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科學》的一項新研究顯示，未來全球的塑料排放量可能達到5300萬噸，這是聯合國標準（800萬噸）的6.6倍。而新冠疫情期間產生的一次性醫療防護用品（PPE）廢料更加劇了目前的污染情況。研究人員認為，全球塑料產業的轉型是達到塑料清理目標的唯一路徑。

今年2月，海洋亞洲（OceansAsia）的志願者在中國香港的索罟群島（Soko Islands）海灘上發現了衝到岸上的一次性醫療口罩。儘管彼時全球正經歷醫療資源短缺危機，生態系統中卻不乏塑料製醫療防護用品的身影。散落至生態系統的塑料醫療垃圾進一步加劇了塑料污染情況的惡化——上週發表於《科學》（Science）雜誌的新研究顯示，進入地球航道系統中的塑料排放量已達到了近年新高。該研究的作者之一、多倫多大學研究員Stephanie Borrelle表示，2015年時人們認為超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 800萬噸塑料排放量是無法接受的，但2030年全球年度塑料排放量可能達到5300萬噸——這足足超標了6倍多。

觸不可及的清塑目標

多倫多大學環境與進化生物學系的助理教授Chelsea Rochman 帶領一組跨國團隊展開了研究，希望藉此弄明白我們究竟需要投入多少精力，才能將全球塑料污染量降低至800 萬噸以下：團隊首先估算出每年進入水生生態系統（aquatic ecosystems）的塑料排放約為2400 – 3400 萬噸。隨後，他們根據目前的塑料污染應對策略建立模型，預測未來的塑料污染情況。塑料污染應對策略包括三部分：降低廢塑料產量（包括禁塑令等政策）、加強對現存廢塑料的管理以及繼續清理環境中的塑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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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發現，即便將治理目標根據策略拆解成三個小目標，它們依舊是幾乎難以達成的。更何況想要完成它們也不是件容易事：首先，需要將全球塑料產量減小25 – 40%；同時，將塑料的回收管理水平應提高60%；此外，環境中的塑料排放清理水平還得增加40%。我們可以把這些數字轉換成更直觀的人力消耗——“要想將清理水平提升40%，至少需要消耗10 億人力——這是海洋保育協會2019 年投入國際海岸清潔人力的660 倍。”

疫情期間的塑料經濟學

更加令人擔憂的是，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塑料污染的治理變得難上加難。自疫情發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出台隔離政策，人們的出行減少，對石油的需求也隨之降低。石油需求的下跌導致了供需差異的增長。其中一個後果是：新塑料的生產成本要比舊塑料的回收再生成本更低了——極低的成本誘惑促使各國通過石油原料生產新的塑料（virgin plastic）來製作醫療防護用品。

與此同時，全球對塑料製品的需求急速上升。根據中國疫情期間的數據，今年二月我國每天生產的一次性口罩就達到了1.16 億個，《紐約時報》稱這是疫情前醫療口罩產量的12 倍。醫療塑料垃圾的產出也隨之上升——在今年的疫情峰值期間，武漢的醫療系統每天都能產出240 多噸的一次性塑料製醫療垃圾。

此外，疫情帶來的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提高了塑料需求量。在新加坡為期八週的隔離生活中，人們對於外送服務的需求急劇增長。在這期間產生的塑料垃圾，包括食物外賣的塑料包裝、送貨上門的日用品包裝袋等，造成了整個城市共計1400 噸塑料垃圾增量。根據商業分析網站BusinessWire 的報告，疫情期間全球塑料包裝市場規模估值將從2019 年的9092 億美元增長到2021 年的10126 億美元。

為了盡快處理數量過多的塑料醫療垃圾，疫情期間出現了許多廢塑料處理的不當策略，如移動式焚燒，直接填埋或就地焚燒等等。然而，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2020 年的報告，即便只有1% 的口罩經過不當處理，都可能產生質量高達30 到40 噸的塑料垃圾，這些垃圾可能隨風飄散至地球的各個角落。例如前文提到的在中國香港海灘上發現了疫情相關的塑料垃圾，這在全球範圍內這很可能不是孤例。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面對嚴重的塑料污染現狀，要想扭轉局勢，唯有推動整個塑料產業的轉型。Chelsea Rochman 表示：“在無法一鍵關停全球塑料生產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將塑料產業轉變為以回收為主導的模式，人們應當重視廢塑料的利用價值。我們必須通過國際合作，通過兩條途徑從根本上改變塑料產業——一條是減少新塑料的生產，另一條是探索回收利用廢塑料的新方法。”

同樣，來自莫納什大學的Tanveer M。Adyel 在《科學》發表通訊文章指出，我們的社會目前迫切需要施行“循環經濟”策略，包括對於對於塑料污染的嚴格管控以及對廢塑料積極回收。企業需要履行他們的社會與環保責任，在限制新塑料的生產和增加舊塑料回收上付出更多的精力。倘若這個社會沒能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共同努力，我們追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可能性將變得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