實上，許多媒體的獲獎報導也是基於切爾西·曼寧（Chelsea Manning）和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提供的“被黑客竊取”的文件撰寫的。

4.Twitter和Facebook有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撐腰。社交媒體平台幾乎肯定有合法的權利封殺這篇報導——甚至可以“封殺”整個《紐約郵報》。第一修正案允許網站不發表他們不喜歡的言論，除非有反壟斷指控等特殊情況存在，但此事顯然不屬於這種例外情況。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認為，“封殺”一篇對拜登不利的文章是對選舉的干預，但這種說法有些牽強。

5.合法性並非此事唯一適用的標準。非政府企業的政策會對人們的生活產生許多實質性影響，而對於很多用戶來說，社交媒體幾乎等同於互聯網。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討論的不是Facebook和Twitter是否可以“封殺”《紐約郵報》的這篇文章，而是這樣做是否對用戶、記者、民主和網絡本身有好處。

6.Facebook的“封殺”行為並不符合它的虛假信息清理政策。該平台經常對虛假信息進行降級處理，但它此次卻在進行事實核查之前，就先發製人地減少了《紐約郵報》那篇文章的曝光率。雖然該公司聲稱那篇報導將接受第三方事實核查，但截至本文發表，Facebook並沒有給那篇報導貼上事實核查標籤。

7.Twitter至少給出了更明確的解釋。該網站禁止發布被黑客竊取的信息，它以前也曾使用這些規定來“封殺”鏈接。該公司還禁止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從筆記本電腦上複製他人的個人文件。Twitter隨後對“封殺”決定進行解釋，稱那篇文章中包含了“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等個人和隱私信息，因此違反了我們的規定。”

8.目前還不清楚“封殺”決策會對特朗普和拜登的競選產生什麼實際影響。許多人認為這會適得其反，給文章貢獻更多的曝光率，但很難判斷人們是否會真正了解那篇報導中揭露的負面消息。這或許只會增加普通共和黨人對社交媒體的不信任，也有可能迅速淹沒在競選期間的海量新聞報導中。

9.此事事關平台權力。如果Facebook和Twitter不是互聯網時代的全球傳聲筒，我們確實可以簡單地將其視作制定了特殊社區標準的普通網站——如果你不喜歡它們，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閱讀《紐約郵報》的文章。可事實並非如此。

10.人們曾試圖建立替代方案，但問題並未解決。雖然出現了Parler和Gab這樣的小平台，但他們的發展方向卻令人沮喪：他們的內容審查狀況十分糟糕，似乎退化成了專門用來吐槽Twitter和Facebook的地方。像Mastodon這種去中心化的分散系統雖然很吸引人，但也比集中管理的社交網絡更令人困惑。

11.此事可能成為一個不好的先例。單純依靠Facebook和Twitter將美國從虛假信息或宣傳中拯救出來，會強化這樣一種觀念：應該為少數公司賦予幾乎絕對的權力，使之可以控制人們在公開和私下場合表達的想法。顯然，Twitter的“封殺”措施不僅禁止人們公開發布該鏈接，還禁止通過私信分享該鏈接。對於互聯網這個茫茫大海般的信息來源來說，如果只是某個論壇制定這種規定，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隨著這幾個平台越來越強大，後果似乎越來越可怕。

12.誠信而優秀的記者也可能發布虛假信息。傳統上，如果一家媒體出現報導錯誤或引用了不良消息來源，會由其他記者、行業專家或掌握第一手資料的知情人士負責揭露。但社交媒體公司不具備這些先決條件，而內容審核制度也無法提供新的信息來幫助讀者做出判斷，只會單純地壓制原始報導。這會從根本上破壞正常的新聞報導程序。

13.常規新聞采寫程序在網上未必有效。注意力是現代媒體的“硬通貨”。當你揭露某篇文章內容失實時，其實仍在變相傳播其最初的觀點。如果人們不相信你的揭露性文章，那麼無論這篇原始報導的內容是真是假，都會增強人們對原始報導的信任。專家認為，正是因為存在這種傳播模式，才導致了比拜登/ Burisma這篇報導更離奇、更不可信的內容得到廣泛傳播。

14.有人認為所有的新聞報導都同樣可信，這種想法很幼稚。不管Facebook和Twitter在這方面的決定是否正確，審查員通常都有理由在客觀標準之外，根據新聞報導的可信度、出版機構的歷史記錄或其他因素做出主觀判斷。

15.社交媒體審核措施是應對整體性制度失靈的權宜之計。儘管存在上述問題，但有的時候，社交媒體審核似乎是當下的唯一選擇。《紐約郵報》的報導讓許多評論人士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郵件服務器引發的爭議。那起醜聞算不上太嚴重，但傳統的報導程序（以及政客和聯邦調查局的推波助瀾）卻把它誇張到噩夢般的程度。理想情況下，應該通過新聞媒體、政府機構和其他值得信任的政治領袖來質疑各種陰謀論，從而抑制這類虛假信息的傳播，但這些機構現在都缺乏足夠的公信力來展開有效的反駁。

當其他措施逐漸失效時，人們寄望於Facebook或Twitter以一己之力進行干預就不足為奇了。不幸的是，這些平台並不會因為被人寄予厚望就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終極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