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麼一段時間，每個月總有那麼幾天，一個個牛皮信封會出現在北醫三院太平間外的一間花店裡。放下信封的人，有的會說是給醫院宋隊的，也有的不說話直接放下東西就轉身離開。花店老闆從來也不會拆開信封，憑手感覺得信封裡裝的是錢，可能是2000，也可能是3000、4000。

▎ 號販子、收保護費的保安、掌控專家預約號的醫院職員、開發搶號軟件的程序員……構成了一個“黃牛”江湖。

一天或者幾天后，就會有個大個子來將信封一併取走，他有時會穿著保安的製服，進來總是說一句“我來取宋隊的東西”。

花店老闆曾經對這件奇怪的事情不滿，打電話給“宋隊”，要求“別往店裡存東西了”，但被警告“別事兒X，這些都跟你沒關係，晚上就叫人拿走”。

這一個每月例行的隱秘交易，一直持續到了2018年9月，“宋隊”宋偉和“大個子”張喜昆雙雙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羈押。而這樣類似黑幫電影的情節，被記錄到了他們的判決書中。

宋偉和張喜昆，是北醫三院的的兩個保安隊長，每月工資6000元左右，扣除社保後到手4500元。向他們送錢的，是“號販子”，也就是醫院掛號處倒賣門診號的“黃牛”，每個月送出1000到3000的保護費，可保平安，不送則會被抓、被驅趕。

判決書顯示，2014年3月至2018年9月期間，共計收取保護費42.2萬餘元，平均每人每月4000元左右，而有的月份，僅僅其中5個號販子就送出15000元。

醫院系統內，和黃牛合作的不僅僅有保安。另一份判決書顯示，空軍總醫院門診部辦公室職員田飛，利用其負責預約掛號工作、掌控特殊專家預約號的職務便利，為黃牛提供幫助，一年半時間，收取好處費56萬元。

黃牛是醫療資源供求不平衡和價格錯配的產物，在北京尤其極端。2016年兩會時，時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表示，每天來北京看病的外地人達13萬，“這還不包括隨同人員”。

也是在2016年，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黃牛”的視頻在微博刷屏：一白衣女子在醫院大廳聲嘶力竭地怒斥黃牛將300元的掛號炒到4500元，醫院與黃牛裡應外合，害得她從外地趕來排了一天隊都沒掛到號。

她在視頻中向周邊的人高喊：“票販子把他們的人全排在前面，我們後邊真正的老百姓不敢吱聲，保安去哪兒了？”

所以，保安到底去哪兒了？

通宵排隊、不被驅趕，

一個號販子能賺多少錢？

由於到北京看病的人很多，所以很多醫院、特別是知名大三甲的專家號都需要提前一天晚上前往掛號處，通宵排隊，這時維持秩序的保安就非常重要。

《北京青年報》2016年曾發表一篇文章，記錄了通宵排隊掛號的過程。

凌晨，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門診樓外，折疊小板凳、裝著水的塑料瓶、塞滿雜物的布袋，組成了一列特殊的替身排隊隊伍。

這個“替身”隊伍的旁邊，有人席地而坐，有人墊著報紙、捲著涼蓆和衣而臥，既有患者和家屬，也有黃牛。

凌晨零點左右，從醫院裡走出兩名保安。保安沿著“長隊”詢問每個排隊“替身”的所有者，熟睡的人紛紛醒了過來認領。

到了40號這兒，老耿響亮地答道：“拴紅帶子的瓶子是我的。”保安聽到後點了點頭，繼續尋找排在後面的患者。

排在第53位的是一個紅色的塑料桶，因為幾次詢問沒有人認領，被保安一腳踢到了隊伍外面。

這個過程中，黃牛是怎麼搶到號的呢？

2010年，一位自稱“北醫三院小保安”的人寫的博客記下了這個過程，他和後來的宋、張應該沒有交集，但這一段記錄可以還原更多場景，也能在一定程度回答，上面那位白衣女子為什麼排了一天的隊也掛不到號。

