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我國的大學應擔負起追趕世界理論中心的擔子
華為公司創始人、CEO任正非帶隊訪問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東南大學和南京大學。訪問期間,他就基礎研究、產學研結合、科研創新和人才培養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華為為何要搞基礎研究?
信息技術的發展速度太快了,傳統的產學研模式趕不上市場需求的發展速度。因此華為公司也進行了一些基礎理論的研究,大多數是在應用理論的範疇,只有少量的走在世界前面去了。
大學老師的研究是為理想而奮鬥,目標長遠,他們的研究是純理論要素研究。例如,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數學論文,十年後變成5G的“熊熊大火”;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蘇聯科學家彼得·烏菲姆采夫發表的一篇“鑽石切面可以散射無線電波”的論文,20年後美國造出了隱身的F22戰鬥機;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科學院吳仲華教授的三元流動理論對噴氣式發動機的等熵切面計算法,奠基了今天的航空發動機產業;現代化學分子科學的進步,人類合成材料可能由計算機進行分子編輯來完成,這也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技術變化。
華為方舟實驗室(資料圖)
高校的“明燈”照耀著產業,大學老師的純研究看得遠、鑽得深;華為公司的研究實用度強。在我們之間的合作中,你們給我們帶來方向,照亮了我們。華為公司的基礎研究是圍繞商業目的的,比較貼近近期的實用化,我們給你們帶來客戶需求以及行業所面臨的世界級難題,知道這個方程的價值與應用,相互之間都是有益的。合作使我們早一些知曉世界的發展動向,縮短了商品化的時間,我們能超前世界,就會獲得更好的機會。
“校企合作要松耦合,不能強耦合。”
高校的目的是為理想而奮鬥,為好奇而奮鬥;企業是現實主義的,有商業“銅臭”的,強耦合是不會成功的。強耦合互相制約,影響各自的進步。“強耦合你拖著我,我拽著你,你走不到那一步,我也走不到另一步。因此,必須解耦,以鬆散的方式合作。”
“求生欲使我們振奮起來,尋找自救的道路。”
在“燈塔”的照耀下,整個世界都加快了腳步,今天技術與經濟的繁榮與英、美、日、俄、歐洲當年的技術燈塔作用是分不開的。我們要尊重這些國家,尊重作出貢獻的先輩。孔子都過去兩千多年了,我們還不是在尊孔嗎?不管這些專利保護是否已經過期,先賢是值得尊重的。
我們公司也曾想在突進“無人區”後作些貢獻,以回報社會對我們的引導,也想點燃5G這個“燈塔”,但剛剛擦燃“火柴”,美國就一個“大棒”打下來,把我們打昏了,開始還以為我們合規系統出了什麼問題,在反思;結果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打下來,我們才明白美國的一些政治家希望我們死。
求生的慾望使我們振奮起來,尋找自救的道路。無論怎樣,我們永遠不會忌恨美國,那隻是一部分政治家的衝動,不代表美國企業、美國的學校、美國社會。我們仍然要堅持自強、開放的道路不變。你要真正強大起來,就要向一切人學習,包括自己的敵人。
“中國的未來與振興要靠孩子,靠孩子唯有靠教育。”
人類社會的下一個文明是什麼?還會不會產生一個類似汽車、信息產業這樣的產業?我說的“汽車”是泛指,包括飛機、輪船、火車、拖拉機、自行車;“信息產業”也不僅指電子工業、電信互聯網、人工智能。
未來技術世界的不可知,就如一片黑暗中,需要燈塔。點燃未來燈塔的責任無疑是要落在高校上,教育要引領社會前進。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認識它的艱難,應對這種不確定性,除了給科研更多一些自由、對失敗更多一些寬容外,應對不確定性的確定可以從孩子們的教育抓起,中國的未來與振興要靠孩子,靠孩子唯有靠教育。
多辦一些學校,實行差別教育,啟發他們的創新精神,就會一年比一年有信心,一年一年地逼近未來世界的大門。二、三十年後,他們正好為崛起而衝鋒陷陣,他們不是拿著機關槍,而是拿著博士的筆。我今天看見你們這麼多人坐著冷板凳,研究出這麼多理論與技術成果,出了這麼多優秀的人才,我很興奮,相信我們國家在二、三十年以後或者五、六十年之後,一定會大有作為的,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我們需要創新,找到一個一個的機會點。”
我們需要創新,找到一個一個的機會點。如果我們把英國工業革命的指數定為100的話,美國今天是150,我國是70,中國缺的30是原創,原創需要更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沒有原創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房屋、汽車都會飽和的,飽和以後如何發展?不發展,一切社會問題都會產生。
我們公司過去是依托全球化平台,集中精力十幾年攻擊同一個“城牆口”,取得了一點成功。我們過去的理論基地選在美國,十幾年前加大了對英國和歐洲的投入,後來又增加了日本、俄羅斯的投入。美國將我們納入實體清單後,我們把對美國的投資轉移到俄羅斯,加大了俄羅斯的投入,擴大了俄羅斯的科學家隊伍,提升了俄羅斯科學家的工資。
我們希望十年、二十年後,我國的大學擔負起追趕世界理論中心的擔子來。我們國家有幾千年儒家文化的耕讀精神,現在年輕媽媽最大的期望是教育孩子,想學習、想刻苦學習,這都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優良基礎,我們是有希望的,中國是可以有更大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