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派”扎克伯格:遠離矽谷,靠近特朗普?
2020年,全球大流行、公司內部的反種族歧視抗議、選舉的兩極分化以及各州和聯邦政府對反壟斷和隱私的調查帶來的持續威脅等等,讓Facebook深陷混亂之中。從5月到8月之間,媒體獲取了Facebook會議和小組的16份錄音和數十個內部帖子與截圖。錄音包括該公司的每週問答,“FYI Live”會議等等。
從扎克伯格的每週回答到雪莉·桑德伯格與實習生召開的年度問答會議,這些錄音記錄下一家試圖將想法圍繞在自身周圍的公司。
扎克伯格在7月31日的問答會上承認,內部批評、公司史上最大規模的廣告主抗議以及全球選舉官員的威脅等等,讓Facebook以受損的品牌形象結束了多難的2020年夏季。
他說:“上半年結束之際,我們的品牌比危機之初面臨更大困難。”
擁有數万員工和超過30億用戶的紮克伯格,如今發現自己正受到四面八方的壓力。在公司內部,他的每週問答會經常充斥著憤怒和不滿情緒。整個夏天,扎克伯格不斷面臨著人們對公司與特朗普總統友好關係的質問;對保守派政策主管喬爾·卡普蘭影響力的質問;以及平台上白人至上主義組織興起的質問。
谷歌在一系列洩密事件後,於2019年終止了每週的員工大會。但在Facebook,員工大會仍在繼續。
今年年初,死於警察之手的喬治·弗洛伊德、布雷娜·泰勒以及其他死於警察之手的黑人,再加上6月份再次席捲全國的“黑人命也是命”運動,觸動了Facebook的員工,他們開始質疑自己的工作究竟有沒有加劇種族不平等。在扎克伯格決定不刪除特朗普總統的爭議帖之後,公司員工發起了Facebook歷史上的首次虛擬罷工。
對參與其中的員工而言,這次罷工標誌著公眾對Facebook權力與責任的質疑。儘管Facebook的最憤怒員工的評論偶爾會登上媒體,但內部提出的問題卻是一片混亂:有批評公司內容政策和執行方式的,有對不斷壯大的競爭對手的擔憂,還有一堆和公司採取遠程工作模式以及這種工作方式會如何影響員工職業生涯有關的問題。
即便如此,其他員工面對數月的衝突,提問說,他們是否可以逃離大流行,逃離這一切。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與世隔絕的Facebook之城嗎?在7月31日的問答會之前,一名員工提問說。比如,買下一座小島,大家都搬到那個島上工作?
扎克伯格大聲地朗讀了這個問題,然後輕輕地笑了。
“我的天,從長期來看,我覺得這可能不太好,”他回答說,“我相信,與社會其他人保持接觸是一件好事。”
六月: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紛爭
2020年,把Facebook攪得翻天覆地的帖子始於Twitter。
事情發生在5月29日。隨著針對喬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議在明尼阿波利斯快速蔓延,特朗普總統在Twitter上發布了那條臭名昭著的內容,其中寫道:“……敢搶劫就敢開槍……”這條推文也被發佈到總統的Facebook頁面上。
經過一整天激烈的內部辯論,扎克伯格做出最後的決定:把帖子留下,並在公開聲明中辯稱,公民有權利知道他們的國家是否計劃對他們採取軍事行動。特朗普總統很高興看到這樣的決定。
但是對於那些相信Facebook的民主化潛力以及讓世界“更開放更互聯”之使命的員工而言,此舉簡直是莫大的背叛。老實說,如果這樣的內容繼續留在我們的平台上,我實在難以相信領導層口中所說的對黑人的支持是發自內心的,一名員工在內部論壇上寫道。
2020年5月26日,明尼阿波利斯抗議人士走上街頭,抗議喬治·弗洛伊德之死。
那週週五,扎克伯格向員工宣布了自己的決定,還告訴大家,他自己也反感總統的言論。但是,作為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他在執行公司的政策之時,需要保持中立。而且,Facebook也似乎沒有縱容總統的一切行為——三週後,Facebook迅速刪除了80個使用了納粹圖像的特朗普競選廣告。只是,在當時,一些Facebook員工直接將扎克伯格的決策視為一種失敗。
“我們希望提供一種對我們的社區有益的產品,而且我也不覺得這與民權相矛盾,”他說。
但不論該公司自己怎麼想,Facebook在執行政策時的教條主義讓部分員工感到不滿。6月1日,數百名遠程工作的員工發起了一場虛擬罷工運動,也是Facebook成立16年來最引人注意的一次集體行動。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員工質疑保守派高管對公司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影響。一系列媒體報導引起了人們對該公司全球公共政策副總裁喬爾·卡普蘭的注意。卡普蘭曾是喬治·W·布什的政策顧問及辦公室副主任。在這些媒體報導中,卡普蘭似乎被妖魔化,總是乾預和阻止Facebook採取看似不利於保守派的行動。
馬克·扎克伯格(左)與喬爾·卡普蘭(右)
6月18日,Facebook的員工問扎克伯格,他們是否可以直接跟卡普蘭對話:很多人覺得,卡普蘭對我們的決策有太多影響。我們是否可以讓他來參與問答環節,以了解他的職責、影響力和價值觀?