按他的描述，頭天晚上排隊，是從門診樓大門開始，沿著樓梯繞牆依次排下去，一直排到大門外馬路邊上。一般都用個水瓶啊、袋子啊、凳子啊放在那兒，表示有一個人。為了保證秩序，保安每天晚上八九點登記前三十人的姓名，這樣第二天早上進掛號室的時候，按名字依次進入，就少了很多糾紛了。

號販子是這樣操作的：傍晚的時候放4、5個凳子，這樣不管患者多早來排隊，都佔不了第一的位置。

而且晚上登記的時候，雖然只有4、5個凳子，卻會冒出來十幾個人。

第二天早上進掛號室以前，號販子團伙會在院裡搭訕患者，喊著“要號嗎？專家號！”賣位置。“給100塊錢，他就給你插進他們那十幾個人裡面去”。

這樣幾次操作後，很有可能“不管你來多早，最後掛號的時候前面永遠有30多號人，這些人都是號販子團伙或者號販子團伙賣的位置”。如果剛好只有30個專家號，那麼患者就很有可能掛不到了。

宋、張的判決書中，共計出現了8名號販子證人，通過證言可以一窺這一行當的生態——

證人王某從2012年初開始在北醫三院，他將這份工作定義為“在醫院替人排隊掙錢”，2015年把表弟帶入了行。表弟說他來的原因是，表哥告訴他“在醫院當號販子能掙錢”。表弟還不是一個人來的，他把自己的媳婦兒也帶來一起發展家族事業。

帶著親戚一起來當號販子，這份“工作”究竟有多賺？另一個2015年開始從業的號販子在證言中提到，每月靠倒賣號源能掙到6000-7000元。但這個數字的真實性，還得打個問號。按照每月上交給醫院保安3000元的好處費來看，收入應該不止這個數字。《冰點周刊》2019年的一篇報導中，一位號販子半年時間就轉賣近1000個號，賺了10萬元左右。

對來自農村的號販子（判決書中提到，一位號販子有三個月不在北京，要回老家種麥子、收麥子）來說，應該算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只是，這筆錢賺得也並不輕鬆，比如說保安，就對他們能否做成生意握有生殺大權。

交了保護費，再沒被抓過

不交保護費的下場，很多號販子都嚐過。

“宋隊長一抓自己就掙不到錢了，還經常被送到派出所行政拘留，因此不敢不交錢”，王某這一句話就是號販子乖乖交保護費的邏輯。表弟也是一樣，一開始總是被保安抓，甚至手機都被沒收。直到交了保護費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沒再被抓過”，表弟算了下，每次交3000元，最後一次交了2000元，一共交了26次，共計7.7萬元。

這其中還包括“暴牙”，他在北醫三院的號販子中，有點“頭頭”的意思。他從2013年年底開始當號販子的，很快，在2014年3月，他就通過朋友認識了宋偉，後來聯絡其他號販子一起給交保護費。但2014年10月、11月其因倒賣號源兩次被公安局行政處罰，之後就一直沒向宋偉交保護費，因此總是被保安抓。

於是，2015年3月左右，“暴牙”找到宋偉商談，約定聯絡其他幾位號販子每月給1000元，他自己就不用交了，宋偉同意。同年6月，宋偉要求好處費每人每月漲到3000元，並說有人會和其詳談此事。幾天后張喜昆給他打電話商談漲價的事，“只要每人每月交3000元保護費，他和宋偉就能保證我們不被某醫院的保安抓，並且別的號販子也別想在（這個）醫院幹活”，“暴牙”在供述中說。

交保護費是一件隱秘的事情，在花店作為中介場所之前，給錢的地點多為醫院的廁所、樓道、宋偉的辦公室和醫院外的一個餐館。宋偉很謹慎，不會留下自己的電話和微信，每次收的都是現金。

交了錢之後，號販子能夠獲得三方面的保護。

第一方面，早上進入醫院排隊，不被轟走。

北醫三院的保安隊下設門診保安隊、巡邏隊、特勤保安隊等分隊。真正負責抓、趕號販子的主要是宋偉所在的門診保安隊和張喜昆所在的特勤保安隊。

巡邏隊負責日間巡邏和夜間掛號人員登記工作，每晚8點，他們會按照排隊順序進行登記，如果發現是號販子或號販子僱傭的人員，就會在登記名單上加個星號作為標記。第二天早上6點，宋偉、張喜昆按照登記本開始放人進入掛號大廳。一位巡邏隊保安的證言中提到，他發現宋偉、張喜昆將許多做過星號標記的號販子放進了大廳。

