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外的工業區，坐落著一個有400來號工人、佔地約3000平米的工廠，過去主要生產著手機、耳機、充電器等電子產品。工廠裡有六條生產線和三條打包線，直到五月中旬復工以前，它們整整靜默了兩個月。平常的日子裡，這些流水線一天最多能組裝一萬台手機。

原標題：[深度]在印度的中國手機 “雜牌軍”：今年肯定虧啦，但也見怪不怪

記者：伍洋宇

其中，有約80%是為印度本土手機廠商代工，例如Lava和Micromax，主打400元至500元價位的中低端智能機；其餘是自有品牌，均為百元上下的“雜牌”功能機。

“今年肯定是虧啦。”廣東人陳姐是它的一位中國老闆。僅以代工而言，工廠基本每個月都有50萬~60萬台的訂單，今年的數字“直接砍半”。

從2007年就看上了印度手機市場機會的陳姐，經歷了從國內工廠把手機導入印度市場，以及在印度本地建廠組裝手機的兩個階段。她入行的十三年，也是在印中國手機商人的故事縮影。

只不過，外界普遍對故事的後半段更熟悉。金立、華為、小米、OV等國產品牌陸續打入印度市場，並於大浪淘沙後，各自確立在印度市場的地位。

2020年初，新冠疫情大爆發，印度自三月起採取封鎖令，並多次嚴格化和予以延期；6月底，中印邊境摩擦的背景下，印度政府發布針對中國APP的禁令，信號直觀傳遞到了國民；還有一系列政策都紛紛顯示，印度似乎已不再是當初的淘金之地。

2020兩大坎

今年4月下旬，印度疫情的拐點遲遲未出現，但為了盡快提振經濟，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封鎖期間開始逐漸放開農業、製造業、工程建設等行業。

據報導，5月中旬時幾家中資企業稱復工率都在20%左右，當地主管部門從防疫角度表示最多讓產能恢復到33%。

但這個限制顯然很難恪守。根據政策，陳姐的工廠於5月中旬陸續復工，四個月過去工人到崗約50%，總體產能已恢復至70%-80%。界面新聞記者從另一位接近手機行業人士得知，他所了解的複工水平也在三分之二左右。

“他們（印度）那邊其實管控非常差，但我們還是要靠經濟生存的。”陳姐解釋說，“工人們大部分都是小時工，臨時工不做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養活不了家。”

另外，與國內疫情嚴重時期狀況相似，印度物流水平也大幅下滑，“今年的物流運行很不通暢，以前一票貨兩天就到，現在可能20天才能到。”

在印度從事手機行業的中國商人，今年主要經歷了兩個重大節點：一個是疫情、一個是禁令，兩者從不同維度對其造成影響。疫情的影響更廣泛、長期和根本，包括但不限於產能和物流，禁令的影響雖然不直接，但背後代表的政治因素不確定性更高。

6月29日，印度政府宣布禁用包括TikTok、微信、QQ、新浪微博在內的59款來自中國的手機App，隨後又兩次頒布類似禁令，至此印度政府已禁用224款中國App。

在陳姐看來，無論是功能機還是智能機，App的批量下架都對其生產和銷量沒有直接影響，但對其生意往來產生了間接影響。

疫情封鎖期間，陳姐的客戶本就“沒一個過得來的”，所有交流均從線下轉到線上，而微信等社交App的禁用使其被迫只能使用郵件，大大提高了溝通成本。據她稱，確定一個樣品的時間週期從5天變成了10天，直接翻了兩倍。

當然，拖沓只是降低了溝通效率，問題的根本還是線上溝通本身帶給電子產業從業者的信任障礙。“他們看不到機器，我們又寄不出去樣機，很多東西都是通過視頻和郵件去看，所以對產品也不是特別有信心。”陳姐說，客戶會想，“你給我的是不是如你所說的產品？”

老客戶會繼續給予信任，但關係還不穩定的客戶就會出於謹慎而放棄他們。陳姐估計，這部分人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代工生意在過去每個月都穩定有五六十萬台的訂單，今年已經“直接砍半”。

不過陳姐內心清楚，問題不都在客戶身上，工廠產能和供應鏈跟不上造成的缺貨才是“原罪”。

據澎湃新聞報導，從6月22日起，印度清奈港停止對所有來自中國貨物的清關工作，對所有來自中國貨物100%實施檢查。後於7月1日起，陸續對中國滯留貨物進行清關工作。

陳姐的工廠以組裝工作為主，除了屏幕和芯片大部分從中國台灣和韓國進口，其餘零組件均來自大陸珠三角地區。在國際物流效率已經大幅降低的情況下，上述政策也放慢了其他原材料的補充速度，工廠的接單和交付能力都受到了影響，而清關之後材料陸續到廠，產能跟物流還是無法給予配合。

