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Maya只有21歲，當她離開印度前往美國時，她以為自己終於要逃離極具壓迫性的種姓制度（caste system）。Maya是達利特人，在印度種姓制度中，他們是“不可觸碰者”，俗稱的“賤民”。在獨立之初，印度憲法的奠基人阿倍德卡爾博士（Bhimrao Ramji Ambedkar），就將消滅種姓制度視為一生奮鬥的目標，他起草的憲法規定，此類行徑違憲。

不得不說，在印度獨立70多年後，賤民階層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印度現任總統拉姆·納特·考文德即來自賤民階層，這是印度第二位賤民總統。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同樣出身微寒，他父親在古吉拉特開茶舖，屬於低種姓。

這些政治領袖的出現，足以證明印度在突破種姓制度上的成績，但種姓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依然是印度社會一道顯眼的傷口。即便你遠離印度，但只要身處印度人的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它仍然會無時無刻不提醒你，你其實依然裹足印度，哪怕是在以開放和包容著稱的矽谷。

近年，“印度製造”的世界級管理者幾乎有壟斷矽谷之勢，這個群體被視為印度軟實力的一塊響亮招牌。但在陽光之下，同樣會有陰影。矽谷的種姓歧視，隨著印度族裔的興起，成為陽光無法投射的隱秘地帶。幾十年來，這種無聲的歧視一直隱藏在暗處，賤民因害怕丟飯碗或是簽證而不敢開口。

6月30日，美國加州公平就業和住房部監管機構起訴思科，申訴人是一名印度移民到美國的賤民工程師，他聲稱，受到印裔美國人經理Sundar Iyer和Ramana Kompella的歧視和騷擾，晉升的機會也被剝奪。

不僅僅是思科。根據美國賤民權益組織Equality Labs提供給VICE的數據，在對思科的這起訴訟後，來自谷歌、Facebook、Twitter、戴爾、微軟、蘋果、Netflix、Uber和Lyft以及矽谷其他幾十家公司的250多名達利特人，都站出來表示曾受到高種姓印度人同事的歧視、欺凌、排斥、性騷擾。而這僅僅是因為他們達利特人的身份，而他們的上司是更高種姓。

其中，Facebook有33名達利特員工提起投訴、谷歌有20起、微軟有18起、亞馬遜有14起，而思科還有24起。

將思科告上法庭“你看到了同事間隱秘的社交。他們不想和你一起吃午飯，不會對你微笑，也不會和你講太多話。” Maya說。

保持距離，這是優雅的種族歧視。

針對思科的訴訟顯示，思科的婆羅門經理Sundar Iyer向其他的高種姓同事透露，申訴人之前是通過印度的平權行動才進入到當地的一所頂級的工程院校，而當申訴人與Iyer對峙，並將此事告知思科的人力資源部門時，Iyer便採取了報復行為，剝奪了這位達利特工程師在兩項技術上的領導職務。兩年來，Iyer孤立申訴人，並拒絕給他發獎金和加薪，阻攔他的晉升。

思科人力資源部門也無動於衷，以種姓歧視不違法草草結束此事。另一位被告是Ramana Kompella，他在接替Iyer後，“繼續歧視、騷擾和報復”原告。

雖然美國並沒有針對印度種姓制度的法律，但加州公平就業和住房部監管機構利用美國《民權法案》中的第七條對思科提起訴訟。該法是頒佈於20世紀60年代，是非裔美國人領導的結束壓迫和種族隔離運動的成果。

這起案件最終的結果如何也將影響美國司法制度，尤其是其中對歧視行為的法律認定。

2019年，思科在《財富》雜誌評選的100個最佳多元化工作場所中排名第二。但他們僥倖的忽略了種姓歧視，因為美國並沒有將種姓歧視排斥納入法律當中。而思科在印度的業務當中，種姓問題也沒有出現在該公司多元化的實踐中。它同樣也揭示了印度IT公司無視種姓問題。

在矽谷，印度裔掌控整個團隊的情況並不少見，在這裡，賤民更容易因他們的種姓而受到歧視，職業發展因此止步。據Equality Labs在2018年針對美國種姓的統計報告顯示，67%的賤民稱在工作場所曾遭受不公待遇。

高種姓的印度裔當著有色眼睛，把在印度國內形成的歧視出口到矽谷，賤民“天生懶惰”、“沒有天賦”，他們自己的歧視尋找各種藉口。即便是同事之間的互評，也會給賤民挖坑埋雷，因為來自高種姓同行的評價，有可能會讓賤民失業，甚至簽證被拒。畢竟，在美國的印度裔裡，高種姓的才是大多數，賤民群體是絕對少數，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更加脆弱。

對美國的科技巨頭而言，這是個新問題，因為印度族裔的興起，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而且，也少有公司意識到這個族群的內部問題，因此，矽谷公司幾乎沒有規章制度，來解決種姓問題。多數公司甚至不了解這個問題有多普遍。

種姓歧視在每一家有印度人的公司都存在Maya說：“種姓歧視在每一家有印度人工作的美國公司裡都存在。”而另一位低種姓的印度裔Samir說，他在公司中曾公開反駁過一位高種姓同事關於種姓制度的言論，Samir的種姓因此被曝光。他因此付出代價：考核不理想，再後來被調離美國，貶到印度辦事處。