第二方面，被醫院其他保安發現時，特保隊是尚方寶劍。

一位負責醫院南大門秩序的保安稱，如果發現號販子會用對講機通知值班室。而抓、趕號販子一般都是特保隊負責，特保隊隊長是張喜昆。這時，交了保護費的號販子自然能得到“保護”。而那些沒有交費的號販子，他們的照片會被張喜昆拍下，被分發到每個特保隊保安的手中，以作辨認和驅趕。

第三方面，應付檢查時，能第一時間接到通知。

有了保安這頂保護傘，號販子們可以在醫院裡自由出入。而也有些時候，保安也不足以保護他們，比如遇上一些上級部門檢查。但是這些交了費的號販子不用擔心，他們可以第一時間接到張喜昆的通知，及時撤離，躲避檢查。一個號販子在證言中稱，張喜昆有兩個手機號，一個是132開頭，還有一個是171開頭。有幾次為了應付檢查，保安需要清人出場的時候，張喜昆還會用171開頭的手機給他發短信。

黃牛在網上發布的廣告，各大醫院幾乎無所不包。

哪裡有供需不平衡，哪裡就是“黃牛”的江湖

在掛號處通宵排隊，只是黃牛獲得號源的其中一個渠道。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內部人士解決或者搶號軟件刷號，由此，“黃牛”江湖也在向這兩個方面延伸。

一份判決書中提到，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間，被告人田飛利用其在空軍總醫院門診部辦公室負責預約掛號工作、掌控特殊的專家預約號的職務便利，為號販子白某及曾某提供預約專家號掛號的特殊幫助，收取好處費共計人民幣56萬元。

當掛號從線下升級到線上之後，無需醫院內部人士，就可以輔助號販子完成搶號。在2018年的一起案件中，四名被告在廣東揭陽市製作針對“京醫通”掛號平台的搶號軟件，後將軟件以人民幣6000元的價格出售給“號販子”高某，以人民幣5000元的價格出售給“號販子”郭某，同時還為郭某製作了針對空軍總醫院的搶號軟件。

搶號軟件更具體的來說，利用的是高性能的電腦設備和萬兆光纖的網絡端口，這樣的網速比普通市民家中的網速快多了，搶號成功率更高。根據寧波晚報的報導，一位專家上午開放12個號，市裡的公眾健康平台、醫院的微信預約平台、12580和現場掛號，同時開放預約。一位代掛號的黃牛能搶到3張，並稱“你們怎麼可能搶得到？我們要不是有專業人士用搶號軟件搶，也搶不到的。”

哪裡有號源，哪裡就會有黃牛的身影。黃牛的滋生，本質的原因在於市場供需的不平衡，“三甲醫院門庭若市,基層醫院門可羅雀”這樣的狀況不改變，黃牛就不會消失。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2019年兩會期間接受采訪時說，“某種意義上，分級診療制度實現之日，乃是我國醫療體制改革成功之時”，同樣，也是黃牛存在的基礎動搖之時。

另外，黃牛也是價格錯配的產物。婦產科自由職業醫師、沃醫婦產名醫集團聯合創始人龔曉明醫生在專欄文章中談到，“黃牛的存在，其實是醫療服務價格沒有市場化的反映”。就像大家會談論張文宏醫生的普通專家門診掛號費50元太便宜，如果價格提高至應有的水平，就不至於有4000人排隊預約了。

龔曉明認為，過去公立醫院對優質醫生的封閉，對於盤活醫療市場是不利的，只有醫療活動中醫生的解放，才是真正生產力的解放。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讓醫生能光明正大地多點執業。

他舉例自己在協和出門診的時候，醫院規定的掛號費是7塊錢，一個上午對外掛號15個，結果被黃牛炒到了1000元。而當他到私立醫院多點執業，診金是市場定的，“太貴了沒人來找我看，太便宜了要搶號，現在一個號600元是市場調節出來的”，雖然相比7元要貴很多，但卻又比黃牛炒出來的1000元便宜。

鈦媒體作者丨八點健聞