“坦誠來說，品牌砍單還是有很多因素是我們造成的，主要就是缺屏導致的缺貨。”陳姐說，“第二個就是印度的購買力其實現在還是屬於保守狀態，很多人手上的錢現在不會隨便花。”

“雜牌軍”怎麼打？

據報導，自6月中旬中印邊境發生摩擦後，印度國內開始掀起抵制中國產品熱潮。

儘管目前看來這股熱潮並未持續升溫，但出於對印度政治局面還不明朗的擔心，陳姐已經開始考慮將自有“雜牌”手機這條業務線逐步關停。

印度實行聯邦行政區劃，共有有28個邦、6個聯邦屬地及1個國家首都轄區。在自有品牌上，陳姐在每個邦都有一到兩位代理，像新德里、孟買、金奈等大城市又會單獨找一位代理，這些代理都合作超過十年，兩者之間也沒有賬期，實行現金現貨交易。

代理們通常會去到每個城市專門批發手機、配件的商場，或者是類似於國內三四線城市乃至更低線的鄉村，那裡的小市場也會有自己的雜牌手機店。

因為銷售的都是百元功能機，陳姐的受眾都是消費力普遍偏低的群體，比如農民、臨時工，或是學生、家庭主婦等。

“以前一個月出貨量最多的時候能有七八十萬台，今年的話沒多少了，一個月也就萬把台。”陳姐稱，今年代理紛紛對她表示這些貨不那麼好賣了。

對此，陳姐的選擇是“保守”，沒有再大批量生產，而是陸續把囤貨出掉。“整個市場狀態其實很不明朗，而我們要重新回到這個市場也很快，因為我​​們本身就有一些渠道，所以還是打算以觀望為主。”

她認為，現在手機確實還在正常賣，“（但）後期它（印度本地）對我們的貨物，包括對國產品牌會不會採取其他壓制措施，這些目前還都不好說。”

事實上，在雜牌手機之外，小米、OPPO、vivo等國產品牌在印度也有自己的困擾。

據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公佈的數據，由於疫情的影響，印度第二季度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了48%，為近十年來最大跌幅。第二季度，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為1730萬部，遠低於此前一季度的3350萬部和2019年第一季度的3300萬部。

印度政府對手機銷售採取的強制措施是造成此次銷量暴跌的主要原因。今年三月至五月份下旬，印度政府將智能手機歸納到非必需品/非必要商品當中，在線下商店以及亞馬遜和Flipkart在內的電商平台上都禁止銷售手機等商品。

受此影響，小米、vivo、三星、OPPO、Realme作為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前五名廠商，Q2出貨量同比分別下降48%、36%、60%、27%、35%。

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CMA）秘書長楊述成對界面新聞分析稱，目前中國工廠和中國企業在印度的困擾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如果職工出現感染情況，企業要採取大力的防範措施並治療職工；其次，在印度政府還未有相關優惠政策出台前，其所受房租水電成本難以下降；再者，由於政策限制，技術和管理人員的出差交通成問題；此外，物流不僅效率下降，成本也增加了一到兩倍。

儘管國產品牌面臨的危機更加嚴峻，但與雜牌手機不同的是，這些品牌仍然可以通過線上渠道爭取穩固銷量。

據海外網綜合多家印媒報導，一加 8 Pro於6月18日在印度版亞馬遜網站開售後，在幾分鐘內顯示售罄。而擅長線上帶動線下並穩居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第一的小米，其中期財報顯示，7月份小米系列手機在印度的日均激活數量已回升到疫情前水平的72%。

這樣的故事便很難發生在陳姐的品牌身上。手機在亞馬遜等電商品台上線有一系列規定門檻，並需要多種證書，其中比較麻煩的是每一款產品都要獲得印度標準局（The Bureau of Indian Standards）也即BIS的認證。

事實上，因為小米、OV等國產品牌的強勢進入，陳姐工廠的利潤從2017年起每一年都在遞減。“他們既有宣傳又有服務，跟我們價格又差不了太多，人家肯定要選他們。”

不過她仍舊表示，“說實話，我其實對他們感到挺驕傲的。”

“最開始就是我們國產雜牌在那邊很風光，到後來印度本土品牌把我們打壓得也很慘。再到後來，OPPO、vivo，加上小米、一加這樣的品牌，高曝光量、高銷售量，在那樣的一個市場上打開自己一條路子，把那些本土品牌打打敗了。”