扎克伯格說,公司會努力提供有關其政策團隊運作的更多信息。但他也反駁了認為卡普蘭對公司有不當影響的看法,稱公司的政策管理主管莫妮卡·比克特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也有人認為因為他的黨派關係,卡普蘭不稱職,但扎克伯格對此十分反感。
圍繞卡普蘭的爭議突出了Facebook內部日漸增長且看似棘手的鴻溝——日益激進的員工價值觀與廣大普通用戶價值觀之間的鴻溝。
“我想讓人們知道,我們面對的大多數負面情緒其實大多數來自更傾向於保守的人士,他們十分在意審查,”在夏末的會議上,扎克伯格將這樣回答員工。
顯然,同時討好自由派員工和保守派用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就在公司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特朗普的“敢搶劫就敢開槍”的帖子又來火上澆油。在6月份接近尾聲的時候,民權組織聯盟宣布將從7月1日開始號召廣告主抵制Facebook。可口可樂、聯合利華、Verizon和好時都加入了其中。
但是,儘管Facebook也與組織者召開虛擬會議,聽取他們的顧慮,但該公司高管並沒有面臨什麼財務上壓力。數據顯示,Facebook可以承受攻擊,贏得爭論。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抵制是否會造成更大的代價。
七月:Facebook民權審計報告發布
當社區用戶群超過30億人時,對服務社區而言,什麼才是“正確的事”呢?多年來,活動家、議員、學者和記者一直在向Facebook施壓,要求後者為其對公共事務的巨大影響力承擔更多責任。在不恰當的時機下,Facebook想要承擔起責任所面臨的一大挑戰是:一份為期兩年、針對Facebook在民權這件事上的影響力的審計報告。報告發布之際,正值廣告主抵制加速之時。
7月7日,也就是審計報告發布的前一天,Facebook舉行了一次全員大會,討論審計人員的調查結果並回答員工的問題。然而,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都沒有出面。相反,這次回答問題的是負責Facebook政策團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莫妮卡·朵森威爾。
“雖然今天的審計報告並非針對當前的情況,但它確實有助於為一些獨特的工作制定路線圖,解決大多數問題,”朵森威爾在開場白中說。她還說,審計報告對Facebook重新審視自己的政策十分有幫助,但她同時也承認Facebook和審計人員最終還是陷入了僵局。
“在很多方面,他們並不認同我們的政策執行決策,比如選民壓制和煽動暴力等,”朵森威爾說,“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不會輕易改變。”
經過半小時的討論,一些員工開始變得不耐煩。一名員工發帖說,他們一直在為之前的行為做辯解,而不是真正在討論報告的結果以及為了克服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改變。
Facebook的戰略計劃主管阿什利·芬奇則表示,審計報告本身涵蓋了Facebook已經採取的許多行動,希望員工可以仔細閱讀並相應地行動起來。
她說:“請大家如果可以的話,自己認真讀一下這份審計報告……讓我們弄清楚審計人員的要求和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讓我們把這些建議融入到我們的未來計劃中去……只要這些建議與我們試圖做的事情在戰略上相契合。”
同一天,在與實習生的問答環節中,桑德伯格指出,Facebook一直以來為慈善事業籌集了數十億美元;對全球的活動人士來說,Facebook也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我們並沒有因為這些運動而爭功邀賞,”她說,“我們從來沒有。但是,在Me Too運動中勇敢發聲的女性們、在’黑人命個也是命’運動中勇敢發聲的人們,組織女性遊行的勇敢人士們——他們需要這個工具。一切正在發生的都有其理由,而這些以前未曾發生過。”
但是,她還告訴實習生,招聘是她最重要的工作。
“每個人都知道今天是重要的一天,”她說,“我們遭到廣告主的抵制。我們召開了非常重要的民權會議。我們會在明天發布民權審計報告。又一個季度即將結束。很多事情正在發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合適的人與公司一起成長。”
但員工似乎對這樣的邏輯並不買賬。審計報告提出了一個問題:和經常使用該平台威脅抗議人士和破壞選舉合法性信心的特朗普相比,Facebook能否在美國更快地推進民權?高管們也經常被員工問及,扎克伯格與總統之間的關係。
