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韓媒報導，當地時間9月1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下稱“首爾地檢”）正式起訴三星電子副會長、三星集團掌門人李在鎔，指控其涉嫌操縱股票、違反資本市場法和外部審計以及違反信託，並在三星生物製品株式會社（Samsung BioLogics Co Ltd，以下簡稱“三星生物”）IPO期間會計欺詐，從而為李在鎔接班三星集團營造有利環境。

作者權小星

這也是自2017年2月，由於涉及在韓國前總統朴槿惠“閨蜜干政”醜聞期間非法行賄而被起訴後，時隔三年半再次捲入訴訟。

除了李在鎔本人，另有10名三星前高管和在職高管，也因類似的罪名被起訴。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從首爾地檢方面了解到的信息，檢方在起訴書當中表示，李在鎔涉及在2015年針對三星集團旗下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兩家公司的合併過程中，不惜以會計造假的方式造成資產貶值，從而為李在鎔接班營造有利環境，並損害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

其中，檢方指控的重點內容為，李在鎔為了能夠順利完成合併，被指控在2016年三星生物實施規模高達20億美元的IPO前，故意抬高三星生物子公司Samsung Bioepis的股份價值。而根據2016年的三星集團控股數據，第一毛織則持有三星生物46%的股份。

由此，檢方主張李在鎔為了順利完成合併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通過抬高三星生物的估值，進而使李在鎔的資產估值有所提高，並幫助三星集團旗下兩家核心公司的合併，涉嫌的欺詐性會計金額約為4.5萬億韓元。

對於上述指控，第一財經記者聯繫到三星電子方面，對方在給出的一份聲明中僅表示將全面應訴，以維護合法權利；但三星電子方面的一名高管則以個人意見為前提，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疫情復發、韓日貿易爭端持續、經貿形勢不穩定的背景下，對於檢方作出如此決定，我們十分震驚，並感到非常遺憾。”

韓國高麗大學政經學院李國憲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起訴書上的起訴事由，實質上與2017年2月，李在鎔起訴書上的起訴原因基本一致，檢方的聚焦點都是涉及到為了順利完成李在鎔的接班工作，只是當時主要的聚焦點在於非法賄賂，而這一次的重點則轉移到了會計違規。”

2016年，李在鎔因在韓國前總統朴槿惠的“閨蜜干政”醜聞中，特別檢查組提出李在鎔為了在繼承三星的過程中，獲取便利而向崔順實控制的財團捐贈，並以賄賂等多項指控提起公訴，在一審被判決有期徒刑，但在隨後進行的二審中獲緩刑釋放。

此後，調查李在鎔案的韓國最高檢察院特別監察組向韓國最高法院（大法院）上訴，目前正等待最高法院的裁決。

在此背景下，今年1月，由前任大法官、法律專家及學者組成的“三星合規監督委員會”正式成立，並請求最高檢旗下獨立機構“調查審議委員會”就李在鎔案是否應當被起訴進行審議。

李國憲認為，之所以檢方一直抓著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的合併，主要源於三星物產在三星控股體系中所佔據的地位非同一般。

根據三星電子於2018年底公佈的控股結構圖顯示，三星物產共擁有三星生命保險19.47%的股份，前者對於後者持有大股東的地位；而三星生命保險又持有三星電子8.51%的股份，僅次於韓國國民養老基金（國民年金）持有的11%股份，位列第二大股東；若包括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的股份，則三星家族持有三星電子的股份達21%。

“之所以三星電子要採取如此復雜的形式持股，主要源於韓國財閥採用’循環出資’的模式，即一家控股一家，並由處於控股鏈頂端的企業控制其餘子公司的模式，這種模式有利於降低掌門人家族的控股成本，但也具備控股架構易被資本動搖的特徵。”李國憲表示，在三星的控股架構中，三星物產是三星集團控股結構的頂峰，而三星物產的大股東為李健熙，因而檢方會懷疑李在鎔通過將其控股的第一毛織公司的估值提高，以完成在更有利的條件下入股合併。

主要研究企業法的韓國律師朴昌玟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道，在涉及到李在鎔的一些指控中，最核心、且涉及到的量刑最高的一項指控，便是是否為了順利完成繼承，而採取了非法手段，這與韓國國內對於繼承收取高達40~50%的繼承稅有著密切關聯。

不過，一位接近於三星電子方面的韓方知情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自2017年該案爆發以來，一直被檢方不斷傳喚、調查，三星旗下各子公司及部門辦公室被搜查超過50餘次，涉及調查了三星前任或現任員工近110人，不僅引發三星內部認為“針對特定企業”的不滿，而且在韓國司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

6日，韓國三星電子副會長、集團實際控制人李在鎔召開記者會，表示有關三星的許多外部爭議，都源自於繼承的事宜，從今以後，自己將所有的精力投資在提高公司的價值方面，承諾不會再因繼承人問題引發爭議，“我將明確表示，我沒有計劃將公司經營權交由子女繼承。”而在此後進行的“調查審議委員會”上，13名委員中10名委員建議韓國檢方，李在鎔“不應當被起訴”。

上述知情人士提到，即便是涉及到財閥高管的案件，韓國檢方都拖延將近兩年，且韓國最高檢調查審議委員會也曾給出“停止調查”的意見，雖然這項意見不具有強制性，但首爾地檢選擇無視建議實屬罕見。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於此前的指控中李在鎔鋃鐺入獄，本次檢方的起訴書中並未要求逮捕李在鎔，上述人士也認為，由於李在鎔未被逮捕，短期來看對於李在鎔及三星整體的影響較小，“不過，由於類似訴訟最久可能會拖到五年，甚至更久，而目前三星電子在芯片、動力電池等主要業務方面都面臨重要競爭，因而審判的持續，不排除會影響韓國財閥特有決策速度較快的優勢。”

李國憲認為，在“閨蜜干政”醜聞期間，韓國民眾反對朴槿惠的遊行中，關於“清算財閥”、“審判三星”等口號多次出現，側面體現了韓國民眾對於目前財閥體系的不滿，因而李在鎔就任以後的幾年，相比於此前的三星，在社會參與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體化，且更開始重視企業在社會上的形象，這也是韓國的財閥試圖逐步走出以“政商勾結”等負面形象所進行的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