“覺得國人還是很牛的。”她說。

印度還有機會嗎？

2007年到印度做手機生意的時候，陳姐還是從深圳橫崗進貨——都是一些山寨品牌手機——再把貨賣到印度。

從業者們回憶，那個時候印度這片市場還未被國產品牌主導，正是以深圳公司出品為代表、山寨盛行的時候。

但這個情況很快被逆轉了。2008年12月，報導稱印度政府以安全考慮為由，已通知其海關部門，要求所有進口手機必須申報IMEI號。

IMEI號是在GSM網絡中用來識別手機的設備唯一號，當手機被盜時，運營商可以根據IMEI號禁止該手機的正常使用。每一部手機與一個IMEI號彼此對應，但山寨手機基本都沒有IMEI號，或大量使用同一個IMEI號。這被當時的印度電話協會（ICA）主席Pankaj Mohindroo視為“使得跟踪手機變得非常困難”。

儘管理由完全正當且成立，但在許多人看來，雜牌手機侵占了正規手機廠商大量市場份額，此舉同時也“掃蕩”了風光一時的中國雜牌手機，致其從2009年起走入下坡路，印度本土手機品牌漸漸崛起。

再後來，以金立為代表的國產正規軍打入印度市場，接踵而至的還有聯想、OPPO、vivo、小米等。根據市場調查機構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的市佔率達18%，相比幾年前的4%巨幅上升；而印度本土品牌的市場份額則從前一年的48 %降至2015年的43%。

中途的2014年9月，印度莫迪政府提出“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計劃，開始使用各種措施將製造業向印度本土轉移。其中最重要的是移動設備相關的關稅上升，以充電寶、數據線等手機配件為例，在印度有工廠則關稅為1%，如果沒有則稅率達29.441%。

據《中國經濟周刊》報導，金立、vivo、聯想、華為、小米隨後陸續公佈了數額巨大的印度建廠計劃，並逐一落實。事實上，陳姐的工廠也是在這個節點前後投資建立的。

在這之後，中國品牌在印度的增長態勢更一發不可收拾。僅是從2015年至2016年的一年時間，印度本土四大“奶牛”國產手機廠商（四家公司的英文首字母組合是MILK）中，Karbonn和Intex都相繼在智能手機市場中聲勢漸弱，只剩下步履維艱的Micromax和Lava。Counterpoint數據顯示，這一年四大印度本土品牌在智能手機市場（不包括功能機）的市佔率之和僅為3%。

一邊倒的局面再未間斷，截至今年二季度，Canalys數據顯示中國品牌智能手機在印度擁有近80%市場份額。銷量前四名排行榜中，中國品牌佔了三席，分別是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的小米、vivo和OPPO。

但在疫情和政治兩方影響加持下，中國資本和中國企業接下來在印度的征途將暫時打上一個問號。

據IT時報，今年4月1日，印度國家電子信息技術部起草的《印度大型電子製造業的生產掛鉤獎勵計劃（PLI計劃） 》發布，印度將在未來5年，共支出超過4000億盧比以激勵包括智能手機在內的電子製造業發展。

截至7月31日該計劃的申請期結束，已獲批的外國企業有三星電子、富士康旗下的兩家工廠及緯創、和碩，在印度建廠的小米、OPPO、vivo等均未入圍。在9月7日印度政府批准的一系列手機廠商的出口申請中，也未有中國手機品牌的身影。

今年4月17日，印度商工部突然修改了FDI政策中的第3.3.1條款，以防止疫情期間資產被投機性抄底收購為由，將所有直接或間接來自印度陸地鄰國的投資從之前大部分行業適用的“自動審批路徑”改為“政府審批路徑”。

該修正條例將影響中國公司、在境外的中國人實際控制的公司以及中國資本等中國投資方，直接限制了中國資金流入印度。

事實上，印度本土品牌或許也在伺機找回在智能手機市場失落的土地。

今年7月，印度第一大電信運營商Jio宣布聯手谷歌開發入門級智能手機。報導稱，該智能手機將同時兼容4G和5G，並運行谷歌的Android操作系統。

Canalys分析師Rushabh Doshi對此表示：“從歷史來看，信實（Jio所屬集團）將以更低的價格搶占其他品牌的生意，對低端智能手機市場構成威脅。”

親歷前述一切的陳姐，也在國內聽說了印度上半年所傳出的消息。對於Jio與穀歌宣布聯手一事，她表示，一方面這款手機所有元器件最後可能還是要從中國進口，另一方面其打法也趕不上中國品牌。“這種事情隔幾年就要來一次，我們都見怪不怪。”

因為疫情，以往每年都要飛去印度近二十次的陳姐，近一兩年可能都無法親自了解這片市場。但她表示，歷經幾次動盪後，團隊對於在逆風局勢中存活下來已漸漸有了經驗，因而對於印度市場仍保有信心。

“我們在印度賺到了錢，也知道怎麼去應對。”陳姐說，“可能不能像大公司一樣拿那麼多錢去砸（市場），但我們做調整很靈活，賺到利潤就是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