在7月16日的問答環節中,扎克伯格試圖在開場白中平息這些批評。
“我覺得,我應該是這個國家裡最直言不諱的首席執行官了,我在很多事情上跟總統的意見相左,”他說,“不管是移民政策——我覺得這個政策不僅不公平,也不利於我們國家的未來發展。在氣候變化上,我認為退出《巴黎協定》之類的舉動對世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挫折。而對於他的分裂性和煽動性言論,我也認為十分令人反感。”
對於大選,扎克伯格提醒說,隨著競選活動的推進,人們對公司的批評可能會變得更糟。
“我只是認為我們應該全力以赴,”他說,“接下來的幾個月將非常緊張,因為選舉即將到來。”
抵制和競選活動還在繼續。但隨著8月份的帶來,Facebook又在忙著應付另一場新的考驗:即將於7月29日舉行的反壟斷聽證會。
在7月23日的問答環節,扎克伯格用令人放心的口吻告訴員工,提醒他們,自己之前也在國會前作證過,應對這樣的場面,他有信心。他說,Facebook的競爭對手面臨著更顯著的反壟斷問題。他還預測,國會大概會關注其他問題,尤其是內容審查相關的問題以及公司是否偏向保守派等等。
扎克伯格在眾議院司法小組委員會前作證。
第二天,Facebook發布季度財報,財報結果令人稱奇。在疫情和居家隔離令的幫助下,Facebook的產品使用率大漲14%至31.4億人次。廣告收入同比增長11%至186.9億美元。廣告主的抵製絲毫沒有影響到Facebook的業務。
八月:短視頻應用Reels與TikTok
等到8月份,數據表明,Reels可能是Facebook向前進的一種方式。這些短視頻存在於Instagram之內,旨在抑制TikTok的發展勢頭。在每週的問答環節,員工經常問扎克伯格,他對TikTok的發展趨勢,有何對策。
扎克伯格從一開始就在密切關注TikTok。6月份,他告訴員工說,早期,TikTok很難留住用戶。但幾個月後,它的用戶留存率提高迅速。等到今年夏天,TikTok對Facebook的影響越來越明顯。
Facebook的數據科學家在報告中提到,TikTok在印度不能使用之後,該公司產品在該國家的使用率大幅上升。Instagram的日活躍用於增加了9%。扎克伯格雖然明確地跟員工說,自己不希望看到TikTok被禁用。然而,Facebook的數據也實實在在地說明一個事實:禁用TikTok有利於Facebook的短期業務。緊接著,Facebook上的視頻直播達到100億個。再接下來,就是新功能的發布。同時,員工們還在測試另一個新產品Neighborhoods——與競爭對手的社交網絡Nextdoor十分相似。
8月份對Facebook而言,依舊不太平。8月23日,威斯康星州基諾沙發生的警察槍擊事件再次讓Facebook陷入混亂。事件發生後,抗議活動席捲了基諾沙。一名17歲的青年被指控向三名抗議者開槍,造成兩人死亡。在此之前的那個下午,Facebook上有一個3000人的小組自稱是“基諾沙守護者”,他們在Facebook上發起活動,鼓勵大家武裝起來應對抗議活動。
Facebook稱,涉嫌開槍謀殺的青年並未關注該小組頁面,也沒有收到該活動的要求。但有報導指出,Facebook的內容審查人員拒絕了用戶對活動的投訴。作為回應,扎克伯格公開了那週的部分問答環節內容。他說,未能及時刪除該活動是公司外包的內容審核團隊的一次“操作失誤”。
扎克伯格在Facebook上分享的視頻截圖
當Facebook更加側重私人消息和小組時,學者和記者們曾多次提醒把更多對話轉向私人在線空間的危險性。一名從事小組功能的工程師稱,他們發現,小組的推薦算法是平台上最可怕的功能,是“數據勝於理論”的最黑暗證明。
Facebook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已經引起各種擔憂。基諾沙槍擊事件後,這些擔憂全都匯聚成同一種恐懼。種種的問題——內容審核質量、內容政策的不斷變化、渴望保持中立但實則為數據左右的世界觀等等——都最終取決於一個人的判斷:扎克伯格。
對於一些員工而言,這個夏天的一系列事件讓他們選擇辭職。其他人則加倍努力地去應對當下最緊要的任務:防止選舉干預,拔除危險的組織或單純地改善下半年的產品指標。
大多數Facebook員工對自己所在的公司沒有特別的想法。他們看到好的一面,也看到壞的一面;看到可靠的一面,也看到可怕的一面。員工們希望扎克伯格更加果決,政治傾向更激進,而Facebook的用戶們則恰恰相反。結果就是,似乎所有人都很失望。
7月末,有員工問扎克伯格,他對2020年大選準備得如何了?他回答說,自己很擔心。“非常有可能,很多人會走上街頭,最後演變成暴力。”
扎克伯格預言的暴力,比他預期的來得更早。八月還未過去,暴力事件已經發生。然而,儘管公共形象受損, Facebook似乎仍舊屹立未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