Maya曾有一名高種姓的印度裔上司，在公司會議上，根本不理會她的建議，直到同事們關注到這些不正常的行為。

曾在微軟工作過的Vijay回憶說，2006年，他加入過一個印度人的電子論壇，該論壇從抨擊平權行動中的保留名額制度到抨擊低種姓人，他們聲稱，低種姓人不送孩子上學，聲稱上層種姓的人在智力工作方面具有基因優勢，而下層種姓的人則擅長體力工作。

Vijay說，一位賤民同事向公司人力資源部門投訴，他們關閉了這個論壇。

印度人並不想讓自己的歧視顯得很明顯，所以，一般不會直接問對方是什麼種姓，但他們會用更微妙的方法來確定。

有時，素食是個參考標準，有時他們覺得僅憑這點並不保險，就會繼續追問：是天生素食者還是後天有意選擇？長期以來，素食與高種姓的純潔性聯繫在一起，因而常常被用來推斷一個人是否是高種姓的因素之一。高種姓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都是素食主義者。

四年前，Mohit被任命為紐約一家跨國公司的高管。在公司午餐會上，他正大口吃著印度烤雞，一位高種姓同事對他不是素食者表示驚訝。但Mohit早就學會瞭如何得體地回答這類問題，“我會吃肉，但我的父母是素食主義者“。Mohit的意思就是在暗示對方，他出生在一個婆羅門家庭。不過這是假話，他是達利特人，他的父母也不是素食主義者，這不過是他為了事業而編造的謊言。

然後他們會問你來自哪個村莊，這也是暴露一個人種姓的關鍵問題。另一種方法則是不經意的拍拍印度裔新同事的後背，看他們是否佩戴著神聖的婆羅門線——“Upanayana“（注：通常印度高種姓在青年時期就開始佩戴）。

雖然大家遭到歧視的情況可能各不相同，但他們在一件事上達成共識，那就是矽谷以及美國普遍存在的種姓歧視問題正在惡化，而不是好轉。

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Shailaja Paik稱，印度古老的種姓制度的現代化表現就像是病毒變異，當世界正在新冠病毒當中掙扎時，種姓制度更像是更危險的弊病，穿越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異。

招牌上的污漬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公司對計算機行業也將迎來千禧年而感到恐慌，一年之內就從印度招聘了近10萬名技術人員。在科技行業內，印度人正在逐步攀升，成為熟練的工程師和編碼員。

但移居美國的印度信息技術專業人員絕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只有少數是達利特。這些印度裔美國人通常受過高等教育，被視為是“模範少數族裔”，平均收入中位數是普通人的兩倍，文化和政治知名度也在不斷提高。他們還填補了美國一些大公司的重大技能缺口。

在矽谷更是如此，印度以科技為重點的教育體係不斷的為這些公司輸送高學歷人才。例如，2019年，超過70%的H1-B簽證都發放給了印度人，這之中的大部分人才都輸送到了矽谷內的科技公司。

矽谷絕大多數由白人男性主導，尤其是那些高級和行政級別的職位。谷歌CEO Sundar Pichai和微軟CEO Satya Na DELL a都是印度裔，他們來自於印度最高的種姓婆羅門。

Satya Nadella（上）和Sundar Pichai（下）

儘管印度移民成功的故事人們聽的津津有味，但印度低種姓人遭受的種姓歧視卻往往被忽視，根深蒂固的偏見依然存在。

雖然印度獨立後就廢除了種姓制度，種姓歧視也被視為犯法，但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並未從人們的觀念中廢除。這一觀念自然也跟隨著移民國外的印度人。

賤民在印度人口數量中的佔比能達到15%以上，但由於他們通常不能獲得與高種姓印度人相同的教育機會，因此來美國的達利特人數量要少得多。

由於美國政府在發放簽證時並不記錄種姓，目前在美國居住的大約300萬印度人中，有多少賤民，並沒有可靠數據。據印第安納大學摩利爾法學院教授Kevin Brown估算，印度來到美國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高種姓的，只有約1%的人是賤民。他說：“如果被印度教徒發現他們是賤民，在美國就會受到歧視。”

然而，在進入矽谷工作之前，在美國印度人之中的種姓歧視就早已存在。Equality Labs在2016年做出的調查顯示，40%的賤民學生表示，曾在美國教育機構中遭到歧視，而來自高種姓的受訪者中只有3%的人遭到了同樣的情況。

行業內的種姓歧視並不僅僅局限於公司。大學中的研究和教學助理職位依靠推薦，也助長了種姓歧視。占主導地位的學者和高級研究人員在招聘時，也會優先考慮和他們同屬同一種姓的申請人。

這種推薦模式在矽谷科技公司當中也一樣，如果由在職員工推薦，那麼就更有可能獲得面試機會。即使繞過推薦程序被錄用，歧視也會隨之而來。

達利特權益活動家Thenmozhi Soundararajan向The Wire表示，賤民員工面對的是跨公司運作的上層種姓網絡，並共享信息。所以，他們擔心的不僅僅是一個人或一家公司的報復，而是擔心這張網會跨越公司，影響到他們的職業前景。Soundararajan說：”這張網在賤民周圍形成了看不見的套索，扼殺了他們在事業中上升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